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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及其领导的力量发展壮大的原因
来源:王炳林 ,郎丰君   2019-12-17 15:20:53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第一次取得完 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在此期间 ,中国共产党及其 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发展 ,中共党员人数 由 3 万余人发展至 120 万人 ,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 成熟的马列主义政党;其领导的正规军亦由 5 万多 人骤增至 120 万人 ,民兵 220 万人;根据地由陕甘 宁发展到遍及全国 19 个省 ,面积近 100 万平方公 里 ,解放区人口近 1 亿。抗战胜利时中共在中国社 会中举足轻重的大党地位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 关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 战期间为什么会得到如此迅猛的发展呢 ? 对此 ,国 内外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深入探讨抗战时期 中共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发展壮大的深层次 原因 ,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 用 ,澄清一些模糊认识是有益的。

  

  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社会最突出、 人民最期盼 解决的问题 ,就是如何救亡图存并能尽快赢得这场 战争的胜利。寇深祸亟、 国难当头 ,救亡制约着整 个社会活动。是否以抗战大局为重 ,为国纾难 ,是 中国人民对每个政党、 团体乃至个人评价和取舍的标准。凡以民族大义为重 ,有利于抗日大业者 ,则 人民拥戴之 ,欢迎之;反之则众叛亲离 ,日渐式微 , 甚至走向衰亡。

  自九一八事变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 ,由于代 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并掌握着国家政权的 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抱守“攘外必先安内”的方 针 ,顽固推行对外妥协、 对内用兵的误国政策 ,这样 在中国就缺乏一个整合全民族力量同仇敌忾、 共同 御侮的政治大联盟。没有这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大联盟的形成 ,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全民族抗 战的威力 ,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就难以实现。谁能 促进这个最困难问题的解决 ,谁能用他的理论、 实 践和影响推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他就 代表了民族的利益 ,就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拥戴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 ,以坚定的抗日立场 和正确的政策、 策略 ,积极主张并努力建立以国共 合作为基础、 联合工农兵学商和其他社会各界的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 ,并不断克服抗日营垒中出现的分 裂倒退和妥协投降逆流、 努力将民族革命战争引导 到正确方向 ,从而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杰出组织者 和鼓舞者 ,成为领导民族解放和振兴的坚强核心。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 ,中国共产党就庄 严发表宣言 ,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 ,武装起来 , 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率先举起抗日救 亡的大旗。其后 ,中共不顾自身尚处在国民党“围 剿” 的险恶环境 ,从民族大义出发 ,主张国共两党停 止内战 ,一致抗日 ,规劝蒋介石“从过去之误国政策 抽身而出 ,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 1 ] (P23) 。1935 年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 议 ,正式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 针 ,次年 12 月鼎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 民族大义而捐弃前嫌的至厚义举 ,表现了共产党人 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责任。七七事变 次日 ,中共再次发出通电 ,号召“全中国同胞、 政府 与军队 ,团结起来 ,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2 ] (P9) 。在 此期间 ,中共适时调整政策 ,作出让步 ,终于成功促 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最终形成。

  在全民族抗战的滚滚洪流中 ,中共以“不疲倦 的努力” ,始终坚持和倾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不论何种情况 ,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 ,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必须坚持 这种方针 ,不能有任何的动摇” [3] (P1037) ,因为“在 抗日战争中 ,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 ,这是确定 的原则。 ” [4] (P525) 。在政治上 ,中共以最大的诚意 和有效的斗争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军事 上 ,迅速开赴抗日前线 ,取得鼓舞全国的平型关大 捷等一系列重大胜利 ,同时积极配合和支援国民党 军队作战 ,即使在皖南事变后的伤痛中 ,仍顾全大 局 ,忍辱负重 ,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豫南会战、 中条山战役等。在策略上 ,坚持“我们的基本方针 是团结对敌 ,是配合作战” [5] (P296) 。对于国民党的 种种反共分裂行径 ,中共既给予坚决的揭露和有力 的回击 ,在斗争中又非常注意方式和分寸 ,坚持“有 理、 有利、 有节” 的原则 ,注意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 , 使全民族的神圣抗战得以在惊涛骇浪中继续坚持 下去而未至中辍。

