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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抗战中的东江纵队
来源:杨明伟   2019-12-18 15:18:47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中,到过香港的 人并不多,而周恩来是多次到过香港的人。在抗日战争 时期,周恩来因参与了以广州和香港为中心的中共华南 党的工作,从而与香港及东江纵队结下了不解之缘。从 目前掌握的资料看, 周恩来一生共到过香港三次。

  第一次到香港是在1924年夏秋。这年7月下旬,周 恩来结束了旅欧勤工俭学生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 示,从法国坐船回国。船抵香港,周恩来于8月底9月初在香港住了几天。他住在时在香港大学上学的石志 仁的家里,石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的同学。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曾担任过铁道部副部长。

  第二次到香港是在1927年秋天。这年8月1日,周恩 来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周恩来在率部队 撤退途中患上恶性疟疾等病。 10月上旬,周恩来在广东海陆丰养病。中旬,在叶挺、聂荣臻陪同下,由中共汕头 市委常委杨石魂护送,从陆丰县金厢镇的渚村乘小船漂泊两天一夜到达香港。这次在香港,周恩来住了半个多月,一边养病,一边参与指导广州起义等工作。他当时的住所,位于九龙油麻地广东道。

  第三次到香港是在1928年。这年3月中旬至4月中旬,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前往香港主持召开中共广 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所作的错误结论和惩办做法。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充分肯定 了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和起义领导人在斗争中表现出 的革命精神,指出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敌强我 弱,未能争取到广大农民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的情况 下,又未能及时撤退转移至农村。会议期间,周恩来对 有错误的同志也提出了恰当的批评,并宣布撤销原来 广东省委对起义领导人的处分决定。

  党内分工,周恩来对内领导南方各 省党的工作,对外领导统一战线等工作

  抗战开始后,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 陕西省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中国共 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周恩来在 会上被选为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被任 命为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书记,主管中共在国统区尤 其是长江沿岸及其以南的事务。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 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后,周恩来又作为主 要负责人,对内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对外领导统一 战线工作并继续同国民党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抗 战等事宜。此后,以广州和香港为中心的中共华南党的 工作,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

  1938年10月中旬,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并于10月21日攻占广州。在此期间,廖承 志经请示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同 意,在香港多次召集中共香港市 委书记吴有恒、中共香港海员工 作委员会书记曾生及有关领导人 研究开展东江敌后游击战争问 题。鉴于曾生是东江人,回东江组 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有 着极为有利的条件,他本人又有 回乡打游击的要求,会议决定由 曾生等人带领一批党员和积极分 子到惠阳县坪山建立惠 (阳)宝 (安)工委,组织人民武装。

  曾生等人于10月间返回惠阳 后,很快成立了中共惠宝工委,曾 生任工委书记,属中共广东东南 特委领导。接着,曾生等人又组建 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12月2日,在惠阳淡水周田村,成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 员,郑晋(郑天保)任副总队长兼总参谋长,在惠宝沿海 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在此之前,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和增城、宝安的党组 织,在东莞、增城、宝安等地先后建立了由中共掌握的 人民抗日武装,多次和敌人作战。1939年初,东(莞)宝 (安)地区的人民抗日武装,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 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黄高阳 任党总支书记,在广九铁路中段和宝(安)太(平)公路 沿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两支队伍最初共计200余人。

  曾生、王作尧等人领导的这两支抗日武装诞生地 在粤东南的东江地区,这里离广州不远,离香港最近。 围绕这一地区的山岭、丘陵和平原,有一条宽阔的东 江。后来的东江纵队因此得名。

  1939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 方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管辖和领导的范围包括华南和 西南各省,以及江西、上海等地。南方局的办公所在地 在重庆,由它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联络 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和香港方面的工作。重要工作和 重大行动方针都直接由南方局提出。

  经过周恩来等人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斗争和 统战工作,在中共领导下的东江地区游击队取得了统一 番号。 1939年4月, 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编为“ 第四 战区游击纵队指挥所第四挺进纵队直辖第二大队” ( 简称 第二大队) ; 5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编为“第四战区 游击纵队指挥所第三挺进纵队新编大队”(简称新编大 队) 。两支部队虽然接受了统一的番号, 但仍保持原来的 中共领导和独立的编制,在作战行动、军政训练、干部任 免和经济上均不受国民党的控制,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 游击战争。两支部队在斗争中迅速 发展,到1939年底,发展到近)700人, 在惠阳县的坪山和宝安县的龙华、 乌石岩建立了抗日游击基地,初步 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

