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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上海地区的武装力量及其影响
来源:李  峻   2019-12-18 15:56:04

  战前的上海分布着多国部队万国商团,这是租界的武装力量,美军、英军、法军随局势变化增减。“一· 二八” 事变之后,上海划出非武装的中立地区,依照规定,中国正规军不能在上海市区附近布防,而日军却可以在租界地内建筑防御工事,日本海军陆战队还在上海设立司令部,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则在附近的水域巡弋。至“八· 一三”战事起时,各方军队蜂拥而至。至上海沦陷,日伪面对的是不愿接受外来残暴统治的民众 ,面对的是国民党特工以恐怖 暗杀破坏其政权的形势,特别是面对着四郊游击队的抗日武装斗争,为加强社会控制 ,始终未能离开对武装力量的依赖。而国共抗日游击力量的存在 ,则激励及维持着上海人民的反 抗意识。在敌我双方武力的夹击下,上海地区出现了两面政权及“两面人”。

  一、 日伪依靠武力对上海进行控制

  日伪对上海社会的控制首先就建立在武力之上 ,正如他们所计划的:“中国新兴政权要 以帝国军队用武力平定的地区为自己的领域 ,实行善政。该地区应该首先实现睦邻友好共 同繁荣的理想。我军可在该政权的背后 ,帮助其恢复治安和培植实力。” ①常驻上海的日本 陆海军总部机构 ,包括上海陆军部、驻上海海军武官府。战时驻兵的情况是:淞沪会战开始 后不久 ,8月15日 ,日本大本营下令组成上海派遣军。为加强对驻上海日军的统一指挥 ,8 月 24 日将上海的驻军改编为上海特别陆战队。由大川内阶七少将任司令官 ,下辖东部支 队、杨树浦支队、北部支队、闸北支队、沙泾港地区队、虹口地区队。11 月 7 日 ,上海派遣军 进行了局部改编。司令部设于南京 ,下辖第 3、 第 9、 第 11、 第 13、 第 16、 第 101 师团 ,重藤支 队、 野战重炮第 5 旅团、 通信队、直属兵站部队。其中 ,第 101 师团警备上海地区②。1939 年 9 月 23 日 ,日第 13 军(登部队)编成 ,司令部设于上海 ,司令官先后为西尾寿造大将、 藤田进 中将、 泽田中茂中将、 下村定中将、 永津佐比重中将、 松井太久郎中将 ,参谋长先后为樱井省三少将、 唐川安夫少将、 山本敏少将、 上井明夫少将。登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力上海政务 部的警备”③。其中 ,于 1939 年 11 月 7 日编成并编入第 13 军战斗序列的独立混成第 17 旅 团 ,下辖独立步兵第 87 至 91 大队、 独立炮兵队、 独立工兵队、 独立通信队 ,驻扎于上海。在 上海外围和浦东地区的日军主要是守备队 ,有近千人。他们扼守据点 ,不轻易出动 ,重点布 防在沿黄浦江的川沙、 高桥、 高圩、 洋泾、 三林一线和南汇、 奉贤县城周围。

  日本宪兵队是日本陆军的一个兵种 ,隶属于军务局 ,自始至终协助地方军事司法机构的工作。其职责相当广泛 ,远远超出了防止犯罪、 保护生命财产、 抓捕罪犯和维持公共秩序等职能。从公共卫生到工厂的建设 ,从发布各种活动的许可证到控制商业活动 ,督促劳动和管 理交通运输 ,负责审查各种新闻媒体 ,监视政治活动、 尤其是公众集会。主要是保卫军内治 安和处理军人犯罪 ,也兼管行政警察和刑事警察业务。日本内地和殖民地的宪兵队受陆军 大臣指挥 ,日军作战区、 占领区及傀儡地区的宪兵队受当地最高司令官的指挥。设于日军占 领区傀儡政权地区的日本宪兵队 ,为对当地的抗日爱国人士进行逮捕刑讯以致屠杀的镇压 机构。二战中 ,日本宪兵是最残酷的虐待者 ,日本驻沪宪兵队亦不例外。日宪兵队在沪设有 沪南、 沪北、 沪西等队部 ,沪南分队驻法租界贝当路(今衡山路) ,沪北分队驻公共租界天潼 路。宪兵队的便衣侦探分布于舞厅和公共场所 ,旨在用前所未有的恐怖手段 ,把抗日爱国人 士一网打尽。宪兵队周围的居民 ,每当夜深人静时 ,都可听到阵阵惨叫声。宪兵队杀人的方 法更是残酷 ,挖眼、 剥皮、 强水浸、 刀劈、 电死等 ,不胜枚举。最常用的方法是半夜将人秘密带 到一地或白天押往市郊荒野处死④。此外 ,宪兵队还“致力”于经济掠夺。1941 年 9 月 1 日 起 ,日军设置了上海周边地区经济封锁监视哨所 ,由伪警察协同宪兵队 11 个分遣队昼夜检 查进出货物、 实行经济封锁。上海地区统制物资的范围 ,亦由日本上海宪兵队自行确定⑤。

