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版 / 繁體版 正在载入当前时间...
首页 > 抗战研究 > 研究论文集 > 内容正文

论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及其局限
来源:聂俊华    2019-12-19 23:39:21

  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八年抗战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战胜外国武装侵略的伟大胜利。在整个抗战中,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创造了光辉业绩。正是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和所起的重要作用,也由于美、苏等大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它们对中国的关系的调整,中国在抗战期间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基于当时国力的衰弱,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并不是完全独立和自主的,所能享受的权益也是有限的。本文旨在对抗 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表现、原因及其局限性进行探讨。

  一、抗日战争中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表现

  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展与坚持给中国国际地位带来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大国地位的确立

  1941年底,阿卡迪亚会议在华盛顿召,12月25日,罗斯福和丘吉尔拟定了联合国家宣言。虽然中国首脑没有参加会议,但会议议题已事先通报了中国外长宋子文。会议上,罗斯福不顾英国方面的议,坚持把中国与美、英、苏三国相提并论,共同称作“世 界四大国”。在罗斯福的坚持下,会议还决定单独辟“中国战区”(包括中、越、泰等国和缅甸北部),由蒋介石出任新成立的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的高统帅。1942年1月1日,美、英、中、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亦称《对法西 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与会国赞成1941年8月14 日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合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精神的原则,“保证运用其军事与经济之全部资源”,对德、意、日及其附从国作战到底,并且“不与敌国缔结单 独之停战协定和和约”。“联合国家”的签字顺序,按罗斯福的初设想,是美国在先,中国次之,后协调为美国第一,英国第二,苏联第三,中国第四。其后的国家,则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这样,中国作为四个领衔签字国之一,签署了宣言。此后,美军派史迪 威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盟国军队在中国区(包括缅甸战场)共同抗击日军。二十六国共同宣言的发表及中国战区的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重大变化。

  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中国作为四大盟国的地位受到尊重,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此会议上再次得到确认。虽然参加会议的没有中国代表,但在美国代表的坚持下,中国驻苏 联大使傅秉常被邀请在三国外长起草的《普遍安全宣 言》上签字。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英勇抗战,改变了中国从前任人宰割的软弱形象,而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及其与盟国关系的密切,为中国在罗会议上争取台湾回归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此,中国始参加国际会议和机构,参与有关国际问题的决定,登上了国际政治舞台。

  1943年11月,在美、英、苏三大国首次会议(德 黑兰会议)前夕,中、美、英三国在罗举行首脑会议。在罗会议上,中美双方领导人谈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罗斯福表达了希望战后的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参与国际组织活动。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的大国地位已经在国际上树立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重要贡献的结果,也是罗斯福采取正视现实政策的结果。

  1943年10月中国代表签字的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

  1944年9、10月,中国代表参加了大国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4月至6月,中国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发起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从此,中国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参与创设联合国,并在联合国中取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使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国际法的保障。

  (二) 中国与美、英废除旧约,签订新约

  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各阶层爱国力量所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但列强一直不愿放在华特权。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反法西斯战争的深入,中国人民在艰苦的抗战之中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同时,日本在亚洲的不断扩张,严重侵害着美、英的权益,他们希望中国 坚持抵抗,钳制住日军的主力。在这种背景下,美、英等废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双边关系得到重新调整,就顺乎情理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随着盟国关系的发展,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1942年,美、英两国政府决定分别放与中国业已签订的双边不平等条约。1943 年,中美、中英分别签订了新约。新约废除了英美在华特权:法外法权;使馆界及外国驻兵区;特别法庭;租界;外籍引水员特权; 外籍军舰行驶之特权;英籍人在中国海关税务上的特权; 沿海贸易和内河船运的特权等[1](P585~587)。

  此后4年,国民政府经过一系列谈判,废除了与比利时、巴西、挪威、瑞典、芬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的类似条约。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崩溃[2](P350)。

  中美、中英新约的签订,从法理上结束了美、英百年来在中国享有的领事裁判权和其他特权,这是中国人民长期反帝爱国斗争的结果,尤其是长期坚持抗战的结果,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 中国收回被占领土和对其恢复主权

