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献策的策士
来源：原载《野草》第2卷第1、2期,1941年4月1日出版   2019-12-27 11:18:53

　　“学而优则仕”,先圣立下了这条遗训。一向,对于“学”的解释,仿佛只是指做文章,远的且撇开不提,打从明初行科举试八股起,到清末改为策论,做文章以取功名一直被认为是正途。这样一来,“学而优则仕”的意义,就成为文章写好了便去做官。文章之于政治,竟有如是微妙的关系,即非“代圣立言”的我们,其难理解也是当然的事。

　　文章家有一宗本领使他们异于常人,那就是:把一切都当写文章看。于是事情便单纯了。自古以来,我们的文化,国防,政治的一切,——落文士之手,几乎无不以“作文”的手法来讨论和应付。事情尽管是那样,或许尽管需要斟酌许多客观的事实来处理,不过写文章却尽可不顾,尽可凭兴致说,这恐怕就是“代圣立言”的特色。而此中又以策士们表现得最淋漓尽致。

　　谈到策士,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了。他们大致都能写几句文章,说得天花乱坠。至于是非,却多半不屑打理,否则,岂不是太书生气?挟策以干人主,达到本身的目的后,别的何必再管其次,他们善于见风转舵。历史上,春秋战国,尤其是战国,是个空前动乱的时代,策士们应运而生,盛极一时。此后随情况的不同,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出现,但保留着其一贯的作风。

　　据说孔子是圣之时者也。他又是万世师表,可以为天下后世法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咱们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平日受的薰陶浓,所以对时”的观念来得特别清楚,譬如希特勒在西方一得志,欧战一扩大,聪明人便预感到,更确切地说,体验到“现时代的意义,干脆又干脆,日在‘战'的一个字。”要拍案举手而呼道: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这种挟发历史的奥秘的发现,我想不是毫无根据的,当年李鸿章办洋务,纵横捭阖,晚年甚至想利用帝俄,其作风颇类似战国时策士;可惜后来奄奄病榻,竟在俄公使持密约要挟中赍志而终了。对这位先辈或先知的身世,我们时代的论者,该难免有“英雄泪满襟”的怅触吧。

　　希特勒算不算圣人我不敢妄断,但在德国,《我的奋斗》普通是把它当圣经看待的。此刻目前,贵乎知机,当代的策土们来代希翁立言,也许正是他们的机智亦未可知。不过这之间发生了点疑问,照“新的时代意识”,“新的眼光”看,日本人的征劫似乎是理所当然,天与人归的了!更进一步,依先下手为强的道理,既然“战的威力……要取得主动的地位,而积极决定其他一切的内容与外表。”那末,为了将来“七雄争霸”时自己的国际地位计,我们异日赶走强敌后,是不是得继承近卫文膺的衣钵来提倡“大东亚新秩序”呢?关于这,献策的策士没有晓论我们怕是事关军机或天机吧?

　　战国以后,策士们不大走运,至少,不能不在某种化装术的掩护下活动。到现在,漫天烽火,很容易使他们预感到正是运转鸿钧,否极泰来的时会;所以拿多年揣摩西洋典籍的心得运用出来,献上这条“战国策”,但不知今日当政诸公,能否体会这番苦心?不过无论怎样,我对策士们献策的前途是很乐观的,因为目前在战是事实,轰轰的炸弹声振撼着人脆弱的神经,而战国这名词人们都很熟悉,怕以后飞机一响,有人便会下意识地冲口而出:“这乃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附议策士们的创见了!

　　策士们的话是为贤者说法的,对尼采心目中所谓“超人”说才会有效。像我这般平庸而愚昧,听了也等于没有听,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他们的“策”对我也未尝毫无用途:譬如林同济先生的大文在大公报发表前不久,我们考通史,第五问是:“今之国际形势颇有类于我战国时代者,能就以往史实,推断今后发展欤?假如林先生的文章早几天刊出,或以往我也曾把《战国策》拿来揣摩了的话,这题怕不得全分么?在后悔自己疏懒之余,我发觉了它们的另一用途:可以做写“今乎天下……”之类文字的最佳范本而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个,因为在他们震聋发聩的号召下,庸碌如我者,也毕竟发现了现时代和战国时代的一点相同之处:战国时有苏张之流,现在也有。然而几番仔细思索之后,仍然只发现了这一点,真是非常遗憾,也许由于自己始终很平庸,很愚昧所致吧。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一句日本佚名小诗。诗云:虫呵虫呵,难道你叫着,“业”便会尽了么?

　　1941.2.27.嘉定

　　作者赵令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