  伪军方面 ,是汪伪军事委员会管辖下的反共和平救国军 ,标志是国民党旗帜上加一条黄 色标记。这是日方所允许的:“新兴政权为维持领地内的治安和边防 ,需要建设必要的警察 队和军队。 ”⑥汪伪政府建立之初 ,其“和平建国十大政纲” 中也提及“对于拥护和平建国的军 队及各地游击队 ,分别收容、 安抚 ,并建设国防军 ,划分军政、 军令大权 ,以打破军事独裁制 度”⑦。1939 年颁布的《上海特别市政府施政纲要》 中 ,“扩充宪佐队” 一款中规定 ,“本府现虽 成立宪佐队 ,然人数不多 ,不足以维持全市之治安 ,在此纷乱待理之中 ,急宜扩充人数。故必 须呈请政府拨给巨款 ,添募队员 ,最低限度亦须成立一师 ,方足维持本师之治安也。 ”⑧

  在上海郊区 ,驻扎的伪军主要是以丁锡山为师长的伪暂编第二军第十三师。丁锡山部原为忠义救国军八支队 ,日军在浦东大扫荡后 ,丁投降日军后所部成了伪军。丁部下辖 2 个 旅。此外 ,还有属于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系统的熊剑东的税警学校及税警团 ,兵力开始有 4000人 ,后发展到近万人 ,兵源一部分是收编的国民党税警团残部及忠义义勇军 ,另一部分 是日伪俘虏的国民党官兵⑨。1940 年 7 月 ,在上海南市成立中央税警学校及税警团 ,税警学 校由周佛海自任校长及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该部名义上虽然称税警 ,实际上则是一支经过训练的军队 ,其装备在伪军中也是较优良的。日方卖给税警团及南京警卫军 3 个师共新 式枪支 3 万支、 子弹 300 万发。税警团战力为之提升 ,武器装备与战力不逊于正规军⑩。日 军之所以支持周佛海发展武装 ,一是满足周的个人野心;二是在汪伪集团中树立派系势力 , 便于分而治之 ,以利操纵;三是企图以税警团的名义 ,在适当时机代替日军接受和控制上海 法租界。后来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 ,法国贝当政府投降德国 ,日方才改变了对法租界的态度。但日军对税警团很不信任 ,害怕一支拥有数千人的武装长期驻扎在上海会给日军造成 威胁。因此 ,只将一部分留在上海 ,大部分派往江苏、 浙江两省 ,担任盐场警卫及参加反共清 乡 ϖ。

  此外 ,隶属于伪上海市府的武装力量还有:上海警察局长卢英的武装警察大队;日伪地 方保安团 ,如南汇的刘铁城 ,奉贤的张英杰、 张思功等杂牌部队;皇协保安团 ,由日军直接掌 握 ,但编入伪军序列。这样加在一起 ,“上海的伪税警队、 伪保安队、 伪警察 ,共 2 万余人。 ”特 务头目李士群也一直想建立自己的军队 ,借以拥兵自重 ,争权夺利 ,在他看来 ,不管时局如 何变化 ,只要有武装 ,有经济实力 ,便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 ,随心所欲。在上海沪西 ,搞 了一个规模较大的修械所 ,能制造手枪、 步枪、 修理轻、 重机枪。他得意地说 ,这就是将来我 们自己的兵工厂。