  对中国台湾及东北等地领土的收回和主权的恢复,也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对珍珠港发起突然袭击,挑起了太平洋战争,次日,美国与英国对日宣战。消息传到重庆,中国国民党政府紧急召特别会议。蒋介石认为,美国对日宣战,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转机,当天国民党政府对日正式宣战。次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宣战布告》 。

  根据国际法一般原则,“战争使得交战国的条约失效”[3](P677)。中国政府对日宣战,自然废止了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中日间一切条约,协定及合同。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的《罗宣言》指出:“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使日本所窃取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日本亦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我三大盟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4](P407)。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后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又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本投降条款》规定:“兹接受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的、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1945 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中的条款。”10月25日,同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于台北进行,受降主官代表中国政府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至此,台湾、澎湖重归于中国主权管辖之下。

  二、抗日战争中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原因

  在抗战中,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以下几种原因是主要的。

  (一) 中国积极展外交,争取国际支持

  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制订并贯彻了务实的外交政策,谨慎地处理与各国的关系,力求多寻友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使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

  抗战之初,中国政府即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国联会议和九国公约会议,把中日冲突诉诸国际社会,争取各国的同情及有利害关系各国的支持;中国利用与德国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关系,使德国维持了半年多的中立;同时,中国极力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使苏联从1938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成为中国军火的主要供应者,并派遣军事顾问和飞行员来华助战; 中国也努力推动美、英(尤其是美国)政策发生积极转变,反对两国对日妥协的倾向,使两国逐步确立起制日援华政策,为以后的盟国关系奠定了基础。

  随着中国全民族抗战正式展,并逐渐形成日军无法摧毁的反法西斯战场。在此基础之上,中国政府以抗战为主导的外交也正式建立了起来。其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向苏、美、英等国寻求援助,这一结果的积极意义在于加强了中国与未来反法西斯盟国之间的联系;第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政府较为坚决地顶住了英美有可能在中国问题上的对日妥协。这两点对于中国战场的坚持是有大的积极作用的。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就积极寻求苏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首先争取到的是苏联的援助。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前后,又通过艰难的努力,争取到美国允诺“租借法”运用于中国。这一方面表明美国为拖延日本南进,重视中国战场,另一方面也表明国民党政府不会放抗战的基本态度,正是这两方面促使中美两国政府逐渐走向美国参战前的准同盟状态。

  (二) 中国人民的全民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浴血奋战,以亿万人民的牺牲为代价而取得的。其中中国人民承受了大的民族牺牲,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战场是“二战”中辟早、持续时间长而又后结束的战场。日本是法西斯集团中早发动侵略、也是后一个投降的国家。中国战场是抗击日本侵略的主战场,它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歼灭日军150多万,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 家。”[5](P1033)中国抗战承担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担,极大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英美和苏联的反侵略战争,中国抗战遏制了日本南进计划,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对盟国赢得时机、加强战备起了有益作用。丘吉尔承认:“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会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把重兵推向英美,大举进犯印度。罗斯福也公正地说:“假如 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 打下澳洲,打下印度……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与德国配合,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击,在近东会师把 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交通线。”[6](P49)

  中国人民正是凭着自己的英勇抵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建立了丰功伟绩,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赞扬和崇敬,改变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屡遭欺凌的软弱形象,获得了自己应有的国际地位。可以断言,没有这种同仇敌忾、不屈不挠的战斗,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是难以想象的。

  (三) 美、苏、英等大国对中国态度的改变

  美、苏、英等大国对中国态度的改变,也是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抗战中,上述三大国尊重并承认了中国地位的上升,分别调整了与中国的关系。但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决不是美、苏、英大国的“恩赐”,除中国人民反法西斯的巨大贡献之外,还取决于三大国在二战中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是其相互斗争和妥协的结果。英、美之所以扶持中国,因为两国都是在西太平洋和东亚有重大利益的国家。苏联支持中国也是出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的考虑。

