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间势力的 政策及特点
来源：崔 创 邰静波   2019-12-19 22:05:02

　　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 除国共两党之外, 还有一支重要的力量, 就是中间势力。其主体包括中间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抗战胜利前后, 这种力量已被视作政治天平向何处去的砝码。因此,无论国民党、共产党,乃至美国,都非常重视争取中间势力。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对中间势力实行了不同的政策。梳理这些,有助于客观把握抗战时期的国内阶级关系和中国政治走向,深化对国民党后来丧失大陆政权原因的探究。

　　一、国民党对中间党派的政策

　　中间党派主要包括“三党三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救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及后来在其基础上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抗战时期, 国民党对中间党派的政策侧重于政治上的利用和限制, 以达到巩固其领导地位, 削弱中共的目的。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对中间党派实行一些较为开明的政策。

　　第一, 局部开放党禁,形式上承认中间党派的合法地位。蒋介石曾指出,“只要不违反三民主义, 服从本党政府法令, 都应该推诚相与”。[1]在修改了的《危 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中, 还取消了专门对付异党的条款。同时, 释放了因“危害民国”罪而被关押长达8个月的救国会“七君子” , 并邀请他们去南京共商抗战, 这表明国民党以前森严的党禁有所放松, 形式上也等于承认了中间党派的合法地位。

　　第二, 设立民意机构, 给中间党派人士一定程度的参政议政权利。1937年8月, 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决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还决定成立国防参议会, 吸收各党派及社会名流为参议员, 并称他们是社会之中坚,人民之领袖。1938 年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四项议案, 其中之一为“结束国防参议会, 成立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 12月6日至8日, 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还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规定了参议员的权力和参议会的职 权。

　　第三, 比较注重中间党派人士对国事的咨询作用。1938年7月6日, 国民党组织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 通过了邹韬奋、沈钧儒等提出的十余项提案, 确定了“长期抗战到底争取国家民族最后胜利的国策”,选举了张君劢、左舜生、曾琦、沈钧 儒等中间党派人士在内的25人为驻会委员。淞沪抗战开始后, 第三党总书记黄琪翔还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前敌总司令部副司令、第八集团军司令, 参与 指挥淞沪抗战, 该党中央执委杨逸堂等人也参加了 总部工作。

　　第四, 政治上采取一些改良措施。《抗战建国纲领》规定:“实行以县为单位, 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 施以训练, 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 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基础, 并为宪法上实施之准备”,并强调要“改善各级政治机构”“整饬纲纪”,“严惩贪官污吏”。还规定,要“发动全国 民众, 组织农工商各职业团体, 改善而充实之” , 承诺给予人民一定的民主权利,“在抗战期间,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 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4], 还允许民主党派合法出版报刊。

　　不可否认,抗战初期国民党上述政策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其结果引起中间党派的较普遍拥蒋态度,连中间党派的左翼, 救国会的章乃器在1937年9月刚出狱后不久,也在《申报》撰文奉劝中共“少号召, 多建议”。

　　但是,进入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在不断制造反共“磨擦”的同时,对中间党派的政策也渐趋消极。

　　第一, 颁布有关法律,取消中间党派的基本权利。1939年之后, 国民党相继颁发《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共党活动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虽然主要是针对中共的,但对于中间党派也不例外。在此制度影响下,中间党派在抗战初期获得的有限民主权利也基本取消。各党派成员不能到政府机关任职, 即使教育部门也受到 排斥,如中山大学校长决定邀请救国会成员王造时任法学院长时,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以其不是国民党 党员而反对聘任。在首届国民参政会上,当中间党派人士纷纷提案, 要求实行民主宪政时, 蒋介石极为不满,他在闭幕词中称,抗战未结束前,不仅不能实行宪政,还要从头实行军政,从而断绝了中间党扼改革政治、改组政府的要求。

　　第二,囚禁迫害中间党派人土。1939年2月到 1940年6月期间, 邹韬奋主持的五十五个生活书店 中,49 个均以“反动书刊”、“诋毁政府”之名被强行关闭, 邹韬奋本人也以“总策动机关之嫌疑”而被国 民党特务“侦察” , 被迫出走香港。1940年夏,著名经济学家、爱国民主人士马寅初在重庆陆军大学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演讲时, 由于运用大量确凿事实揭露了“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被国民党特务以欺骗手段逮捕,并将其投入贵州息峰集中营,还欺骗舆论说马寅初是奉命前往战区考察经济,此外,还逮捕了大量的中间党派人士如杜重远、柳亚子等。

　　第三,压制民主宪政运动。在中共的支持和配合下, 中间党派于1939年4月发起了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而国民党却玩弄两面手法,一面许诺1940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 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又一面设法压制和破坏。1940年 4 月 18 日, 国民党颁布了《宪政问题集会结社言论暂行办法》 , 严格规定: 讨论 宪政之集会必须由省党部召集, 言论以三民主义、五 权宪法、国民党政纲及有关宪政之法律、指示为据, 否则一律取缔。在舆论上, 国民党指使其代表散布中国不适宜宪政的谣言。一位国民党政客曾说: 即使召开国民大会,也“并非及时颁布宪法, 实行宪政” , “宪 政不但不是党政之结束, 相反, 正是党政之开始”,他甚至把约束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加强政府的权力说成为“宪法的新概念” [5]。在行动上,国民党还直接派 遣特务对宪政座谈会进行监视和捣乱, 最终致使宪政运动夭折。