  “ 日本应该永远用武力将中国作为从属国而拖着走”。这是日方依赖武力的典型思想 。他们认为 ,“点的存在更有可能达到预期目的。也就是说 ,在占领区无论是军事方面 ,还 是政治方面或经济方面 ,对世界乃至地区都是屈指可数的要害之地。扼制着的要害之地 ,对 敌方部队是极为重要而有威胁力的关口 ,比方说 ,把上海作为点 ,在这个点里部署强大的兵 力。这就是控制周边地区甚至远到香港乃至青岛方面的无声的威胁力。所以 ,分散在广大 范围内的点的顽强存在 ,以为着在广大范围内有军事统治力量。没有面的回旋余地 ,就没有 势力等等的争论 ,只不过是空谈而已。抓住要害之地就是抓住了控制权”。日军驻守上海各 区县 ,主要是为维持所谓治安 ,防范与驱逐抗日人士 ,因此“当此军事甫定之际 ,深恐溃军 潜入 ,匪徒混迹 ,守望哨检查行人 ,未免过于严密 ,乡农无知 ,不谙礼节 ,兼以言语不通 ,动辄 发生误会 ,以致兵民冲突 ,时有所闻”。 1941年3月 ,日本当局的作战方略中涉及到上海的 控制时 ,曾特别强调军事力量的配置 ,“鉴于上海本来存在着半敌对性质 ,和在各方面是敌对 性质工作基地的特点 ,研究探讨其敌对性质的作用 ,阻止其有害机能的发挥。为此 ,在上海 周围建立治安及经济上的统制线。 ” “在控制线上 ,同时增强日军及中国方面的军警 ,以日军 为骨干 ,加强其协力合作 ,采取固定及游击两种配置。而控制的重点 ,则指向关于利敌及扰 乱现地的交通及物资流通的限制等 ,特别着眼于大量物资的移动 ,对它实施弹压 ,并剔除分 散秘密活动的组织 ,同时尽量对一般良民的交通 ,使其不受妨碍。关于国民政府要人及该政 府所指定的特点人物 ,为了尊重其行动的自由 ,采取特别措施。 ” “固定配置的重点 ,是主要的 水路及铁路 ,其他 ,则按照指定的通路通行。而其余的地点 ,采取不准通过的措施。 ” “检查搜 索 ,多中国人 ,可在日本方面的监督指导下 ,使中国军警直接担任之;其他 ,则由日本方面自 己担任。关于揭发分散的秘密组织 ,使中国方面采取特别措施。 ” “游击的配置 ,在日华协力 方面 ,应健全侦察联络及机动的措施。对秘密乃至公开的组织 ,适时实施武力急袭。 ”

  武装力量是以暴力对社会进行控制的主要方式。首先 ,日伪要通过武力推行物资统制 , 如苏浙皖三省的米粮收购实际上是在登部队及日本宪兵的直接强制下进行的。“1944 年度 赤裸裸地发动武力进行军事征收 ,也就成为确保军用米的常规手段”。棉纱布的统制也常诉 诸武力 ,“其时日宪兵三五成群 ,整天踯躅零售点 ,像协大祥店内日宪兵整天川流不息 ,登楼 入室 ,拍账本、 翻账册 ,意欲制止倾售。 ”其次 ,日伪要以武力为后盾来进行社会控制。日军在 占领上海期间 ,除了对各类企业实行“军管理” 以外(包括太平洋战争以后把租界地区内的 金融、 企业、 房产划为敌性财产 ,同样实行军管) ,对待上海人民的人身和财产的侵犯更是肆无忌惮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1938 年 1 月 6 日 ,日驻军警备队发布告要求 ,“(一)夜间自下 午七时至上午六时止 ,不许出外 ,如有不得已时 ,须得日本军警队长许可。(二)散布传单或 粘贴标语时 ,必得日驻军警备队长之许可。(三) 不许民众私有军火。否则 ,绝不宽待 ,概照 军律重惩。 ”此外 ,从疯狂搜捕到恐怖封锁 ,从残酷刑讯到草菅人命 ,更是罄竹难书。从1 941 年 7 月由日本大本营下达的总参 1 字第 770 号修正案就可以略窥一斑 ,该修正案规定 的搜捕范围为:“一、 对帝国军队的叛逆行为;二、 间谍行为;三、 除二款外 ,有碍帝国军队的安 宁和妨碍其军事行动的行为。 ”在补充规定中进而强调:“对前列各条行为的教唆、 协助、 准 备、 预备和未遂行为” 亦属搜捕范围g µ υ。但是 ,单纯依靠暴力强制是既低效又代价昂贵的手段 ,日本人自己也意识到:“用武力占领租界就等于破坏商业城市的生命。即使军人牢牢地 掌握了占领后的租界行政大权 ,但经济上他们能使支那这条大动脉流动和呼吸吗 ? 如果毫 无意义地破坏商业城市体系 ,那不过是在经济废墟上又增加了个夜鬼横行的鬼域而已。 ”军 队介入政治经济工作 ,与其说是建设性的 ,倒不如说是破坏性的色彩更为浓厚 ,这是必然 的避免不了的。而且 ,由于强制服从是一种被迫的服从 ,为了对民众在心理上产生足够的威 慑作用 ,日伪政权一方面需要营造出一种恐怖气氛 ,另一方面要不断强化武装力量。这样 ,就不得不为了维持这些机构和人员而支付大量的日常开销 ,并必然会激起民众经常性的 不满、 愤怒和反抗。