  中国共产党的爱国行动和民族气节 ,自然赢得 了全国各阶层人民、 各政治派别包括不少国民党上 层爱国人士的敬重、 拥护和信赖。所以 ,当时中共 中央所在地延安 ,虽地处偏僻 ,物质条件远不如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 ,却成为广大人民尤其是革命 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海内外许多胸怀报国之 志的热血青年 ,不顾山高水险 ,冲破日寇和国民党 的封锁阻挠 ,直奔延安;全国各地民众亦积极响应 中共抗日号召 ,踊跃参加八路军、 新四军 ,从而成为 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壮大的不竭源泉。

  

  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条件 ,还决定于作战双方的主观指导的 驾驭能力。战争指导的正确与否 ,直接关系着沙场 角逐的胜败。倘无一条正确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 针 ,指导抗战就成为一句空话。抗战的最初阶段 , 中国人民面对的局势是异常严峻的:日本侵略者依 仗其所拥有的综合优势 ,在一年多时间内攻城掠 地 ,气焰嚣张;中国军队虽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 抵抗 ,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片国土沦陷。一 时间各种论调甚嚣尘上 ,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样 ? 中国人究竟胜算几何 ? 如何赢得这场战争 ? 对此 ,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国情 ,放眼世 界 ,为中国抗日战争进行了全程的、 科学的谋划和 决策 ,适时地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 持 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具体实现上述路线的抗日救 国十大纲领 ,以及采取攻势防御、 运动战与游击战 相配合等作战方针 ,指明了为争取抗战胜利必须采 取的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 ,深刻地揭示 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和规律 ,对于人民关注的若干重 大问题给予了科学有力的回答。

  首先是明确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 “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 争 ,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 ,才是 群众战争 ,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 [ 4 ] ( P387 388)为了更广泛地发动全国各族人民群众 ,开展人 民战争 ,毛泽东更是鲜明地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的著名论断 ,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 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 ,主要的原因 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 ,就 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 前 ,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 ,我们一声唤也要把 它吓一大跳 ,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 [4 ] ( P511 512)因此 ,只要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 ,就造成了 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 ,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 提。

  其次是在对中日双方的实力进行科学分析的 基础上 ,富有预见地指明了战争的整个趋势和前 途 ,以“持久必胜”抗战理论武装了全国人民的头 脑 ,成为指导全面抗战的伟大纲领和夺取抗战胜利 的行动指南。毛泽东 1938 年 5 月发表的《论持久 战》 ,从理论的高度对持久抗战方针作了全面系统 的阐述 ,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最后胜利是 中国的” 正确结论 ,并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历 经战略防御、 战略相持、 战略反攻三个阶段 ,进而取 得最后胜利。战略相持阶段也许要经过相当长的 时间 ,将是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 ,然而亦是转变的 枢纽。在该阶段 ,中国方面的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 击战 ,而以运动战为辅 ,这是一场犬牙交错的战争 , 因此要进行普遍而深入的政治动员。

  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 ,是中国共产党人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科学回答并正确地解 决了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如何贯彻人民战争思想的 问题。事实证明 ,这一路线的提出 ,为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理论 支撑和实践动力;而“持久必胜” 的抗战理论和游击 战等一系列战略策略原则的提出 ,则反映了抗日战 争发展的宏观规律 ,坚定了全国人民与日寇血战到 底的信心 ,实际上成为指导中国的抗战事业一步步 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人以其先进的 阶级意识和正确的政治主张及军事战略策略 ,激发 了领导战争的智慧 ,在世界的东方导演出一幕幕威 武雄壮的活剧 ,创造出“战争史上的奇观 ,中华民族 的壮举 ,惊天动地的伟业” [4] (P474) 。

