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的绥远戏剧界
来源：内蒙古新闻网   2019-10-24 15:05:08

　　上世纪30年代，地处塞北的绥远面对日寇的不断入侵，民族危亡近在旦夕。不甘做亡国奴的绥远省文艺工作者纷纷走上街头，投入到国防戏剧运动之中。他们以爱国主义为主题，创作和演出了一系列抗日戏剧，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来。塞北抗日救亡戏剧运动以有力的文艺武器，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歌颂了在伟大抗日救亡斗争中人们的爱国精神，激发了大众的抗日救国热情，在绥远社会各阶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

　　1932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戏剧联盟”所属的“北平文化总同盟”派剧作家于伶等率苞莉芭剧社来到归绥公演，在旧城小东街大观园剧场演出英国著名剧作家肖伯纳的《英雄与美人》《SOS》《无线电急奏》《瓦刀》《血夜》等爱国主义题材的话剧，以生动的人物形象向观众宣传抗日救亡的紧迫性。《英雄与美人》反映人民赞颂反侵略的英雄战士，唾弃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逃兵;《无线电急奏》表现“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沦陷区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欺压和人民的反抗斗争。演出场场爆满，民众深受爱国主义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随后，绥远反帝大同盟领导人杜如薪(中共党员)、苏谦益(进步青年)、马麟等组织戏剧爱好者成立了归绥第一个业余话剧团——绥远剧社，杜如薪任社长。在《绥远社会日报》“戏剧”专刊和《绥远民国日报·副刊》“十字街头”发表剧社成员创作的独幕剧、多幕剧以及用对唱形式改编的地方戏“二人台”;如李兆锐的歌舞剧《牺牲》、陈豫源的《父与女》、李桢干的《碧海青天》、宁晋和郑双鸾合编的《沪上血踪》，以民间“小放牛”曲调改编的《国难中两个爱国的男女青年》《誓报国仇》等10多部。其中独幕剧《父与女》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各界对抗日的不同立场和态度，通过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展开戏剧冲突。这些剧作鼓舞了民众投身抗日救亡的信心，表达了全民族的心声。

　　绥远剧社还借用傅作义部在归绥小教场的“联谊社”(又名“中山堂”)排练节目。1933年春节，在大观园公演了《无线电急奏》《英雄与美人》等剧目。演出前特邀《绥远民国日报》编辑、著名记者杨令德致词，苏谦益也作了富有鼓动性的演讲。剧社共演出了3场，吸引了各界群众观看，对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救亡发挥了积极作用。同年6月，由于绥远反帝大同盟遭到反动当局的破坏，绥远剧社被迫停止活动。

　　二

　　1935年冬，日本侵略军加紧入侵绥远的步伐，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使塞北(其地域主要是绥远)文坛认识到，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戏剧是最有效的宣传工具之一”。这时全国左联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已传到塞北，国防文学是结合当前抗日救亡的现实，面向全国文艺工作者提出的一个口号。号召所有的爱国作家们，把笔杆集中于民族解放斗争这一神圣的旗帜下。

　　由塞原社作家章叶频、袁尘影等发起的抗日救亡戏剧活动很快开展起来，于1935年冬成立了“漠南剧团”，他们排演的第一批话剧有左翼剧作家熊佛西的《青春的悲哀》、法国莫里哀的《可怜的裴迦》，日本菊池宽的《父归》等戏剧作品。尽管当时条件局限，演出的服装、道具和舞台布景等都较简陋，演员除凌信子及另外两位参加演出的工人有舞台表演经验外，其余的演员都是第一次登台，他们十分投入地排戏和演戏。在“九一八”纪念堂(原呼和浩特工人文化宫旧址)演出3场，场场座无虚席，引起轰动。绥远几家报纸对漠南剧团的演出，利用“副刊”纷纷发表评论，认为上演的话剧内容“都是针对当时社会上人们的通病，对群众有一定的教育意义。”1937年夏，凌信子离开归绥赴山西加入“西北剧社”，漠南剧团停止了活动。

抗日救亡戏剧运动激发了大众的救国热情。(资料图)

　　1936年12月底，傅作义将军指挥的绥远抗战取得胜利，全国各族各界民众掀起空前的慰问绥远军民的热潮。1937年1月21日，上海市“左联”派以著名演员陈波儿为团长的上海妇女儿童前线慰问团一行39人抵达归绥，其中有著名编导、演员崔嵬和袁牧之，音乐家吕骥、陈良模等。陈波儿、崔嵬在“九一八”纪念堂演出两场抗日剧目，场场满座，轰动了整个归绥新旧两城。在演《放下你的鞭子》中，崔嵬饰父亲、陈波儿饰女儿，当女儿真切感人地哭诉其父女被日本鬼子残害的悲惨情景时，观众被感动地抽泣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并争相向台上投掷银元、铜元、纸币……情景十分感人。还演出了新创作的表现蒙汉民族团结抗日的短剧《张家店》。最后由崔嵬指挥，6位演员和儿童组成的合唱队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鼓舞人心的救亡歌曲，全场观众抑制不住激情，站起来大声齐唱，把演出推向高潮。

　　三

　　为了更好地开展国防戏剧运动，1937年2月，绥远文艺界以《绥远社会日报》“副刊”为阵地，创办了由章叶频主编的、绥远地区唯一的戏剧副刊——《西北戏剧》。编者在“创刊号”开宗明义阐明了办刊宗旨：“我们绥远是国防最前线。敌人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敌人的炸弹已经掷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武装同志已经在前线浴血抗战，全国同胞也掀起轰轰烈烈的援绥抗战运动。我们绥远的民众也决不能落后，应该更积极地负起我们抗战救亡、保国卫家的责任。”

　　《西北戏剧》发表论述“国防戏剧”的有关文章，其中《关于剧运的几种组织》一文，呼吁绥远戏剧爱好者克服困难，组织剧团或剧社，召开戏剧作品讲读会和戏剧创作研究会，推动国防戏剧的发展、繁荣;在《剧运通讯》栏目，发表了袁尘影从东京寄回的《〈日出〉上演在东京》的报道和梅子的《给爱好戏剧朋友们的一封信》等文章，指导塞北的国防戏剧运动同全国各地的戏剧工作者建立了联系。如1937年3月15日，山西太原新生剧院组成慰问团来到归绥，慰问绥远抗战官兵和群众，在“九一八”纪念堂演出《塞外的狂涛》《最末一计》《不撤退》3个抗日救亡剧目，演得都很成功，博得观众和伤员们的称赞和掌声。

　　3月22日，《绥远社会日报·副刊》“洪荒”刊登了《山西新生剧院慰问团旅绥公演特辑》第一号，介绍了慰问团的活动情况，同时发表了随团作家杜任之的散文《新生，为什么来到了绥远》，对剧院演出的3个剧目给予很高的评价。

　　“七七”事变后，《西北戏剧》停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