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李陵与周作人
来源：原载《现代文艺》第3卷第5期,1941年8月25日出版   2019-12-28 09:52:26

　　自从周作人的留恋此地,出席所谓“更生文化座谈会”,被爱国志士所阻击,直到东渡敌国,参加东京的“东亚文化委员会议”,在我们文化界——尤其是文艺界,早已有过劝责,惋惜,鄙弃,愤慨以至于口诛笔伐了。和我们的从希望到绝望,从惋劝到诛伐同时,周作人则从“假装好吃苦茶”,“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化些米面”(见其答胡适之的《苦住庵吟》)到乘桴东渡,醜然媚敌,这距离,是如此鲜明地刻画着一个人的人格的堕落。以过往来估量现在,同样地也可以以现在来推察将来,对于周作人的必将堕入世界上最不干净的一片土上去的事情,是可断言的。不相信吗?那么请看他又一次的“业绩”吧。

　　下面是从一篇关于华北现状的通信里抄摘下来的：——

　　……华北政务委员会”,设有“内务”“财务”“实业”“教育”“治安”“建设”六署及一仆“政务所”。每署设督办一人,署长一人,计内务王逆(指“华北政务委员会长”王揖唐)兼,财务汪时琛,实业王阴秀,教育周作人,建设殷同,治安齐变元,“政务所长”祝惺元。……周作人的任为伪教育总署督办,是“各院校”向敌方提出的希望,不过王揖唐很愿意把持,因此为了一个秘书长的问题,和周作人生出意见,周逆就职没有两天,就托病不出,结果诉到敌人方面去,周胜利了,王揖唐面皮很厚,自然也不以为意。……

　　这是事实的记载,不容我们怀疑,也无须怀疑。以“各院校”向敌方希望之力,使周作人得挤入殷同,齐变元之列,这在他自己或许是一种可喜的“成功吧,更何况还能胜诉了王揖唐?“就职”之后,而又“托病不出”,终于“诉到敌人方面去”,获得“胜利”,对于这种半推半就,撒娇卖俏的媚态与丑态,正如像夜半街头,涂脂抹粉的野妓,所能引起的,业已是愤怒以上的情绪一我们有的只是无限的厌恶而已。

　　记得在最初和友人通信时,他曾以北海牧羝,掘食野鼠的苏武自许,而希望南中人士,勿把他视作胡服椎结,纳首北庭的李陵。可是他却步步堕落,刻刻下流,苏武自然是不愿做也做不成功了,南中人士,于对他绝望之余,便每多发出“李陵总归是“李陵”的喟叹。踏实说来,他自己之以苏武自许,固然可笑,即将其视作李陵,也还是不十分确切的。李陵的亡降匈奴,是出于不得已。他将步卒五千人,与单于的八万骑相值,苦战数日,杀敌数千,射矢皆尽,兵卒无几,最后这才叹口气道:“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在李陵的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死,便是降他未能战死,自然是一大污点。但周作人的情形却是不同的。平津沦陷之初,北平各大学有多少教授和学生在紊乱之中冒险逃出,又有多少教授和学生则在较后的平静的环境之中安然南下更有如吴承仕(检斋)先生及其若干门人们的留居平津一带从事抗敌工作,而吴先生卒以身殉。我们固然不必以吴承仕先生的榜样责周,但留给他从容南下的机会与时间不是很多吗?而且,如果周作人能够听从胡适之先生的劝告而“飘萧一杖天南行?,气节的保全固不必说,在自由中国的土地上的政府与青年,又将有怎样的渥待和爱戴迎候着他呢。

　　其次,当时李陵降匈奴的消息一传到汉,作为他的麾下的陈步乐受责自杀了,为他辩护的太史令司马迁下刑了,而且,不久之后,由于误会,母弟妻子也都伏诛了,陇西士大夫并以李氏为愧了。可是反观现在的周作人,留居北地,辱身媚敌的事实连三接二的演出,而南中的一些匿居堪察加的教授老爷们,还在堂堂国立大学的讲台上以及由所谓学者主办的刊物上,竟用他的“文章”来向青年“示例”,叫青年学习他的“抒情”和“独白”和“温暖的爱”,这之间的幸与不幸的距离,又是怎样的大,而我们的政府和舆论,又是怎样的宽容!

　　然而最重要的是,李陵的留居北地,从历史的记载上看来,是实自知羞愧,未忘汉室的。当昭帝立时,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粲辅政,曾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至匈奴招陵,李陵的回答是“恐再辱”。所谓“再辱”,即自承业已受辱。而在苏武使匈奴时,李陵也曾向武自白,说是“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见武以效死拒绝降敌时,又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而且还“泣下沾衿”。这种自承受辱与自知不义的告白,以及痛苦涕泣的表现,都是李陵的作为一个人的人性的显示。而周作人则最初以苏武自许,又以“老僧始终只是个老僧”为辞,现在却竟然在群丑之中争风吃醋,于敌人之前撒娇卖俏,沾沾自喜于“胜利的获得,等而下之,将来不知道要演出怎样的丑剧,哪里还有什么廉耻与人性可言!前面所引的那段通信里面所说的“面皮很厚,自己也不以为意”的话,不仅仅适于用揖唐,是更可以同样地移用于周作人的。

　　不消说,兵败时不能战死,投降后受敌官爵,李陵诚是一个可鄙弃的人物。但周作人今日的媚态与丑态,实在是远在李陵以下。所谓“白骨无辜铸奸臣”,我们还应该可惜自己的笔墨。

　　批钟(四十一年八月十一日)

　　作者相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