　　第四,反对中间党派走向联合。1939年3、4月间, 救国会联合第三党部分人士酝酿成立“游击区抗敌工作协会” , 然而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破坏和防范, 协进会最终未能成立。1939年10月, 各中间党派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尽管乡村建设派领袖梁漱溟再三强调建国会的“第三者的立场” , 但蒋介石认为救国会是“中共的外围”,而加以反对。1941年,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 即使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青年党在向蒋介石说明同盟的成立情况时, 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随后, 国民党当局一面对国统区人民封锁舆论,不许各大报刊刊登这一消息, 一面发 动其在香港的报纸围攻民盟机关报《光明报》, 声称民盟是“第五纵队” , “应绝对予以制裁” [6]。同时还勾结港英当局搜查《光明报》社及工作人员。

　　第五, 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和召开党派会议。抗战胜利前夕,各方面的形势迫切需要召开中国各党派会议以解决战后的建国问题。1944年,我党适时提出联合政府主张,得到中间势力的一致拥护, 却遭到国民党的极力反对。1944年 10月4日,在重庆召开 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到国民政府对设立“联合政府”的意见时, 国民党动员委员会秘书长 张群答称: 此说不值讨论,吾人亦不拟讨论。” [7]1945年2月,当周恩来在赫尔利的陪同下去见蒋介石时, 蒋竟傲慢地宣称:“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 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 [8]。3月1日, 蒋介石在重庆宪政实施协 进会上发表演说,声称:“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 或其他联合政府。” [9]

　　应当指出, 抗战时期, 国民党在对中间党派压制打击的同时, 也始终没有忘记使用拉拢利用政策。皖南事变后, 为诱使我党参政员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 国民党加大了拉拢中间党派的力度, 主要政策有: 修改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将最高国防委员会指定的“议长制”,改为由国民党提出候选人,参政会选举五个主席组成主席团的“主席团制” ; 将参议员名额扩大; 对中间党派主张成立各党派委员会等要求,蒋介石表示“原则上同意”和“可以” , 这使黄炎培等人感到“谈组织特种委员会时, 甚洽。”为了阻止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蒋介石还以重金收买国社党领袖张君劢,促其远走云南, 同时还把青年党作为拆散同盟的突破口,企图分裂同盟内部, 扼杀其于摇篮之中。

　　二、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民族资产阶级是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主的一股中间势力。抗战时期, 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 即有限扶助和经济剥夺。

　　全面抗战初期, 日军控制了沿海主要城市, 外援几乎全被切断, 国内税收较1936年减少了60%之多, 国民政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为了利用民营工矿业发展生产, 支持国民政府抗战, 国民党对民营工矿业实行了一定的帮扶政策。

　　第一, 帮助民营工矿业向内地迁移。1937年8月10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第342次会议, 通过资源委员会提议的补助上海工厂迁移内地工作案, 拨款56万元作为初期迁移经费。11 月 16 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又颁布《工厂迁移补助办法》 ,从此开 始了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

　　第二, 扶助内迁民营工矿业发展。国民政府曾颁布一系列奖励工业发展的法规, 给内迁民营工业以各种放款, 帮助企业购买材料,招募技术人员等。到1940年底,经济部工矿业调整处帮助征募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达12164 人: 截至1941年6月, 国民 政府共计发放贷款2003万元, [11]该政策对内迁工厂的复工投产,为国家资本企业提供原料、资金配备,产品销售等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厂矿内迁与扶持政策,保护了中国的民族企业,对支持国民党正面战场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国民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扶助政策不是持久的。随着国民党统治地位的相对稳定和官僚资本的急剧扩张,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逐渐转向限制和吞并。

　　国民党曾以“非常时期”为借口, 在大后方实行战时统制经济政策,设立全国粮食管理局、资源管理委员会, 进行实物管制,对花纱布、盐、煤、火柴、烟草等轻工业品实行专卖政策。抗战中后期, 随着政治上不断强化,法西斯一党独裁, 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在打击吞并民族资本中迅速膨胀,而民族工商业从1942年起便走向衰落和破产。以重庆为例,原有私人工厂87l家, 到1943年,停工减产者达 270 家; 私营工业产品产值以1942年为历史最高, 达7999万元, 但1943年下降了 15% ,1944年较1943年下降了 14% ,1945 年较 1944 年又下降了11%。[12]致使许多民族工商业者叫苦不迭,“高呼生 产过剩者有之, 高呼入不敷出资金困窘者有之, 高呼税制欠公生产萎缩者有之, 整个产业界充满了矛盾, 充满了阴郁而欠爽朗的气氛” 。[ 13 ] 尽管1944年上半年,民 族工商业资本家纷纷集会, 呼吁国民党取消经济统制政 策,保障自由生产,但国民党仍然置若罔闻。