  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骑 马到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不慎坠 马,造成右臂严重骨折。1939年8月 底至1940年2月底,他到苏联疗伤。 在这期间,周恩来较少过问华南及香港方面的工作。

  1940年初,随着第一次反共高 潮的到来, 国民党惠州当局, 先令曾、 王两支部队调到惠州集训,妄图聚 而歼之。阴谋暴露后, 又纠集国民党 顽军一八六师和地方武装’3000余人,向东江地区两支人民抗日武装 围攻,企图一举消灭。 两部突围后,在向海陆丰转移时,又遭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损失惨重,最后仅剩下100余人。正当部队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周恩来于3月从苏联治伤回到国内, 立即着手指导东江地区和香港方面的工作。

  1940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遵照周恩来和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对曾、王两支部队领导的指示,派中共广东 省委军委书记林平 (尹林平)担任两支部队的领导 人。9月,林平在宝安县的上下坪村召开了部队的干 部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总结部队东移海 陆丰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坚持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方针。 9月,撤销了国民党军授予的番号,成立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新编大队改为第三大队,第二大队改编为第五大队。曾生和王作尧分别担任大队长,林平兼任两个大队的政委,梁鸿钧负责军事指挥。第三、第五大队分别进入东莞县的大岭山区和宝安县的阳台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2年1月,东江地区的游击部队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此后,广大军民同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 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和围攻,并主动出击敌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根据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 1943年秋冬之际,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将部队番号改为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

  1943年12月2日,东江纵队正式宣告成立。东江纵队下辖7个大队,司令员曾生,政治委员林平,副司令员 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

  东江纵队成立后,更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壮大力量;同时抓紧部队的建设工作,成立了东江军政干校,广泛开展练兵活动和杀敌竞赛。东江抗日根据地也抓紧建设,普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民众抗日团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东江纵队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抽调了一批干部到 珠江纵队、琼崖纵队、韩江纵队和 粤中、南路人民抗日游击队工作,并帮助他们建立无线电台。东江纵队成为华南地区抗击日军的重要力量。在抗战爆发7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给东江纵队 和琼崖纵队全体指战员的电报中 指出:“你们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 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 主政权,至今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 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的政治影响 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 战场之一。”

  1944年1月15日,周恩来致电 林平,就东江纵队的发展方针和策 略性问题指出:

  凡游击所到及其周围地区,都可发展党与群众工作,并依靠武装,创立和扩大抗日人民政权;但 在敌顽易入侵地区,必须部署秘密工作,并与原有地方党割断关系;省港群众工作可派人单独做,不与地方党联系。

  到1944年夏天,尽管日本侵略者仍对中国各根据 地和游击区进行疯狂的“扫荡”,但随着国际反法西斯 战争的节节胜利,战略反攻已成定局。这时,东江纵队在香港的工作出现了一些急于求成的现象。为此,周恩来立即指示他们,在香港要注意工作方法。 6月21日,他致电林平:

  为了避免引起敌人过多注意和保全城市地下工 作,目前在香港、九龙市区散发大量宣传品和采取所谓军事攻势都不合适,这些做法会引起敌对我之严重“扫 荡”。??依目前情势,尚不应采取此过分的暴露行为。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东江纵队的发展也有了更大的空间。7月25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封致林平的电报,明确指示:

  广东的工作仍应遵照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加紧 进行:凡敌占区,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希望广东我武 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所在地,我 地方党员仍应坚守隐蔽待机的方针勿变,但可酌情抽部 分干部到游击队受训, 参加游击工作; 同琼崖游击队打通 电台联系; 广州、 九龙城市的武装斗争不宜常做??

  到了秋天,在延安的周恩来进一步思考了东江纵 队的行动方针问题。 10月26日,他再次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平电,指出:

  目前战局重心在广西,我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前主要方向,同时联系南路,打通同琼崖游击队的联络,应成为目前重要任务之一。

  美军向中共抗日根据地派出两个军 事观察组:一个在延安,一个在东江纵队

  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从防御到反攻的过程中,周 恩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东江纵队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与盟军进行情报合作方 面,由于东江纵队所处的特殊环境,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当时东江纵队负责情报工作的联络处长袁庚后 来曾这样回忆说:

