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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 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来源:赵兴银 周广伟   2019-12-18 16:12:49

  1937 年七七事变后, 中国军民的局部抗战发展成为全民族 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实行坚决的抗战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挽救民 族危亡,抗击日军的侵略,并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以组成最 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在抗战时期是一 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和抗战全局出发,努 力争取他们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使他们在抗战中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力促与国民党实 行第二次合作,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时,统一战 线成分比较复杂,有进步势力、顽固势力和中间势力。地方实力 派大体属于中间势力,有的介于中间和顽固之间。地方实力派是 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由蒋介石中央嫡系以 外的国民党地方军事政治集团—— —地方军阀转化而来的。

  地方实力派名目繁多、参差不齐,大体“包括有地盘的实力 派和无地盘的杂牌军两种力量” [ 1]。其中势力较大的有原东北军 张学良,占据陕西一带;有当时北方最大的地方军阀阎锡山和傅 作义、商震一部,占据山西、绥远、河北一带;还有韩复榘占据山 东,宋哲元占领着河北;另外,还有西南地方实力派包括川康的 刘湘、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两广有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 云南有龙云、卢汉;还有一些实力相对较小的地方实力派,如青 海的马步芳、马步青,宁夏的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苏北的李明 扬、 李长江,豫西的贺澍三、裴子明、高星五等。

  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原因和思想根源的不同,有的地方实力 派领导人本身就是军阀行伍出身,有的地方实力派领导人早期 属资产阶级革命派,受革命的影响较深,在抗战中,各地方实力 派接受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态度不同,在抗战中的贡献也不一样。 正确认识各实力派的特点,对共产党的争取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争取地方实力派有着深刻的历史依据。首先,在 政治态度上,地方实力派表现出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使他们有 与中共合作的基础,杨虎城曾对部下说: “要抗日,先要停止打内 战, 在抗日这一点上,我们同共产党有共同的基础。” [ 2]陈济棠曾 说: “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这是救国要道,舍此莫由,环 顾国内,只有我们可以担当这个重任,也是义不容辞的。” [ 3]其次, 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一直在潜滋暗长,使他们愿意 寻找一个可靠的同盟军以求自我生存和发展。刘文辉曾说: “国 内与蒋介石集团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除此之外,找不到别的政治出路??因此,我决定走亲共的路。” [ 4]阎锡山说: “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 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 本人和蒋介石。” [ 5]再次,当时共产党根据地还不巩固,力量相对 比较弱小, 而地方实力派在日军入侵时表现出了积极的抗日要 求。因此,毛泽东认为,要把地方实力派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 者去争取[ 6]。同时,地方实力派有很大的力量, “往往可以成为我 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 慎重的态度” [ 7]。

  

  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对地方实力派的争取工作,早在土地 革命时期就曾谋求与反蒋的蔡廷锴、陈济棠等订立停战抗日反 蒋协定。1935 年至 1936 年,中国共产党成功领导实现了与张学 良、杨虎城的西北统一战线。抗战时期,根据地方实力派的政治 表现,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是进一步争取、团结。

  第一,对张学良、杨虎城的争取。张学良一开始受蒋介石的 欺骗,认为蒋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是正确的, 1935 年华北 事变,国民党的妥协退让和《何梅协定》等一系列事件给张很大 刺激,使他无心再与红军作战。他说: “以前同胞们谴责我对日 不抵抗,现在我希望领袖蒋公能更改我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 产党而去打日本,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更 有价值。” [8]据此,党中央在争取东北军时采取了先从基层做起, 逐步到做中、上层的统战工作。周恩来曾亲自指导成立东北军 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派出刘澜涛、孙达生、栗又文等大批干部 去做东北军的工作。由于张学良所处的寄人篱下的环境,所以 对其争取比较顺利。毛泽东还派汪锋到西安与杨虎城联系,双方 达成了“抗日友好”、 “互不侵犯”、 “互派代表” ,帮助红军运输必 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作抗日准备工作等项协议。争取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成功,对于推动全民族一致抗日具有很大 作用。