　　抗战以来, 民族工商业者大多置身于政治之外, 正是这种限制吞并政策迫使他们开始“问政” , 无疑也加速了与国民党的分离。

　　三、国民党对地方实力派的政策

　　地方实力派是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中间势力。军事、政治两手并用, 瓦解其实力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对地方实力派的主要政策。

　　十年内战时期, 蒋介石直接运用中央政府的强大力量, 压迫地方实力派交出地方政权,还通过发动中原大战等新旧军阀战争,用武力打垮了冯、阎、桂 三派重要的地方势力, 迫使其接受国民党的领导, 从而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但是, 地方实力派的中间性政治立场并未因此而放弃, 这就构成了抗战时国民党处心积虑地剪除地方实力派的动因。

　　全面抗战爆发后, 蒋介石认为剪除地方实力派的时机到来, 对他们采取“一石二鸟”的政策, 即假借日本侵略者和“剿共”之手, 让地方实力派军队同日 军或中共军队作战, 以削弱地方实力派, 自己坐收渔 翁之利。正面战场上, 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往往被安排在前沿阵地, 担负着抗敌的重任。李宗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 军’, 是对付自己人的”。” “八年全面抗战中,蒋介石一面推动地方实力派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磨擦; 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在抗日战场上牺牲地方实力派。如作战时将其配置在不利地位,把同一系统的地方实力派部队分割使用于不同战区, 或任其消耗、取消番号 等。尽管桂系由于地处西南, 使蒋介石深感鞭长莫及, 但为了削弱并限制桂系的发展, 蒋介石也采取制造和利用西南地方实力派内部矛盾, 从中分化瓦解, 使其自相残杀, 自己等待时机收拾残局的政策。结果, 由抗战爆发时占国民党部队 1/ 2 强比率的地方实力派的军队, 到抗战结束时, 降至战后120个军的1/ 4 左右。除桂系外, 地方实力派的军队大多数都被削弱。

　　四、国民党对中间势力政策的特点

　　把国民党对中间势力的政策统一起来考虑, 尽管对不同部分政策的具体内容不尽一致, 但是, 不难发现, 国民党的中间势力政策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 从政策发展趋势方面来看, 国民党对中间 势力的政策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起初的较为开明走 向后来消极的过程。从对中间党派的宪政许诺到后来的破坏; 从对地方实力派抗战热情的支持到后来分化瓦解; 从对民族工商业的有限支持到吞并, 均可发现这一政策的演化轨迹。

　　其次,从政策本质来看,国民党的中间势力政策也具有如下特点:

　　l、双重性。在政策的运作过程中, 国民党受既想利用中间势力,又惧怕其在我党影响下“坐大” , 因而对中间势力的政策呈现出扶持和限制的双重性。即一方面使用中间势力于抗战的各项事业,另一方面又限制乃至打击中间势力人士的爱国民主言行,竭力防治与中共联手, 而且愈到抗战后期,愈以压制为主。尽管国民党的中间势力政策在不同阶段也有所区别,但这一特点始终存在。

　　2、转变的曲折性。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间势力政策总的发展趋势是逐渐走向倒退,但是由于国民党的拉拢利用和打击压制政策交织在一起,加上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 这一政策的转变并非直线性的,其间充满复杂和曲折, 一定程度上欺骗了全国 民众,尤其是中间势力,其右翼始终对国民党的“空 头支票”报以幻想。

　　3、手段的多样性。由于中间党派是政党组织,一般无有军队,随着抗战深入,中间党派有着集中化的要求和倡议。对这部分中间势力,国民党的政策侧重于运用政治手段制造党派内部矛盾,阻滞其走向集中, 压制其抗日热情;对于地方实力派,国民党侧重于运用军事的方式收编或利用其与日军作战以消灭之;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策侧重于经济方面的利用和掠夺。

　　4、策略的反动性。政策是策略的反映。如果说国民党的中间势力政策有改良的一面,那是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 在广大中间势力的强烈要求下, 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的形势下, 被迫实行的。后来政策几经复杂变化,但就其实质来说, 该政策代表了国民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其政策的复杂多变正是国民党借助抗战消除中间势力,实现一党专政策略的反映。尽管政策和策略时有变化,但是,其反动本质没有变化,前文李宗 仁的评价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抗战时期,国民党处统治者地位,以抗日为名, 对中间势力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均采用拉拢利用, 打击限制两手并用的政策。这种欺骗性的政策使其逐渐丧失政治诚信,为解放战争时期中间势力与国民党分离打下基础, 最终导致其丧失大陆政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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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 重庆出版杜, 1987.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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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史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 河南人民 出版社,1993.370- - 371,

　　[13]昆晋. 发展工业需先实行民主, 新华日报, 1944 年 11 月 27 日.

　　[14]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杜,1995.606.

　　( 作者: 崔创, 陕西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 邰静 波, 陕西师范大学少数民族高层骨干人才硕士研究 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