  人民战争必然推动人民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 毛泽东在抗战后期谈到这一点时说 ,抗战开始时 , 中共军队只有几万人 ,“于是有些人就看不起这支 军队 ,以为抗日主要地应当依靠国民党。但是人民 是最好的鉴定人 ,他们知道八路军、 新四军这时力 量虽少 ,质量却很高 ,只有它才能进行真正的人民 战争。它一旦开到抗日前线 ,和那里的广大人民相 结合 ,其前途是无限的” [6] (P1038) 。中共领导的人 民革命力量在抗战时期蓬勃发展并成为中国抗战 的中流砥柱 ,充分表明了人民战争思想的威力。

  

  中国的抗战 ,包括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抗战 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战。国民政府的广大 爱国官兵 ,虽然进行了英勇抵抗 ,但就其整体而言 , 却受到其领导集团阶级意识局限性的制约 ,这不仅 表现为抗战初期的全面溃退 ,而且更表现为中后期 抗战意志的普遍衰落甚至泯灭。数十名高级将领 的投敌变节 ,数万人成军、 师建制的军队的投降伪 化 ,构成国民党抗战中一幅幅可悲画面。

  与之相反 ,共产党则以其先进的阶级意识 ,科 学地分析抗日战争因其民族性和正义性而较之国 内革命战争有着更深厚的民众基础和更有利的动 员条件 ,加之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后方占领区异常空 虚 ,我施展游击战将大有用武之地等综合因素 ,毅 然作出迅速向敌后进军 ,放手开辟敌后战场 ,创建 抗日根据地 ,壮大人民抗日武装 ,在战略上配合正 面友军等务实战略并模范实践 ,遂成为中华民族抗 战的重要力量。

  当着国民党军队因正规战纷纷失利而节节溃 退进而避居西南大后方之际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 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 ,却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 挺进华北、 华中、 华南敌后 ,建立抗日根据地 ,动员 各阶级、 各阶层人民揭竿而起 ,投身游击战争的洪 流之中 ,筑起一道“任何敌人也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和血肉长城 ,在中国开辟了新的抗日战场 — ——敌后 战场 ,成为“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 ,达 到保存和发展自己、 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 基地” [4] (P418) 。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实际斗争中扬我之 长 ,击敌之短 ,创造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作战形式 , 如地道战、 地雷战、 麻雀战、 交通破袭战 ,以及主力 军、 游击队、 民兵三位一体的群众性游击战 ,还创建 了“铁道游击队”、 “平原游击队”、 “敌后武工队”等 人民武装 ,取得了平型关大捷、 黄土岭战斗、 百团大 战等无数次战役、 战斗的胜利 ,粉碎了日伪军数以 千万次的“扫荡”、 “蚕食”和“清乡” ,动摇了敌人的 后方。据日军战史资料记载:“八路军的斗志极为 旺盛 ,共产党地区的所有民众 ,连妇女、 儿童也用竹 篓帮助运送手榴弹 ,我方有的部队因无戒备而突 进 ,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奇袭、 包围而陷于苦战”。日 军占领区“几乎都有共军活动 ,民心多倾向共产党”[7] (P440) 。日军哀叹:“对付中共军队 ,犹如切割根 深蒂固的野草 ,费尽气力而又毫无成效 ,真正是无 能为力。 ” [8] (P375)

  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 ,以 独当一面的战斗姿态屹立敌后 ,对敌作战 12. 5 万 余次 ,消灭日、 伪军 17114 万人 ,其中日军 5217 万人 。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高 昂的民族斗志、 忘我牺牲的爱国精神 ,赢得了全国 各族人民和爱国侨胞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也得到世 界反法西斯阵营有识之士的广泛同情与敬重。 “这 就使越来越多人的心里对中国的未来燃起了新的 希望。 ” [9] (P156)

  总之 ,在既无外援又乏国内援助的情况下 ,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直面国民党正面战场不 断失利的严酷现实 ,迎着纷飞的炮火毅然挺进抗日 前线和敌人后方 ,开辟敌后战场 ,并把被国民党丢 失的大片国土重新收复 ,用战斗的实践塑造了自己 中流砥柱的抗日先锋和为国纾难的英雄形象 ,从而 赢得了人民的景仰和拥戴。