  第二,对阎锡山和韩复榘的争取。阎锡山和韩复榘是全国地 方实力派中非常典型的人物。抗战开始后,日军很快侵入山西, 阎锡山在日军进攻下手足无措,日本侵华势力诱使他反蒋叛国 投日,但他坚持了民族立场。在阎举步维艰的状况下,中共中央 和北方局派薄一波任书记成立山西公开工委,结合山西的实际 对阎锡山及军政上层开展统战工作。这一时期阎锡山进步倾向 比较明显,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他一般能采纳。韩复榘与蒋介石 有矛盾,对日本一直保持暧昧的态度。九一八事变后,韩也作出一些抗日救国的表示,他曾提倡国货,下令缉查日商走私、贩毒 等。针对韩的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中、下 级军政人员中。当时中央联络部的张经武、张友渔到济南通过对 韩复榘的政训处长余心清的工作,向韩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 领》,韩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 [ 9]。韩虽然顽固,但他也认为抗战 是长期的,是有前途的,汉奸是当不得的。通过党的努力,韩复榘 的抗日态度日渐明朗化。

  第三,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抗战时期,西南地方 实力派也是一支重要的中间力量。中共中央作了认真的调查研 究之后,提出了争取他们的具体措施和原则。中央曾派张曙时去 成都通过张澜与刘湘取得联系。中共还通过进步人士冯玉祥对 其进行说服和引导,在冯的帮助下,刘湘打消了顾虑,走上联共 的道路。对于刘文辉,中共通过杨叔明和刘的部下张志和等渠道 的联络,派董必武、林伯渠与刘文辉、潘文华会面恳谈。周恩来也 于 1942 年 2 月在重庆与刘文辉进行了秘密会谈。经过中共中央 和南方局细心的工作,刘文辉逐渐改变了立场,与中共“由一般 关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的阶段” [ 10]。抗战中的桂系李宗仁、白崇 禧在与中共合作方面表现出积极的态度。1937 年 6 月,中共派 张云逸同桂系谈判合作抗日,周恩来、叶剑英多次与桂系接触, 并通过刘仲容、胡愈之等民主人士展开对李宗仁、白崇禧的争取 工作。中共中央还派出薛子正、华岗、周新民、李文宜等与滇军上 层军官接触,宣传形势,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使龙云和卢汉了解 到党的方针政策,看到光明的前途。

  第四,党在西北的统战工作。西北的一些地方实力派原来都 是不折不扣的“土皇帝”,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对共产党的方针 政策不理解,党在西北的工作使不少地方实力派领导人逐渐解 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中共中央曾派张子华以周恩来秘书的身 份到宁夏做马鸿逵的工作,并成立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与地方 当局和各界进步人士建立联系。西安事变后,中共代表周恩来与 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在西安第一次接触,随后,中共又通过回族 上层人士马德涵、国民党上层人物赵守钰、进步记者范长江、文 化人士王洛宾等先后与马麟、马步芳、马步青接触,争取其参加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争取新疆实力派盛世才,中共中央派出了 陈云、邓发、陈潭秋以及毛泽民、林基路等 100 多名共产党员去 做他的工作,通过新疆反帝同盟联合会这一统一战线组织支援 了全国的抗战。