  二、 抗日力量依靠武力激励民心

  战时上海 ,各种政治背景的 ,打着各种旗号的政治势力和武装团伙 ,纷纷出现 ,形成邪恶 忠良交错的复杂局面。在国民党政府军撤离上海后 ,又以“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纵队” 和后来的“忠义救国军” 名义活动在上海一带 ,成员基本上是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 国民党的 散兵游勇等。 “八·一三”事变后 ,蒋介石派军统局负责人戴笠到上海 ,找杜月笙、 向海潜、 王 晓籁、 钱新之等人商议组织帮会力量组成别动队。9 月 4 日 ,蒋介石在南京向戴笠发出电 报 ,令戴笠与杜月笙合作 ,限 1 个月内组成 1 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 ,任务是配合国军作战 ,在 上海近郊牵制阻击日军 ,并协同保安部队 ,严防和肃清敌谍、 汉奸的骚扰活动 ,并给予这支部 队以“苏浙行动委员会” 的名义 ,直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9 月 7 日 ,蒋介石再次电令戴笠从 速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队”。不久 ,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 ,委员有杜月笙、 戴笠、 俞 鸿钧(上海市市长) 、 吴铁城(广东省政府主席) 、 贝祖贻、 钱新之(均为上海金融业界代表) 、吉章简、 蔡劲军(上海军警界代表) 、 刘志陆(在野军官) 、 宋子文(财政部长) 、 俞作柏、 张治中(军 方代表) 、 张啸林、 杨虎和向海潜。以杜月笙、 戴笠、 刘志陆三人为常委 ,杜月笙任主任委员 , 戴笠为书记长 ,杜门弟子汪曼云为该会少将参议。当时由杜月笙的徒弟陆京士等在上海郊 区纠集流氓 ,文强去浦东收编游击队 ,罗宝去太湖收编土匪 ,合并组成一支部队 ,定名为“别 动队” ,其总指挥为刘志陆。沪宁撤退以后 ,又成立“忠义救国军”。上海失陷后 ,忠义救国军 步步后退到安徽 ,在广德设立总指挥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郊县抗日游击队 ,以浦东支队为主 ,实行灰色隐蔽 ,在伪军中进 行策反 ,联合抗日的国民党地方部队 ,和日伪军反复较量 ,组建了抗日政权。如青东抗日政 权。1939 年 3 月 ,青东各区联合办事处成立 ,后升格为“青浦县抗日行政委员会”。推行各 项战时措施 ,维护社会安定 ,保障民众生活 ,澄清基层组织 ,如举办流动商贩登记 ,由本人申请 ,经过审查 ,发给贴有照片、轧上钢印的登记证 ,以便稽查 ,防止奸细混迹;推行二五减租; 戒烟、 戒毒;征收爱国抗日捐税 ,于 1938 年 7 月即开始征收爱国田亩捐 ,每年每亩农田征收 6 角钱 ,由乡镇政府派员征收 ,规定爱国田亩捐归地主负担 ,由农民代缴 ,连同后备队买枪的 钱 ,在向地主缴纳田租时一并扣除。征收青沪公路和蒲汇塘水陆运输线的爱国通商税。明 确宣布:如果装运货物的车船上悬有日本或伪军的旗帜 ,其载运的物资以敌产处理 ,全部没收;如果用敌人武装押运货物者 ,格杀勿论。恢复学校 ,进行抗战教育。在日伪势力严密控 制的堡垒大城市的周边 ,采取如此严厉措施并取得相应的成果已是创举。对于日伪政权来 说 ,正如芒刺在背 ,必欲除之而后快。特别是在清乡中 ,共产党游击队措置得当的表现令 日伪大为恼火。虽然敌我力量悬殊 ,但日与伪及伪与伪之间的矛盾依然严重存在。敌寇在 清乡过程中采取扶植多头的政策 ,企图建立嫡系伪军;而汪、 周、 陈也图扩充自己的私人势 力 ,四方面实行争夺 ,大批收买拉拢地痞流氓土匪为己所用。及时利用日伪矛盾是打破敌人 清乡的重要一环。又因为是在平原水网公路线的稠密之区 ,抗战部队一般以分散游击争取 主动的原则 ,在一定条件下灵活的集中适当主力 ,给日伪军虚弱部分及小股部队以坚决的打 击与歼灭。同时 ,利用敌人兵力不足 ,用麻雀战疲劳敌人 ,扰乱敌人 ,用地雷战使敌人寸步不 敢移动 ,在外县友邻地区实行积极的密切的配合策应 ,使之应接不暇而疲于奔命。