  

  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为中国人民谋求幸 福、 自由 ,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也是抗战时期 中共赢得民心进而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要动员 全民族抗战 ,开展人民战争 ,就必须着力改变民众 的境况 ,就必须革新政治 ,发扬民主 ,改善民生。以 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 ,立足国情实际 ,把握 抗战大局 ,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经济、 思想文化及 党的建设等许多领域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 ,使“地 平线上正在出现一个与旧中国不同的新中国的雏 形” [10] 。

  (一)在政治上 ,坚持抗战与民主的协调统一 , 大力实施民主政治 ,加强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 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艰苦奋斗、 清廉勤政的 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努力将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 的各革命根据地建成抗日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地区。

  中国抗日战争的时代是中国国内政治发生巨 大变化、 革命力量不断壮大、 人民觉醒的时代。坚 持全面抗战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 ,民 族革命是不能脱离民主革命而独立存在的 ,国内政 治的革新与进步 ,民主与自由的扩大与发展 ,不仅 是动员人民参加抗战进而保障抗战最终胜利的前提与手段 ,而且亦应是战后中国社会政治走向的目 标和归宿。以此理论为指导 ,中国共产党在引导抗 战的整个进程中始终主张将抗战与民主结合起来 , 以抗战促进民主 ,以民主保证抗战。1940 年 2 月 ,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讲演中强调:抗日与 民主是目前中国两件“头等大事” , “把独立和民主 合起来 ,就是民主的抗日 ,或叫抗日的民主。没有 民主 ,抗日是要失败的”。“有了民主 ,则抗他十年 八年 ,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 [4] (P732)为此 ,中国共产 党人一方面率领全国各阶层人民为废除国民党一 党专制、 推进国内民主进程而不遗余力 ,另一方面 从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 ,“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 ,实 施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 ,作全国民主政治之先 导” [11] (P392) ,“争取边区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模范” [12] (P137) 。

  在政治体制上 ,各解放区实行共产党领导下 的、 以普选为基础的参议会制 ,政权机构的组成实 行“三三制” ,即在政权机构的人员分配上 ,共产党 员、 非党左派进步分子、 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在 施政纲领上 ,各根据地政府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 首位 ,坚决废除束缚人民的旧法令 ,“保证一切抗日 人民(地主、 资本家、 农民、 工人等)的人权 ,政权 ,财 权及言论、 出版、 集会、 结社、 信仰、 居住、 迁徙之自 由权” [13 ] (P335) ,致力于把各解放区建设成为最具 有广泛民主的新民主主义的抗日政权。

  被毛泽东称为“帮忙政府” [5 ] ( P160) 的各解放 区政权 ,励精图治 ,铲除贪官污吏 ,建立廉洁政府。 边区政府不仅重视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 ,而且时刻 注重加强自身的廉政建设 ,坚决站在人民的立场 , 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成为“不知疲倦的人民的 忠仆”。大部分由毛泽东亲笔写成的《陕甘宁边区 施政纲领》 规定:“厉行廉洁政治 ,严惩公务人员之 贪污行为 ,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 ,共 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 ”政府还制定了边区政 务人员必须遵守的十条公约 ,其中之一便是“公正 廉洁 ,奉公守法”。公约强调:“这是我们政务人员 应有的品格 ,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 ,为民表率。 要知法守法 ,不滥用职权 ,不假公济私 ,不耍私情 , 不贪污 ,不受贿 ,不赌博 ,不腐化 ,不堕落。 ” [14] (P91) 廉洁奉公已成为边区政务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

