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为枪——抗战时期的美术记忆
来源：中国文化报   2022-09-05 16:55:00

　　经过抗战烽火淬炼的中国现代美术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篇章。美术家们直面苦难、肩负重任，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通过对美术题材的拓展、美术形式的创新，创作出一批流传至今的艺术精品。美术家们还走上街头，以贴近群众和生活的艺术表达、富有感染力的艺术语言，鼓舞了爱国志士的斗志、凝聚了团结抗战的意志、树立起了抗战英烈的精神丰碑。至今我们还能在这些穿越时空的作品中摸到时代的脉搏、听到生命的呼喊——

一幅未完成的画稿成为经典

讲述人：唐小禾

七七的号角(油画) 唐一禾 1941年 33.3厘米×61.2厘米 中国美术馆藏

　　在中国美术馆多次举办的青春、红色、历史主题大型展览中，观众常能看到一幅不大的油画——《七七的号角》。 这件中国美术馆典藏作品的作者是我父亲唐一禾。他于1940年创作此画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月，他当时实际上是为后来的大型油画作品做了创作稿。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吹响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号角，在《七七的号角》画面中，一群青年学生组成的宣传队走向社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饶有意味的是，画面上从最前到最后一人都是学生，夏禹卿、徐莹、刘一层、王子惠、朱玉如……都能够叫得出名字来，作者在画上有血有肉地展现了自己深爱的这一群学生，和他们的爱国行动。我的父亲1905年出生于湖北武昌，少年时代经历五四运动，1923年就读北平艺专。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他肄业回武昌参加北伐军，在军中做宣传工作。1930年他赴法国勤工俭学，在众多艺术流派中选择了学习写实绘画艺术，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音乐家冼星海、诗人艾青、画家吴作人等，是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抱负与志向相投的朋友。

　　1934年父亲学成归国，任教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在日寇对武汉进行的第一次轰炸中，武昌艺专成为重点目标，校舍被炸毁。在一片废墟上，校长唐义精泪流满面地说：“可毁者物质，不可毁者精神!”为了继续进行艺术教育，学校决定西迁，唐义精押运着图书、石膏、钢琴、工业设计的车床等，用木船逆长江而上。时任教务主任的父亲则带领部分学生，先到湖北宜都复课，几经辗转最后落脚重庆江津德感坝五十三梯，以李氏祠堂为校部，造茅屋为画室、琴房，拿油灯、松明照明。抗战期间，学校培养了很多人才，为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这个时期，父亲承担了沉重的教学任务。但是，他的创作热情丝毫不减，不仅继续带领学生进行抗日宣传，还在绘画材料奇缺的情况下创作油画。他把乡下做蚊帐的麻布拼缝起来做成油画布，油画颜料尽量省着用。《七七的号角》应是他抗战史画中的一幅，虽然创作稿已很成熟，但战乱导致油画材料跟不上，一直未能放大完成，到了1944年才做好大幅油画布。

　　那时，全国美术协会在重庆召开会议，他作为常务理事赴会，同时，唐义精要出席全国师范教育会议，兄弟俩同行，乘船遇难。父亲本已出险，又下水寻兄，找到后，却又被他人拉扯沉入江底，此时他年仅39岁。至此，油画巨制《七七的号角》以及他脑海中构思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画也沉入江底。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去世，在中国现代美术历史上留下遗憾。

　　有美术史家说，抗战文艺中，音乐有《义勇军进行曲》，美术有《七七的号角》。还有评论家说，《七七的号角》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经典之作。这幅画从事件到人物都是从生活的感受中来，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如火如荼的救亡活动的真实写照，作品因此具有隽永的意味和史诗般的魅力。父亲离世时我才3岁，其实我对父亲当年的创作经历并没有太多直接的感受，但是当我后来也走上美术创作的道路时，父亲的家国情怀和艺术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感召着我、激励着我。

　　(讲述人系唐一禾之子、湖北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协壁画艺委会名誉主任，《中国文化报》记者朱永安采访整理)

　　这位战斗英雄曾资助新兴木刻运动

　　讲述人：王炜

郑少愚烈士(版画) 王琦 1939年 8.5厘米×7厘米 中国美术馆藏

不忘此仇组画之无家可归(版画) 王琦 1939年 8.5厘米×7厘米 王琦美术博物馆藏

不忘此仇组画之废墟(版画) 王琦 1939年 8.5厘米×7厘米 王琦美术博物馆藏

　　一个19岁的热血青年刚从上海美专毕业，原想赴法深造，当一名油画家，然而七七事变的枪声打破了他的美梦，从此中国少了一位油画家，却多了一位版画家。他就是王琦。

　　当年很多青年人向往成为空军飞行员，王琦与他的同学丁正献在重庆也报考了航空军官学校，但双双落榜。后经老师倪贻德介绍，到位于湖北武汉武昌昙华林的“三厅”美术科工作。“三厅”是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周恩来是政治部副部长，也主管“三厅”的工作。“三厅”厅长是郭沫若，田汉为第六处处长。第六处掌管艺术宣传，下设戏剧科、电影科和美术科，并设有共产党的特别支部。王琦在“三厅”初次受到革命文化的熏陶和教育，从此走上了革命美术之路。

　　在武汉时期，王琦除了与美术科的力群、罗工柳、王式廓、周令钊等人有接触外，还与地下党员罗髫渔、胡春浦相识并成为挚友，通过胡春浦又认识了空军第四大队的郑少愚。他们经常在昙华林和汉口空军总部宿舍聚会，郑少愚是地下党员，也是国民党空军部队中唯一的一位共产党员。王琦在与他的交往中亲身感受到他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和人格魅力。郑少愚的战友刘宗武、刘光汉、罗英德都是当年家喻户晓的空军英雄，他们个个生气勃勃、乐观开朗，白天在武汉上空警卫值勤，晚上打乒乓球、下棋、拉小提琴，生活乐观又富有情趣。郑少愚曾对王琦坦言：“我们这些人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日本飞机一来，我们就升空与他们交火!战斗结束后，有的战友在蓝天上牺牲了，大队长便在花名册上把他的名字用红笔一勾，就划掉了。”

　　郑少愚不仅是一位英勇善战、身经百战的军人，他对中国新兴木刻运动也曾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当年王琦从事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筹办《战斗美术》刊物时遇到经济上的困难，郑少愚听说后主动提出要在空军战友中为刊物募集资金，他曾给王琦汇过70多元，足够一期的印刷费用。在《战斗美术》第二期出版时，正值七七事变两周年，其中刊有王琦的一组重庆大轰炸的木刻组画《不忘此仇》。印刷过程中正值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这期刊物的出版无疑为重庆人民增添了抗战的决心和勇气，这其中就有郑少愚的鼎力支持。

　　1942年，郑少愚奉命由成都去印度接收一批从国外购买的战斗机，途中不幸因油箱起火爆炸而壮烈牺牲在印度加尔各答上空。噩耗传来，胡春浦撰文悼念，王琦刻了一幅郑少愚烈士的肖像木刻，发表在《新蜀报》上，表示沉痛哀悼!

　　在王琦的木刻生涯中，人物肖像木刻不算多，但在为数不多的人物肖像中，《郑少愚烈士》是一幅值得人们永远怀念的作品，我们不应忘记我党早期的空军英雄，他的名字叫郑少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