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张献李闯
来源：选自《感觉的音响》,文献出版社1940年7月版   2019-12-29 10:41:35

　　中国的读书人一向善于舞弄笔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字之差,竟划出了当时两群人的社会关系。这两句话无疑地替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做了不少钳口征心的工作,然而“治人”与“治于人”者之间却不能就此平静,虽然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下,“治于人”的劳动者也曾掀动过若干次的波澜。

　　当波澜一起的时候,读书人必又多数是站在主子的一面,严正地担负起卫道的任务。所谓“言人”,就争先恐后将“叛逆”渲染成最残暴最非人的怪物,使之凶迹昭彰,杀头弃市也是罪有应得。而这样一来,对方的小白脸就更加堂皇了。

　　“长毛”恐怖,时间之长竟达六十余年。清末时用以比喻革命党人,曾经是脍炙人口的事。辛亥以后,才渐渐有些人从推翻清廷这一点上了解了“长毛”,原来他们也是人,并不如曾国藩奏章中所述之可怕。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现在,旧剧里面侮辱洪杨的《铁公鸡》被禁演了,新剧又有了表扬这些起义者的好几本。今人如引用“长毛”骂人,则其一定骂不倒,是可以预想而知的。

　　但好骂者由此转到“张献李闯”。把这个衔号加于他们最厌恶的人,已是常见的事。以为这样,便可以把他渲染成一个血污的凶手了。然而这策略也并没有成功。

　　翻开明史一看,有明一代算是政治最黑暗的一代,帝皇寡德,阉党乱纪,刑狱无常,贪黩涂道。加以宫廷侍幸的耗费公帑,辄以万计,悉索之民间。自神宗四十六年至熹宗三年十二月,短短六年间,宣布了四次增加田赋的诏令,群官又藉名矿务征收新税。农民是在饥饿号啕中,才起来做流寇的。这种史实就是史书也不能不载:

　　阉党乔应甲,巡抚陕西,朱童蒙巡抚延绥,皆贪黩,不恤民,又连岁大浸,流寇一时并起……三边饥军,亦群起为盗。大吏恶闻贼,曰,此饥氓,徐自定耳。已而帝从给事中刘懋议,裁驿站冗卒,山陕游民仰驿糈者,无所得食,皆从贼。(《明鉴》)而《读明史蠡述》更称:

　　是时秦地所征口新饷,曰简架,其目日增,吏因缘为奸,民大困…蓋民亦化盗也。

　　可见流寇之起并不由于他们“生成贼性”,而有着客观的根源的。

　　李自成(即闯王)入河南府时,《明鉴》是这样记载的：

　　贼既杀王(指福王常洵),勺其血,杂鹿肉以食,曰福禄酒,火王宫,散金以赈饥民。

　　张献忠陷太湖时的记载如下：

　　张献忠陷太湖后称王,铸西王之宝……下令开科取士……下令发楚邸金,赈饥民,新黄等二十一州县,悉附属。(《明鉴》)卫道史官所记的史书,还不能完全湮没真相。从里面我们多少可以看到一些流贼的义勇行为。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后半期的斗争中小官吏也纷纷倾向流贼。

　　我们并不想矫枉过正,奖励乱臣贼子,然而当时的朝廷重臣,的确不比流贼为可恕,如守将洪承畴,祖大乐,吴三桂都先后降清,周延儒自请视师抗清,得到皇帝的嘉奖,但只是驻兵通州,不敢战,终日饮酒,而腾章奏捷,即使李自成不入北京,崇祯也终于要自缢的了。读晚明史不责朝廷的政治腐败而徒骂流贼者,是亦冤哉!

　　明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治于人”者只能掀起落后的散漫的农民暴动。这种斗争没有具体的政纲和正确的领导(连如太平天国的一道檄书也没有),因而不可避免的要遭遇失败。人家也就只谈到张献忠们的杀人,至于发楚金,赈饥民,便很少人谈,因而也不大为人知了。我想,以此骂人的至少应该知道一点底细,单是“成王败寇”这一套说法,力量是薄弱得很的。

　　一九四〇年五月

秦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