〖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升钉 ——一九四一年纪念鲁迅先生
来源：原载《野草》第3卷第2期,1941年10月15日出版   2019-12-24 10:02:58

　　人死了,一种“盖棺”的仪式是必要的。因为这仪式活人不仅可以用作为分肥的合法根据,也可以用来作为对死者的公开咒骂。虽然这“分肥”者和“咒骂”者所作的盖棺论,并不一定就是“论定”。

　　这仪式用今日流行的名词来说,叫做“开追悼大会”;到了死者“一怀之土”已干的时候,如果觉着还有必要:如觉盖棺的时候或今日以前未利用得尽致,或觉未骂得痛快,就不妨改为“纪念大会”再来一次,二次,三次。但在云南,就一般落后的老百姓所知道的,这仪式却还仅仅是“升钉”。至于升钉以后,那是不在他们仪式之中的。如果有必要,也只在口头上说一说,或保留在记忆之中,决不大举了。就是有仪式,也不过今年和去年一样,由死者的家族写在祭祀表中,每年来个老一套。至于死者愿意不愿意,能不能享受,那是不管的。所以,说来还不失于忠厚,颇合乎我们中国的古礼:“一刀之罪”的原则。

　　至于那盖棺的仪式—一升钉,却不能与日后的祭祀那样简单。因为这是多少带着是非因素的。男人死了,升钉的人物必须是他的家长和族长之类的权威。女人因为本身即是财产的一种所以升钉的人物就必需是她娘家的有权威的重要分子,这与登报声明“遗失”或“作废”差不多。不然,不仅棺不能盖,死者也不能马上享受“入土为安”的幸福。因此,每当一个人死下去,尤其是有相当家产的人死下去,有被选举为升钉先生地位的人,总是要以轻轻的三下钉锤,敲去孝子的三匹红布,或三匹红绸子,甚至还有红缎子的,那是要看死者的家产来决定的。自然,此外还必须有一份证明死者是“寿终正寝”的厚礼。假如死者无嗣而又有家产的话,那升钉先生和孝子就多了。某位升钉先生愿否为某个孝子来证明死者是“寿终正寝”,就要看这个孝子送的礼物是否相称、或能否满足他的欲望而定。不过,这位升钉先生愿意了,也许别位有同等权威,或有相当沾亲带故的关系的先生,又烦言啧啧起来。于是盖棺问题,还得这位孝子去送礼,同时这位孝子把各方面的升钉先生对付好了,也许另外又有孝子出来说话了。总之,弄得死者很长时间不能享受“入土为安”的幸福。

　　不过这都是落后的地方的落后办法。至于文化人那就要忍受文化界流行的待遇了。只要把“民族文学家”的帽子一放在死者头上,不管死者有嗣无嗣,就把这升钉仪式改成追悼大会和纪念大会。同时,不管是张三,李四,或者是“第三种人”,“奴才”和“刽子手”,如果觉着有必要,就立刻摇身一变,或毛遂自荐来充升钉先生和孝子了。好在一跳到什么大会的演讲台上,就不是主席,也是名誉主席。上台以后,曲解死者的意见可以,修改死者的意见也可以,抹杀死者的主张可以,为死者伪造离奇的见解也可以,反正有听者就强迫你听听。总之,把开会的时间占去大部分,让能代死者说两句公道话的人没有时间插嘴,才是最妥当的。按着“公道自在人心”的原则,如果有人想在报纸杂志上说几句公道话吧,那也难得很,因为肯说公道话,能说公道话的报章杂志也不见得多。好在人死者不能复生,决不致再来写“论第三种人”,“奴才”,“刽子手”,自然也不能再来揭露这些“升钉先生”和“孝子”的“别有用心”了。

　　在许多官绅先生的赞扬和恭维声中,我想,鲁迅先生的“赶快埋掉拉倒”,还不失为对付他们的好办法。因为他的真实灵魂已在广大的真实生命中成长着,并发展起来。但却在这些升钉式的追悼大会和纪念大会以外。

　　作者尚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