  我曾在东江纵队领导过对盟军的情报合作。率先 与东纵建立情报合作的是英国。1942年7月,经英国国防部批准,英军服务团在桂林成立。东纵出色的国际合 作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大约在1943年末或1944年春,美国驻重庆高级顾问史迪威将军通过中共驻重庆办事处 与周恩来谈判,要求派8个观察组到中共抗日根据地进 行合作。不过,至战争结束,成行的只有两个组:一个以 包瑞德上校为首的观察组派驻延安;一个由欧戴义少 校领导的观察组来到东纵。东纵根据中央指示,相应地 设置了一个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并任命我为处 长,主管广东沿岸及珠江三角洲敌占区的情报工作,同 时负责与欧氏联络,交换日军情报。当时,正是盟军在 太平洋大举反攻之时。我们的情报组织迅速扩大,人员 发展到200多,情报网点纵横交错,遍布敌人心脏,从香港到广州、从潮汕到珠江西岸的整个日战区均为我们 所渗透,有效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的反攻。

  1945年,是抗日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在这 一年中,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许多有关华南工作 的文件。3月6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对 华南工作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有:(一)目前华南抗日 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区为主要发 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 地,进行持久斗争”;(二)东江沿海和珠江三角洲也有 必要注意山地的发展;(三)沦陷区要积极发动和组织 群众的抗日武装斗争;(四)对国统区,要“尽力劝导一 部分城市党员转入乡村工作,在农民中建立党的秘密 基础”;(五)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 要,应力求打通南路,与李济深等联系。

  周恩来在这份指示中还指出:

  中共中央决定将以林平为书记的广东临时工作委 员会与广东军政委员会合并成为广东区党委会,实行领导一元化。

  同月,林平就盟军将在广东沿海登陆要求中共协 助一事请示周恩来并中共中央。 13日,周恩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平的复电中,分析了广东所处的复杂环 境,敏锐地指出:

  一旦盟军登陆,你们会遇到复杂而矛盾的情况。你们现在就应预计到并做种种准备,务使你们在配合作战中,不将自己放在各种矛盾的尖端遭攻击,受损失。 要壮大自己,准备应付坏的条件,争取好的条件,以便进退有据。

  电文进一步指出:

  你们的工作方针是尽量运用统战关系,联合多数, 反对少数,依靠群众,扩大武装,好立于不败之地。 为配合盟军华南登陆作战计划,东江纵队又向盟军提供了宝贵的情报。袁庚后来也回忆了这段历史:

  这一年的3月,欧戴义的电台获悉,尼米兹将军将 要选择华南登陆点。接到欧的通告后,我们异常兴奋, 当即派出一个小分队待命,准备为协助美军在汕头和汕尾之间登陆展开工作。同一时期,美国海军甘兹上尉 持陈纳德介绍信,率一个6人小组来到东纵,也是想在大亚湾和汕头之间勘测一个适合美军登陆的滩头阵地。联络处派遣的小组陪同他们到第七支队所在地(深 圳以东至汕头)的海岸,并将发现的日军在汕头两岸及东山岛所构筑的洞穴工事绘制成图。

  正当我们协助甘兹上尉在沿海进行工作之际,江村 和东莞等处的情报站侦察到日军代号为“ 波雷” 的部队出 现。“ 波雷” 部队原驻武汉与长沙之间, 是一支精锐的机动 部队。日军已判断尼米兹舰队将反攻华南, 故命令“ 波雷” 一二九师团兼程南下广东。他们为了掩人耳目,昼伏夜 行, 电台完全停止工作。美军正苦于“ 波雷” 部队突然消失 得无影无踪, 得到东纵的情报后, 如获至宝??

  类似的情况还很多。美方盛赞东纵联络处“是美军 在东南中国最重要之情报站” 。陈纳德将军和欧戴义本人也曾多次致函东江纵队司令曾生,热情地称颂“袁先 生的部门所做的情报工作是有显著的成绩的” ,说“对于你们曾做过的工作, 我们感到极大满意” 。由于我们提供的日军在广东东部沿海反登陆部署的情报,尼米兹上将 修改了他原来登陆地点的计划。不过, 后来在广岛、 长崎投下原子弹,华南登陆计划只得放在五角大楼历史档案 中。

  起初,中央电令东江纵队速与南下王震部会合, 转而又令东江纵队北撤山东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 周恩来出席了这次大会。 6月2日,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发展致电林平:美国对华政策已定为“全力扶蒋”,国民党 表面“故作缓和”,但“准备内战益急”。要警惕特务合作对我军的破坏。

