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珍档丨重庆抗战时期，开创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
来源：重庆晨报   2019-10-22 17:34:37

　　抗战时期，由于高等院校、专业剧团、文化团体的内迁，众多剧作家、编导、演员云集沙磁文化区，促进了沙磁文化区戏剧艺术的空前活跃和繁荣。文化区内，以三厅、文工会、学生救国会、抗敌后援会为代表的一批团体，一方面积极创作剧本，一方面组织爱国大中小学生，怀着抗日救亡热情，在文化区及附近场镇、农村演出大量独幕剧、街头剧，向民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驻区的大中小学校话剧团体，在戏剧家们的帮助下，不断发展提高，先后演出了许多中外名剧，高潮迭起，并涌现了一批话剧人才。中共中央南方局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三厅、文工会，组织演出了大批优秀剧目，反对日寇侵略，反对法西斯统治，开创了中国话剧运动的黄金时代。

(一)郭沫若和阳翰笙的戏剧创作

　　抗战时期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戏剧作品。

　　郭沫若在文工会工作期间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一批优秀历史剧，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屈原》是郭沫若这一时期历史剧当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这个剧本取材于战国时代楚国爱国诗人屈原的故事，以楚国对秦外交上退让和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为全剧线索，成功地塑造了屈原等一批人物形象，深刻地批判了软弱退让，赞美了不畏强暴的精神。1942年春，由中华剧艺社排演的《屈原》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上演，引起了空前热烈的反响，剧院场场爆满。由于该剧演出的巨大成功，周恩来特意组织了庆功会以示庆祝，并对《屈原》剧本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屈原》的主题刺激了国民党当局，不久后便被禁演。但话剧《屈原》的影响却远未消除，观众的口中还不断传颂着《雷电颂》等经典台词。

　　文工会的另一位负责人阳翰笙在重庆期间创作了《天国春秋》《草莽英雄》《两面人》《槿花之歌》等四部话剧剧本，《塞上风云》《青年中国》《日本间谍》等三部电影剧本。1941年，阳翰笙创作了《天国春秋》。该剧通过太平天国因内部斗争而失败的故事，对国民党政府发动“皖南事变”提出抗议和警示。经中华剧艺社排演后，该剧在重庆取得了巨大成功，随后在成都等地纷纷上演。《草莽英雄》是阳翰笙在1942年创作的一部作品，讲述了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斗争故事。虽然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了周恩来及文工会其他专家的高度赞许，但是还未发表即被国民党当局以“鼓动武装暴动”为名禁止出版。美国学者费正清(《剑桥中国史》的主编)曾访问过文工会赖家桥乡下办事处，郭沫若将一本《草莽英雄》赠予他作为礼物。

　　(二)孩子剧团与教导剧团

　　除戏剧创作外，三厅和文工会也领导了许多戏剧团体，组织了许多戏剧演出。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孩子剧团、教导剧团等都是三厅和文工会领导下的戏剧团体，对抗战时期的抗日宣传和戏剧繁荣都作出过贡献。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成立后被派往全国各地，进行戏剧演出和抗战宣传。孩子剧团和教导剧团则常驻沙磁文化区，以重庆为中心，进行戏剧演出活动。

　　孩子剧团于1937年9月3日在上海成立。孩子剧团成立后一直受到周恩来的关心和保护。三厅在武汉成立后，孩子剧团被三厅收编为直辖剧团。1939年初，孩子剧团辗转到达重庆。同年3月，孩子剧团分一、二两队，奔赴川东、川南各县及乡镇进行巡回宣传演出，演出剧目有《帮助咱们的游击队》《仁丹胡子》《捉汉奸》《这怎么办》《孩子们站起来》《复仇》《打鬼子去》《三勇士》《小三子》《死里求生》等。

　　1939年8月，两队回到重庆休整，住在陈家桥，距三厅驻地全家院子不远，受到郭沫若和三厅专家学者们的关怀教育。三厅的专家们，如杜国庠、洪深、何成湘、蔡家桂、叶籁士、陈乃昌、华岗、刘明凡、曾克、于黑丁、丁月秋等分别为孩子剧团讲课。1940年初，孩子剧团不畏寒冷，再度分两队赴川北、川西各县巡回宣传演出。8月底回到重庆，迁居赖家桥全家院子。9月3日，周恩来、邓颖超专程前往，和郭沫若一起参加孩子剧团建团三周年纪念晚会。不久，孩子剧团迁驻土主场万寿宫和张爷庙，直到1942年秋季。先后担任孩子剧团艺术指导的有郑君里、石凌鹤、蔡家桂等人。1941年“皖南事变”后，蔡家桂被派往海外工作，孩子剧团由冯乃超直接领导，团长吴新稼、林犁田，第一队队长林犁田、许立明，第二队队长张莺。另由傅承谟等五人组成团部留渝工作队，开展对外联络工作，创办《抗战儿童》月刊，向国内几十个抗日儿童团体提供抗战歌曲、剧本及“孩剧通讯”等。

　　1940年秋，政治部改组三厅，孩子剧团面临调离政治部的威胁，经周恩来指示，并得到冯玉祥将军的帮助，张治中部长才收回成命。1941年，孩子剧团在国泰大戏院、抗建堂公演石凌鹤编导的抗战儿童剧《乐园进行曲》、延安歌剧《农村曲》、儿童独幕剧《为了大家》和活报歌舞剧《法西斯的钟响了》，次年又演出童话剧《猴儿大王》。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对孩子剧团进行控制和迫害，中共南方局有计划地将党员、骨干及多数团员陆续撤离，分别送往延安等地艺术院团或各类学校工作学习。1942年9月，政治部下令“改组”孩子剧团，此时孩子剧团仅有中小团员5人，最后也先后离团。