  为了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清醒 的头脑,十分珍惜与地方实力派建立的合作关系。如 1940 年 4 月 12 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国民党推动中间派向我进攻及我 之对策的指示中指出:我们完全不愿同他们摩擦??这种表示 要持续不断;当他们迫于命令向我进攻时,我应在不妨害自己根 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要求中途妥协,言归 于好[ 11]。共产党的这种不顾己利的政策和精神对地方实力派产 生了很大的感召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感召和积极争取之下,地方实力派表 现出了较高的抗日积极性,对抗战的胜利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政治上,地方实力派的抗战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 立,为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也使蒋不 能轻易地退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例如,马步芳就曾多次函电其部属,要他们“痛下决心,奋勇苦斗”, “勿负所望” [12]。东北军将 领更是表现出了无比的爱国热情,张学良说: “为了抗日救国, 牺牲这两个团体(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值得。” [13]杨虎城也多 次提出: “国家、民族不抗战,没有出路,我们十七路军也没有出 路。” [14]1937 年初,日本派花谷迎韩复榘到北平,领导“华北自 治”,被韩复榘断然拒绝,韩表示: “我决不能跟日本人搞在一 块。” [ 15]刘湘也曾在南京会议上表示,要“不顾一切地为民族求生 存而战”。地方实力派的联共要求和开明的政策给中共的争取工 作提供了客观条件,从而使抗战的气氛更加浓厚,抗战思想更加 深入人心。同时,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消极抗战的环境下,地方实 力派的抗战要求和行动也推动了自身的进步。历史事实表明,不 少地方实力派领导人正是通过抗战的道路认清了是非,从而走 上了革命的道路。

  军事上,地方实力派为抗击日军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地方实 力派的局部抗战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如 马占山的江桥抗战,打响了反日民族战争的第一枪;宋哲元领导 的长城抗战在喜峰口战役中创造了九一八事变后北方战场的第 一次胜利;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收复了大片领土;傅作义 的绥远抗战被誉为“全国抗战之先声”。七七事变后,在正面战场 除蒋介石的嫡系武装外,地方实力派起了很大作用,王平在《抗 战八年》中写道:淞沪一战中,中央军损失过大,于是,以后的各 次战役,各条战线的作战任务便大半落在地方军的肩上,这种现 象几乎维持到抗战胜利为止[ 16]。仅台儿庄战役,地方实力派军队 与杂牌军等非嫡系部队就占整个参战部队的 79% 。据统计,八年 抗战中,地方实力派派出的军队达 100 多万人,仅川军就死亡 26 万人,负伤 35 万余,桂系伤亡 12 万多人,其中将军 9 人[ 17]。很 多地方实力派领导人如李宗仁、冯玉祥、程潜、张自忠、李家钰、 吴克仁、赵登禹、王铭章等都亲自领导和指挥了作战,有的为抗 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为民族的独立做出了前所未有的牺 牲,中国共产党与地方实力派在抗战中的合作也是历史性的。当 然,我们也应看到,虽然他们在抗战中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 但由于他们本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属性,因此他们同蒋 介石在反民主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 有根本的区别[ 18]。他们联共抗日反蒋的主张和行动是出于维护 自身和本集团利益的需要。如马步芳出省抗战,前后历时 9 年之 久,但与日军接仗仅 8 次[ 19]。1941 年皖南事变中,桂系更因己之 私利而参加了反共军事行动。地方实力派有各自目的,他们与共 产党的合作是有一定的限度的,随着抗战的进行,地方实力派的 阶级本性就暴露出来了。阎锡山在 1939 年 3 月秋林会议上曾公 然说: “不能抬着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一个了结,汪先生(汪精卫) 走的路,未尝不可取。” [ 20]其对抗战态度,可见一斑。他还扬言: “一 切事情都不能做的太绝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 联共又要准备剿共。” [ 21]从而暴露出其拥兵割据的特点和伺机投 敌的预谋。李宗仁也曾说: “抗日不管胜利或失败,广西和蒋介石 是不能长久相处的。” [ 22]总之,地方实力派不会关心抗战的结果 和人民的命运,他们关心的只是本集团的利益。这些都表明,中 国共产党同地方实力派的合作只能是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的暂 时同盟。

  应该承认,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于其广泛的民族性而使内部不能不具有极为复杂的阶级关系 和阶级矛盾;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始终不肯放弃其反共反人民的 政治立场,又使这种矛盾和斗争更加尖锐;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的上述复杂情形,也不能不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定性受到 严重影响和挑战。值得庆幸的是,作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先锋 队和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在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 针政策, “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群众所 拥护为最高标准” [ 23],最终以民族大义战胜了形形色色的党派之 私和集团之利,从而使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较长久地留在抗日阵 营之内,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也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获 得了光明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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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李宗仁.回忆广西建设研究会.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 4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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