  不久,周恩来又在中共七大主席团常委会议上参与 讨论了南下部队的问题。会议确定: 南下部队的主要方向是粤汉路, 与东江北上的部队会合。周恩来在会上提出: 去广东的干部可分为三部分,三分之一军事干部是外省 人, 其他两个三分之一是广东和华侨的知识分子。

  在抗日战争后期,华南更是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要 地。为争取这块地方,中共中央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6月16日,周恩来再次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广东区党委指示电,电文说:

  目前国民党正依求外援,等待胜利,积极伪装民 主。在敌人未败退前还不能放手内战。美国政府目前的 政策是扶蒋、抗日、反共。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 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 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 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 内战。区党委为实现这项战略方针,应迅速向北江地区 发展,扩大游击根据地。

  中共七大以后,在中共核心领导层中,仍由周恩来 分管华南及香港方面的工作。

  为应付日军投降以后华南出现的蒋介石、余汉谋 “争夺敌伪而又共同压我的局面”, 8月11日,周恩来特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广东区党委的电报,要求他们以最快速度向粤北发展,和王震部会合,“造成我华南制 止内战的主要根据地”,在琼崖及其他游击区发动人民坚持游击斗争。后因时局发生变化,王震部按原定计划 会合东江纵队的战略改变,王震的南下支队北返至中原解放区。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东江纵队虽然地处华南抗日战 场,远离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在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中, 孤悬敌后, 但它始终在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 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东江纵队通过紧密依靠群众, 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 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英勇打击 敌人, 积极地配合了全国抗日战场和盟军对日作战。至抗日战争结束, 东江纵队已发展成为一支具有1.1万多人的队伍; 在东江和北江广大地区建立了根据地和游击区, 成立了6个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 人口450万以上; 对日伪 军作战1400余次, 共消灭日伪军1万余人。

  令人气愤的是, 在日本投降后, 国民党军队却加紧了对东江纵队的进攻,一方面从政治上否认东江纵队的历史功绩, 另一方面对东江纵队开展军事围攻。对此, 中共中央及时指示,应分散坚持斗争,保存干部和有生力量。 通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与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谈判交涉, 国共双方达成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的有关协议。中共中央遂派方方担任北平军调部第八小组中共首席代表,以少将身份到广东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和解决华南抗日游击队北撤问题。1946年3月31日, 中共中央派出狱不久的廖承志作为中共代表飞往广州, 和国民党当局谈判, 商谈将东江纵队撤到山东的具体方案。

  1946年6月,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和中共中央指示, 曾生率领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对东江纵队的北撤 行动,新华社等新闻机构曾作了报道。

  据新华社1946年7月9日电讯称:

  为争取全国和平、民主,北撤之东江纵队2500人,在司令曾生、 副司令王作尧与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率领下, 已于5日7时乘美登陆舰(艘抵烟。胶东解放区行署曹漫之主 任, 军区王度副司令, 六师刘涌师长、 仲曦东政委, 烟市代副市长徐中夫,军区联络科长王明远及新华社记者等数 十人, 亲往浪坝码头欢迎。全市群众万人空巷, 箪食壶浆, 列队蜂拥码头出迎。当曾司令率队登陆时, 军乐与鞭炮齐起,欢呼声雷动,群众纷以鲜花投掷,慰劳物品不断塞入 战士衣袋。东江纵队指战员虽远涉重洋,但个个精神饱满, 英武和蔼。在浪坝门前临时欢迎场上, 首由军区王副 司令、 曹主任、 仲政委相继致词, 对中外闻名、艰苦卓绝坚 持广东敌后八年抗战,此次为全国和平而忍让北撤的东江纵队同志,致热烈欢迎与慰问之忱。最后由曾司令讲 话,他首先代表东江纵队全体同志向大家致谢。继称: 此次为执行中共中央的和平方针,相忍为国,而远离家 乡,让出在八年苦战中以血肉建立起来的解放区,来到 烟台。今后誓与大家一起,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平、 民主而奋斗到底。在群众热烈的欢呼声中,东江纵队同 志被招待至宿营地。

  7月下旬,曾生在烟台举行记者招待会,纵谈东江 纵队抗战事迹。他说:

  当民国二十七年十月日寇侵陷广州时,国民党军 队逃得无影无踪,过去散布于东江一带的红军游击队, 即联合当地农民、学生及香港工人,组成广东第一支抗 日游击队。二十八年,挺进至广九路两侧,又与宝安、东 莞等地由共产党东莞县委王作尧所领导的一支游击队 会合。三十年,这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东江人民抗日游 击纵队,击退日寇的连续“扫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敌人进攻香港,东江纵队即配合英军进行香港保卫战, 不断出击广九路,并挺进九龙,袭击敌人后方。当时香 港盛传中国军队曾攻入深圳,就是指的这支部队。香港 沦陷后,东江纵队更出生入死,抢救被难的盟国友人、国民党军的官员以及同胞与侨商等,其功绩不仅为当 地人民所目睹,且为国际友人交相称道??

  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以原东江纵队为骨 干,在华东前线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编入华东野战军。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被任命为两广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为雷经天。1948年11月,中央军 委发布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指示,两广纵队改属第四野战军。

  王震题词: “南域先锋,海外蜚声,艰 苦风范,永继永存。”

  东江纵队的历史功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铭记在心,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东江纵队的领导人和战士都得到了较好的安排, 而且每到重要的抗战纪念活动日,都邀请纵队的领导和老战士代表参加。

  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在广州解放后先后担任 广东军区副司令员,珠江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珠江 地委书记、华南分局委员。1952年上半年,任华南军区 第一副参谋长,中南军区赴朝实习团团长,率团参加抗 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副军长。1953年8月回国后,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学习。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7月从军事学院毕业 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委员、南海舰队 第一副司令员、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三书 记、广东省副省长兼广州市市长、广州军分区第一政 委、广州警备区第一政委、交通部部长、国务院顾问等 职务。1995年11月曾生逝世时,江泽民、刘华清、胡锦 涛、杨尚昆等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

  在东江纵队负责情报工作的袁庚,后来的经历也 极具传奇色彩,并与周恩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945年9月,袁庚奉命以华南游击队上校军官的身份,与驻港英军旅长夏悫少将展开谈判,讨论华南抗日游击队撤出香港以及在 香港设立办事处等问题。东江纵队北撤后,他随部队编入第三野战军, 在陈毅麾下参加过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1955年,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时,袁庚是中国驻雅加达领事馆总领事。在此期间发生了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为保卫周恩来的安全,袁庚和同事们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1978年底,袁庚在经历了军界、政界和外 交界的几十年风雨后,以花甲之年进入商界和实业界,成为香港招商 局的第29代“掌门人”。20世纪70年代末,袁庚率一批创业者在深圳南 头半岛办起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 后来,他担任了蛇口工业区董事长等职,成为特区的开创者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不断提起东江纵队的 辉煌历史。 1965年8月15日, 即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之际,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新华社的通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的伟大胜利》, 其中明确地提到了东江纵队的历史功绩:

  1938年春,新四军进入华中敌后抗战;同年广州沦 陷,中国共产党又组织东江纵队在当地抗日。这样,在长城内外,在大江南北,在珠江两岸,被国民党政府丢 掉了的广大地区,逐步被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 队收复过来,变成了解放区。

  1965年8月27日,《人民日报》专门辟出版面,介绍 各抗日根据地,其中也提到了东江纵队:

  在华南地区, 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 陆,国民党军队狼狈逃溃。共产党领导人民成立了惠宝 人民抗日游击队 (后改为东江人民抗日游击纵队),开 展了游击战争,建立了东江抗日根据地。

  华南抗日根据地:包括广东中南部的东江抗日根据 地和海南岛东北部的琼崖抗日根据地。东江抗日根据地 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经历了艰巨的斗争而创 立的。东至惠阳, 西抵三水、 新会, 北迄从化, 南濒大海。这 一地区是一个平原水网区, 水陆交通极为方便, 敌人以此 作为侵略华南的中心。因此, 我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 据地的壮大, 成为对这个地区敌人的严重威胁。

  1983年12月, 迎来了东江纵队成立4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一重要事件, 叶剑英、 徐向前、 聂荣臻、 王震等中央 领导人分别题词或写信以示纪念。王震在题词中称东江 纵队是: “ 南域先锋, 海外蜚声, 艰苦风范, 永继永存。” 聂 荣臻给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写信说: “ 东江纵队有光荣的斗争历史和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 周恩来、 彭湃等同志就在东江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东 江纵队成立后, 坚持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解放战争中转战 华东、 华南, 奋勇杀敌, 作出了宝贵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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