  对 于抗日游击力量的作用 ,时人曾记曰:“新四军控制着长江以南从南京到常州一带的 地区。常州以东到上海一带是戴笠将军的‘忠勇救国军’ 控制的。这支部队在上海郊区和黄 浦江对岸的浦东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它是由青红帮组成的。青红帮是中国两个最大的秘密 帮会 ,以前在上海市政界颇为有名。战争爆发后 ,青红帮坚决抗日。虽然他们没有组织群众 性的武装力量 ,但他们的飞枪队摧毁了许多警惕性不高的日本据点。他们的人还单独地进 入上海市 ,暗杀伪政府官员、 间谍和汉奸。在这方面 ,他们是非常高明的 ,他们自己的人很少 被抓住。尽管如此 ,他们也牺牲了百把人。今天在上海 ,如果有人到‘大道’ 政府任职或者参 与敌人的阴谋 ,必然招致杀身之祸。在这个敌人占领的城市中 ,汉奸受到惩罚的速度比中央 政府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区还要快。 ” “1938 年 8 月 13 日 ,上海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 ,‘忠勇 救国军’ 竟潜入日军虹桥机场 ,升起了一面中国国旗 ,使全市为之大惊。在上海西郊和浦东 , 激烈的游击战经常不断。为了对付游击队 ,日军出动数千人的兵力 ,还有飞机、 坦克、 大炮的 支持 ,但上海市民可以看到的唯一结果是 ,卡车源源不断地把日军伤兵运进市内。每次战役 后 ,日军都声称彻底消灭了狡猾的敌人。但几周以后 ,又必须发动新的扫荡 ,如此周而复 始。 ”日本人则叹息道:“窘于物资匮乏的游击队经常潜入城内索取物资 ,有时游击队发现人 数少的日本兵就枪杀他们并抢走武器。日本军队出动部队去讨伐他们的时候 ,他们则巧 扮成农民装作无事人。结果游击队用金蝉脱壳计而逃之夭夭。讨伐队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无功而返。 ”

  抗 日武装力量的存在与行动激励着上海民心。三月沪战 ,上海民心激昂 ,全力抗敌。 1937 年 8 月 11 日 ,国民党军队开往闸北布防。闸北老百姓见到这种情况 ,一则以喜 ,一则以 惧 ,喜的是国军准备作战 ,惧的是祸及己身。那时 ,“街头已经流行了三种流露抗战情绪的歌 曲 ,一种是吐露东北流亡人民心怀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是绝望的。另一种则是 今日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这是一种激愤的声调。??另一种是战歌 ,词云‘枪在我们 的肩膀 ,血在我们的胸膛 ,我们来捍卫祖国 ,我们齐赴沙场’。 ”至战争爆发 ,可谓万众欢腾 ,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当时那种兴奋、 愉快、 紧张的心情 ,实无法形容于笔墨。 ”}即使在沦陷后 ,上海人民的反抗意识也是可歌可泣的。一个中学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兹非常时期 , 神圣的抗战和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在孤岛的国民 ,因意志的不够 ,和种种的不允许 ,虽不能径 往内地为国效劳 ,尽国民的责任 ,但我们在孤岛应该奋为努力 ,力求上进 ,不可缠入恶习惯 , 不迷途于醉生梦死的生活中 ,节衣节食 ,力求本身范围的遵守 ,所以在暑期当中 ,稍求消遣 , 调和精神以外 ,应皆于求学的时间中 ,努力求进 ,才可对得起国家和同胞呢 !”所以 ,连日本人 也意识到 ,“支那人对日本人抱着恐惧和怀疑的态度。虽然敲锣打鼓地宣传 ,可是支那人 认为‘宣传后面是空的’ ”。 “上海租界内外人民都是抗日的 ,极少数是职业的抗日分子 ,极 多数的人民 ,是非职业的抗日分子。 ”“这个组织并没有什么领导 ,然而却可以看出它正用那 巨大的潜能到处活动 ,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社会上即使没有抗日思想或蔑日思想 ,也有极 汹涌的厌日思想 ,那是日本人作孽后自己埋的祸根。