　　三厅教导剧团于1939年4月在巴县土主场成立，三厅艺术科科长洪深兼任团长，教官有石凌鹤、陈白尘、沙梅、李广才等，共办了两期。第一期训练班结业时，在土主场举行公演，演出洪深编导的四幕四川方言话剧《包得行》。之后徒步经青木关、北碚、合川、潼南、遂宁、乐至、简阳、成都巡回公演，历时两个月。1939年10月回到土主场后，又先后在南开中学、国泰大戏院演出《包得行》《爱与仇》《寄生草》等。第一期结业后有10人被委派到成都行辕政治部担任戏剧干事，筹建“抗敌剧团”。1940年9月，国民党政府改组政治部第三厅，教导剧团遂告结束。

　　(三)沙磁文化区学校戏剧活动

　　抗战爆发前，沙磁地区的学校戏剧演出活动已初具规模。1935年12月，重庆大学等学校在“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发起成立“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并组织数十个宣传队，在磁器口、小龙坎、城区、南岸和江北等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抗日战争爆发后，沙磁文化区的戏剧活动日趋增多。怒吼剧社街村演剧队、文化界救国会流动演剧队和抗敌后援会文化支会课余宣传队等，先后来到磁器口等地演出。磁器口各界组织的国难宣传团和社教活动团，也分赴各乡宣传演出。但文化区戏剧演出的主力还是驻区各个学校的戏剧团体。驻沙磁文化区的南开中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等各校是抗战时期重庆戏剧演出的生力军，各校都有为数众多的戏剧团体，在重庆、四川各地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戏剧演出，宣传抗战，鼓舞民心。尤其是南开中学戏剧活动，可谓中国近代戏剧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开中学话剧活动历史悠久，校长张伯苓可以称得上是中国话剧的先行者之一。他考察日美，了解到戏剧的启蒙作用，所以把演剧当作改造社会的门径，一贯支持学生开展戏剧活动。当年周恩来在天津南开读书时就曾组织“敬业乐群会”演出话剧，曹禺、黄宗江等受到南开戏剧艺术的熏陶，后来成为戏剧家。

　　1936年，南渝中学在重庆建校后，许多师生来到重庆，继续发扬南开话剧活动的优良传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先后成立怒潮、南友、七·二八、王先生、海王、芦烽、孤松、狂飙、风雨、一二一、群声、战时工作委员会话剧组等戏剧社团，组织女生战训班、励进学会宣传队、春节宣传队、戏剧街村宣传队等临时话剧组织，创作演出十分活跃，成绩卓著，使南开的戏剧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此时，南开的话剧更加普及，演剧进一步普及到年级和班组。每个学期在班组、年级的迎新、元旦、送旧等大大小小的文娱晚会上，都有话剧演出。这时演出的剧目中，外国戏减少，配合抗日战争的现实剧增多，广大师生把自己的学校演剧全部投入到抗战戏剧的洪流中去，起到了宣传抗日、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

　　据统计，从1937年11月到1945年8月，重庆南开中学首演和重复演出的剧目多达70余个。其中，国防话剧主要有《卢沟桥之战》《死亡线上》《王先生上前线》《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八百壮士》《当壮丁去》《为国牺牲》《东北之家》《汉奸的子孙》《我们的国旗》《重整战袍》《月夜》《黑字二十八》等。

　　当时，南开中学还联合重庆的专业剧团和沙磁区各高校文化团体以及校友曹禺、黄佐临、黄宗江等，开展轰轰烈烈的话剧运动，推动沙磁区文化环境的形成。仅1938年一年间，南开中学南友剧社、海王剧社、怒潮剧社、国立剧社等戏剧团体，在沙磁区红庙和南开中学两处即上演了《最末一计》《卢沟桥之战》《烙痕》《炸药》《死网》《迷人的沙子》《死里求生》《曙光》《月夜》《虚伪》《一片爱国心》《王先生捉汉奸》《复兴军》等众多剧目。

　　除抗战剧目外，还演出少量中外著名剧目，如《国民公敌》《雾重庆》《雷雨》《日出》等。曹禺、张彭春、陈白尘等都曾到学校指导学生演出。1939年1月，周恩来回到重庆南开中学参加校友报告会，发表了关于抗战前途的演讲，并对校训“允公允能”作了新的诠释，使广大师生耳目一新。他还对学生代表中的话剧队员讲述当年他在校演文明戏的情景和戏剧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巨大作用，勉励大家运用话剧为宣传抗日救亡出力。1940年以后，南开各剧团又相继演出了《财狂》《北京人》《刑》《寄生草》《大地回春》等中外名剧。1941年5月男女生首次合演《雾重庆》。

　　抗战时期是南开话剧的一个高峰期，创作演出成果都很丰富。怒潮剧社还出版《怒潮季刊》，发表创作剧本和关于话剧写作问题的文章，探讨话剧艺术。南开的师生们不仅在校内演出，还经常到街头、农村演出，深受当地民众欢迎，几乎场场爆满。不少人为了观看演出甚至从30里外的重庆城区赶来。这些戏剧活动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演出成绩斐然，艺术水平也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