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
来源：百度百科   2019-09-29 08:50:46

　　《北京人》写于1940年，是曹禺先生写的第四部杰作。剧本中的诗的语言和诗的情调以及剧作者透过剧情，对于生活所表达的强烈鲜明的爱憎，不仅是对人的日常生活的表面形态的关注，更是对人的生活的内在神韵与诗意的挖掘，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的升华。它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衰败，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规律。

　　内容介绍

　　《北京人》主要描写一个旧中国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如何从过去“家运旺盛”的时代，逐步走向衰落以至于彻底崩溃的过程。围绕这一主要线索,作者安排了封建家庭内部的和外部的互相交织着的矛盾纠葛。在内部，作者着重地刻画了曾家祖孙三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中特别以曾皓漆棺材，卖棺材;曾文清、曾思懿和愫芳以及后一辈的曾霆和瑞贞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纠葛作为中心，回环交错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及其必然崩溃的死亡命运;在外部，一方面通过曾皓和暴发户杜家互相争夺棺材所展开的矛盾冲突，象征着它们垂死前的挣扎。同时通过研究人类学者袁任敢、袁圆父女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封建阶级人物的对比，借袁任敢之口歌颂了“北京人”——原始社会的时代：“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说诈,没有危险,没有陷害……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礼教同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主要场景

　　为愫方说媒 这场各人怀着不同机谋、隐衷的“说嫁”，深刻而细致地表现了曾皓死拖活拉地要把愫方抓住不放的心思!他口口声声说不要想到他，要愫方想想自己，显得那样宽厚、慈爱，而内骨子里却是要愫方陪着他一同进棺材。他那里是在为愫方着想、为她找一条生路!这个快要进棺材的人，涎着老脸，显出年老失恃的心情，死抓住对方不放。他的每句话，对愫方都是恫吓、威压，是精神上的折磨、损伤，使她永远打消生的愿望，屈服于他，做他的奴隶。第二幕里，曾皓晚上出巡时与愫方的对话，他的那种不可告人的心思，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这就是封建家庭的温情，家长的温和、宽厚、慈爱!这就是曾皓的思想感情的全部内容。 为愫方说媒这场欢写得曲折迂迥,错综复杂,紧张尖锐。思懿当着曾皓、江泰把愫方的婚事提出来，颇显示了她的阴险和诡诈，但表面又是那么关心愫方，又很尊重公公。她要一箭双雕：既达到撵走愫方的目的，又打击了曾皓，撤掉他的“拐杖”。在众人面前,思懿这—着很厉害，非逼着曾皓表态不可。曾皓老奸巨滑,他深知大奶奶的厉害,他很怕她。如今，他再没有昔日那种号令的威严，采取强硬态度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就利用愫方的善良，坚持让愫方自己考虑决定。这样既不失其家长的尊严，又堵住思懿的嘴，暗中给思懿以狠狠还击,江泰是一片好心。他看不惯曾皓,也恨思懿。他赞成愫方出嫁，是要抱打不平。因此,他敢于直说，毫无顾忌。思懿怨恨曾皓，逼他的钱，出他的丑，但她毕竟是个儿媳妇，不敢公然地冒犯公公。因此，她是暗斗，表面上不失其礼。她恨江泰,但毕竟是客人,背后她能骂江泰，但也不愿撕破脸。曾皓明知思懿不怀好意，他反击了她，也决不失掉公公的身份。因此，这场戏既有明斗的火爆味又有暗斗的紧张性,又都是每个人物在这种特定情势下所采取的特定的表现方式。这样就把一个大家庭的人与人之间的尔虞吾诈揭示得十分深刻，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也从而得到展现。

　　思懿为愫方说媒,是她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使她处在空前的矛盾漩涡之中。当思懿当着曾皓、江泰的面提出这件婚事时，使她置身于极度的痛苦之中。看来是这三个人在那里争吵,而他们那些唇枪舌剑的斗争锋芒却都刺在愫方的心上。思懿是不怀好意的，想惜此把愫方弄走;曾皓是不愿意的，他死死地抓住愫方不放。曾皓一再说他活不多久了，暗示她不要考虑这门亲事，还说“不肯嫁的女儿，我不是也一样养吗?”明明是他耽误了愫方的婚事,而把愫方说成是“不肯嫁的女儿”，这叫一个老姑娘真是有苦难言了.而思懿却接过话说阴毒地说“嫁不出去的女儿不也是一样得养吗?”她又用“嫁不出去的女儿”来嘲弄愫方,无疑是向愫方的心头插上一刀。江泰是抱不平，他说“我的愫小姐,这药您还没有煎够?”好象愫方愿意服侍曾皓，甘心做曾皓的奴隶。虽说这种嘲讽是好意的，但同样刺痛愫方的心灵。但是她对这些怨鬼般的纠缠，恶毒的嘲讽和善意的讥刺,又都一起吞了下去。她只说了一句话“我没有意思啊!”愫方又以她惊人的忍耐和沉默把这些令人难以容忍的东西收纳起来。也许她心底的海洋已掀起波涛，可是她仍然不让它透露出来。这是一个极为坚韧的性格，但又是一个屈辱的容忍的性格。

　　作品赏析

　　《北京人》为曹禺剧作的又一艺术高峰。他再一次回到自己所熟悉的旧家庭的题材，对封建主义作了抽筋剔骨的批判。假如说《 雷雨》侧重于伦理道德关系的批判，《北京人》则企图对整个封建文化传统作清算。曾家是衰弱封建社会的缩影，曾经有过的诗书礼仪鼎盛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各种要帐的逼上门来，它的世家儿孙精神上更趋于颓败——家长曾皓生活中唯一的“快慰”就是刷了一遍遍油漆为自己准备的棺材，这正是一个封建家庭的象征，曾文清这位天资聪敏心地善良的封建士大夫，精神上已完全瘫痪，成了徒有“生命空壳”的“多余人”。人类祖先“北京人”的纯朴、勇敢与健康已为封建文化的苍白、消沉与病态所替代。剧作家力图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找到通往新生活的精神力量。

　　《北京人》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悲剧。一般说来，人们对现实的悲剧感受比较容易，而喜剧性却潜藏在现实深处;《北京人》正是把隐蔽于悲剧现象后面的喜剧性发掘出来了。对曾氏父子及江泰之类为封建贵族文化销蚀得毫无生命活力的这一群“多余人”做出了刻骨的嘲讽，揭示了封建文化本质的腐烂堕落及其必然衰败的历史命运。 曹禺在《北京人》中塑造了三代“北京人”：象征原始生命活力的远古北京人，代表五四新文化的人类学家袁任敢和他的女儿袁圆，夹在二者之间是只剩下“生命空壳”的曾氏父子。从人类文化进化的角度，反映了封建制度必将被新的社会制度取代的历史发展趋势。作者笔下的人物塑造鲜明生动，血肉丰满，形神毕肖，呼之欲出。如曾皓的卑劣自私;曾思懿的险毒泼辣;曾文清的软弱妥协;愫芳的感伤抑郁;乃至江泰的穷愁潦倒,满腹牢骚等。 《北京人》在艺术追求上，保持了一种平静、自然的叙事态度，不再刻意追求大起大落的矛盾冲突和过于精巧的戏剧化结构，而是于淡淡的叙事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文化高度上的反省。因而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更为成熟，体现出曹禺日趋成熟的对戏剧艺术的驾驭能力。

《北京人》戏剧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