  三、 敌我武力夹击下的两面政权与“两面人”

  在敌我双方的武力同时存在的情势下 ,上海地区也出现了在沦陷区普遍存在的两面政 权。抗战时期的两面政权 ,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出现的大规模的殖民性质的基层政权 机构。从本质上讲是在日本占领军动用大批兵力 ,以法西斯手段 ,采取高压政策清乡和镇压 的结果。两面政权有其特定的内涵 ,它可以是由日伪政权体系出面找那些在他们看来可以 为他们服务的人来组成政权机构 ,如地痞流氓、 原敌方精英及某些会道门分子 ,也可以是出 自抗日势力之手 ,主动排出合适的人来建立一个两面政权。它的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 说是中国农民的一种曲折的对侵略和暴政的反抗 ,这种政权形式的反抗意义是与整个的抗 日势力存在密切相关的。在共产党人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意识成功地灌输到农民中去 的时候 ,真正唤醒的也许只是古老的中国人的自我。有了这种古老的自我 ,日军的统治就不 太可能被视为具有正当和合法性。但有效的武装反抗力量必须存在。抗日力量的活动不仅 给生活在日寇铁蹄下的人以希望 ,而且起到了维持农村社会私下正常的道德氛围的作用。 只要这种力量还在 ,那么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就不会全然丧失 ,两面政权就会存在。

  在上海 ,日军同样很难建立大面积的基层政权。一般说来 ,中央政治是点 ,省区政治是线 ,县区政治是面 ,加强了点和线 ,而忽略了面 ,点线的力量就不足以控制面。上海郊县的政 治状况 ,满目疮痍 ,利民不足而病民有余。因此 ,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所谓点(城镇)和 线(铁路和主要公路)以外的面(广大的地区)处于任由敌人横冲直撞的状态” ,甚至“确保点线已逐渐困难起来 ,很容易地陷入了困境”。基层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征粮征税。当时 , 地方 政权名义上为日伪所控制 ,以汪伪中央的名义向商贾百姓征粮征税 ,伪组织是籍以维持其 自身的生存 ,日军则想达到“以战养战” 的目的。而实际上 ,大部分税款 ,都被日军所侵吞 ,伪 组织所得仅一小部分。国民党忠救军占领地区 ,也以正统中央名义去收税。共产党游击队 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征收 ,与国民党划定各自的征收区域。“南汇县的第一、 二、 三、 七、 八和奉 贤的东部两个区 ,为我部征收经费地区 ,南汇县的四、 五、六和奉贤西部地区 ,都由国民党部 征收。 ”1943年底 ,征收救国公粮和爱国捐 ,并按区成立了征收队 ,任命了征收主任。这就迫 使基层政权必须应对各方面力量 ,成为两面政权 ,又使得“两面人” 出现了 ,即“所谓的日军 占领区 ,只不过是日军子弹射程范围的面积。表面上占领区的民众尊称你是东洋先生 ,但是 ,善于周旋的支那民众他们头脑里却充满了抗日意识。今天姓张的来了 ,他们就拿出欢迎 张的旗子 ,明天姓李的来了 ,他们又会打出欢迎姓李的旗子来。正因为支那民众经历了一次 次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军阀政治的血的洗礼 ,所以成长为今天这样血管里流淌着善于周旋的血液 ,进行生活的民族。如果日军撤退了游击队回来了,他们立即就会挥舞起青天白日旗 来。他们机械地分别使用这些旗子的技术的确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如果没有了顽强的 抵抗力量 ,那么无论中国人对日本统治者有多大的反感与敌视 ,日本建立的政权还是能够有效地进行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讲 ,两面政权的存在 ,事实上瓦解了日军妄想把中国占领区 建成它们对英美战争的巩固后方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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