  在边区 ,没有官僚制度 ,各级政府官员都经民主选举产生 ,自基层乡长到边区政府主席 ,一律实 行津贴制度 ,不发薪俸 ,每月津贴少则 1 元 1 角 ,边 区政府主席也不过 5 元。尽管如此 ,各级政府工作 人员仍然恪尽职守 ,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处处为 人民“帮忙”、 办事 ,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正如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 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 :“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 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 ,他们念念不忘的 , 只是抗战与人民的整个利益。因为他们有全体人 民作后盾 ,他们在一切困难面前都有着充分的信心 和勇气 ,也有着高度的工作热忱” [ 15 ] ( P263 - 264) 。 邓小平曾高度评价根据地的各级干部 ,指出:“这种 分子在任政之初 ,也许并不熟悉公文程式 ,更不会 逢迎敷衍 ,但他们在执行国策坚持抗战的事业上一 定能做出光辉灿烂的成绩 ,较之那些残民以逞、 为 害国民的贪官污吏 ,真有天壤之别。 ” [16]

  抗战时期各根据地政府励精图治的民主革新 , 将各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了中外瞩目的抗日民主堡 垒 ,不仅赢得了民心归属 ,而且为后来的人民民主 开了先河 ,也为以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树立了光辉 典范。

  (二) 在经济上 ,为战胜物质困难 ,实行有利于 广大抗日民众的经济政策 ,深入开展减租减息和轰 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为改善民生、 支持抗战奠定 了基础。

  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八年艰苦岁月中 , 特别是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面临日伪顽夹击封 锁和华北地区连续几年水旱虫等严重自然灾害 ,中 共直接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严峻的困难和 考验 ,粮食、 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异常匮乏 ,“几乎没 有衣穿 ,没有油吃 ,没有纸 ,没有菜 ,战士没有鞋袜 , 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6] (P892) 。对此 ,中共中 央一方面坚持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 ,实行精兵简 政 ,厉行节俭;另一方面便是发出“自己动手 ,丰衣 足食” 的号召 ,发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以生产 自救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

  1942 - 1943 年 ,毛泽东先后写了《抗日战争时 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必须学会经济工作》、 《组织起来》 等著作 ,为克服物质困难 ,发展新民主 主义经济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当农民努力 投身于抗战和生产斗争并成为“基本力量” 时 ,党和 边区政府应该尽力减轻农民的负担 ,否则他们就不可能继续积极地投身于这种事业之中。中国共产 党深刻地认识到 :“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主 要条件 ,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是否能养活我们 ,能 否维持居民的抗日积极性” ; “假若民力很快地消耗 完 ,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 ,而与我们脱 离 ,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 ,也无济于 事。 ” [11] (P798)党采取的许多有力措施 ,不仅使解放 区军民最终克服了财政上、 生活资料上的严重困 难 ,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 ,而且减轻了解放区人 民的经济负担 ,密切了军民关系。从解决战争需要 和军民生活出发 ,边区政府本着“有钱出钱、 有力出 力” 原则 ,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和统一累进税 ,从而改 变了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 ,减轻了民众负担。在 统一战线中 ,各阶级和阶层既有共同的政治要求 , 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要。因此 ,党在坚持共同利 益的基础上 ,积极协调好各阶级、 阶层的经济利益 ,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如在制定土地政策时 ,一方面规定地主减租 减息 ,以“扶助农民 ,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 ,并“借 以改善农民的生活 ,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 性” [17] ;另一方面规定农民亦需交租交息 ,“保障地 主的人权、 政权、 地权、 财权 ,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 致抗日” [17]。在私营经济政策方面 ,提出了“公私 兼顾” 的发展方针 ,一方面要保护与扶植私营经济 , 并积极创造条件 ,如改善租税、 发展交通、 稳定市 场、 奖励工商业投资、 保护经营的自由等 ,以促进包 括民族资本在内的私营经济的发展;一方面积极建 设公营事业 ,提倡合作事业 ,使之与私人经济相互 为用。在劳动政策方面 ,一方面规定:“工人待遇的 改善 ,工资的增加 ,工时的规定 ,必须以发展抗日根 据地之工商业 ,增加抗战生产 ,适合战时需要为原 则 ,” 以保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一方面规定 :“劳 资间在订立契约后 ,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 ,必须 使资本家有利可图” [4 ] ( P766) 。在财政税收政策方 面 ,规定钱多者多负担 ,钱少者少负担 ,除少数最贫 困的人民免税外 ,其余的公民 ,如工人、 农民、 城市 小资产阶级、 资本家、 地主均须负担纳税义务 ,不将 负担完全放在富有者身上。在商业贸易政策方面 , 本着“对外贸易务求调剂 ,对内贸易务求自由” 的方 针 ,既保证了商人的利益 ,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和 奸商的投机行为。

  边区政府还采取了奖励垦荒、 鼓励兴修水利、举办农贷、 改良种籽、 推广植棉、 表彰劳模、 互助合 作等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的务实举措。根据地形 成了空前高涨的军民生产热潮。三五九旅屯垦南 泥湾 ,经过艰苦创业 ,将这块荒凉之地变成了“陕北 江南”。边区亦呈现出“到处是庄稼 ,遍地是牛羊” 的兴旺景象。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实施的大生产 运动及减租减息等其他改善民生的务实举措 ,不仅 使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和地区度过了严重的经济 困难而迈向坚实发展的道路 ,而且使根据地内部的 各种关系得到了调整和改善 ,密切了军政、 军民关 系 ,培养了我党我军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等优良传 统和作风。

  (三)在思想文化上 ,重视和加强党的自身建 设 ,努力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整顿党内 脱离实际、 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和教条 主义等不正之风;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 ,使党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全面发展并深入人心;积极 发展群众文化事业 ,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自 1921 年诞生至抗日战争 ,中共在血与火的 洗礼中已历经了革命的两次胜利、 两次失败和两次 历史性转变 ,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斗争经验。特别是 自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又 经历了长征的严酷考验之后 ,中共不仅在组织上开 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实际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而 且在政治上、 思想上亦渐臻成熟。

  八年里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的同时 ,以巨大 的政治魄力和理论勇气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 ,不仅成功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构建 ,而且 正确认识并科学地解决了有关中国民族、 民主革命 以及未来中国政治走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最终确 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 之统一的思想 — ——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 的指针。这是共产党人在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之 后在理论上的高度升华。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 精神财富。在战争中 ,先进文化就是一种战斗力 , 对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来说就意味着无形而巨大的 感染力、 向心力和凝聚力。1940 年 9 月 ,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应对 全部宣传事业、 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 划与推行 ,用以普及与提高党内外干部的理论水平 及政治水平 ,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治 水平。 ” “要把一个印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 军队还重要” , “要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 弹药还重要。 ” [11] (P486 - 487)抗战时期 ,党把实施抗 日的国民教育政策作为发动群众抗战的重要环节 , 这对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与民族自尊心和自 信心 ,坚持持久抗战和巩固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 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 ,文化艺术要坚持为抗战服 务、 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抗战时期 ,许多文艺 作品和新闻报道 ,都坚持了革命化、 大众化的原则 , 真实、 朴素地反映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和生活 ,为 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从而对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和 支持与参加抗战 ,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各根据地从 实际出发 ,纠正了以往教条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弊 病 ,采取了灵活多样的文化教育方式。这一系列务 实举措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而且极大地增 强了群众的爱国热情。

  总之 ,在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 潮流 ,把握历史机遇 ,以自己政治上的高度成熟和 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以及英勇抗敌的模范实践 ,慨 然引导抗日救亡 ,积极践履民主诉求 ,自然赢得了 广大人民的信赖与支持 ,这当然也是中共及其领导 的人民力量勃兴的根源所在。毛泽东早在 1940 年 就高屋建瓴地预言:“在中国 ,事情非常明白 ,谁能 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谁就能取得人 民的信仰 ??在今日 ,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 主义 ,并实施民主政治 ,谁就是人民的救星。 ” [ 4 ] (P674)共产党人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 所表现出的在一切艰难困苦面前无所畏惧的英雄 气概 ,为谋民众利益而顾全大局的忘我牺牲精神 , 以及为实现民主、 改善民生而励精图治、 率先垂范 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拥 戴。还是那句古话:得民心者得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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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中央档案馆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 Z]1北京: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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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N ]1解放 日报 ,1942 - 02 - 061

  【 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4 期(总第 190 期) 作者:王炳林(1961 - ) ,男 ,山东省东营市人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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