  美国不顾英国和苏联的不满和反对,努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拔高蒋介石作为中国领袖的形象,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罗斯福之所以坚持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到“四大国”之一的位置,是出自其战时“击败日本”和战后“牵制日本”的战略考虑。罗斯福曾深入浅出地对儿子说:“试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了,会有多少日军得以脱身?那些日军会做些什么呢:他们先会像摘熟梅子一样轻取澳大利亚和印度,然后长驱直入,席卷中东……日本和纳粹从两面夹击,在近东某地会师,完全割断俄国人的联系,肢解埃及,切断经过地中海的所有交通线。”[7](P305)罗斯福希望通过给中国一定的地位、再附加一些援助的办法,“用较小的代价”,使中国“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 地”[7](P139)。总之,让中国拖住日本,抵挡日本的进攻, 这就是罗斯福的在战时对中国的近期期望。另外,罗 斯福还对中国有一个远期的打算,那就是希望一个稳定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能够成为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国,在该地区行使某种意义上“警察”的作用,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罗对中国战略作用的设计还远不止于此。他对一个亲美的中国还有另外两个期望:其一是防范苏联。罗曾直言不讳地对其亲信特别助理霍普金斯表示,他希望在美国“同俄国的任何严重的政策冲突中”,中国将“站在我们这一边”[8](P90~91)。其二是从某种程度上抵消英国在亚洲的影响。罗私下露骨地讲过,在“消除英国海外帝国的努力中”,他指望中国是“美国一方稳得的一票”[8](P98~99)。因此,提高中国的地位也就是美国的本身利益所在。

  苏联支持中国抗战从根本上说也是出于本国的利益。中苏两国有共同的安全利益,日本侵略中国,使苏联有唇亡齿寒之感。日本一直妄想“北进”,侵犯苏 联,也进行了两次“火力侦察”,苏联对日本的企图了如指掌。苏联援华就是要让中国牵制日本,使日本陷在中国战场而无暇“北进”,斯大林也曾坦率地说,中国既是在打自己的仗,也是打俄国的仗[2](P7)。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同的反响。苏联作为一个与中日战争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它遵循既定的东方战略思想,积极主张制裁日本,支援中国。它提出以“武装保卫苏联”为其对华政策的出发点,希求通过支持国民党政府,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来拖住日本侵略军,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不利形势。

  英国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始终持反对态度,终承认中国四大国之一的国际地位,也是迫于美国的压力。

  三、中国国际地位变化的局限性

  经过抗战的洗礼,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具有极其重要的积极意义,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任人宰割、任人欺侮的国际形象,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大国作用、收回日本强占中国的领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革命力量的成长壮大,为新中国的诞生,为近代中国历史方向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

  国家力量决定国际地位。中国在抗战中成了大国,但毕竟还是一个弱国,就其综合国力而言,与当时的其他三个大国不能同日而语,加上美、英、苏实行强权政治,因此,这些国家并没有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仍然受到上述三大国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一) 美、苏、英对中国的不公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盟军并肩作战, 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和美英军队的对日作战。然而,美英却始终拒绝中国参加决定世界大战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军火分配委员会中也没有中国代表。

  1942年以后,美国从其战后全球战略出发,虽极力扶持中国的大国地位,但却一度遭到英、苏的激烈反对。丘吉尔曾表示:“讲到中国,我不认为重庆政府能代表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9](P266)因此,他反对美国拟定的美、英、苏、中四大国计划,只因害怕不支持中国,中国崩溃后,日本会大举进攻印度,才同意美国提出的计划。苏联也曾反对把中国列入世界四强。 在1943年10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坚决反对由中、美、英、苏四国共同发表四强宣言,只是后来迫于英、美的压力,才做出了让步。对于邀请中国参加罗会议,丘吉尔也坚决反对,只是由于罗斯福态度坚决,才勉强同意。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丘吉尔讨论共同反攻缅甸计划。蒋介石要求英国出动海军从南缅登陆,配合中国军队南北夹攻,收复缅甸,恢复滇缅公路,确保中国的补给线,丘吉尔则要求中国军队单独在缅甸北部作战,只要牵住日军不向英属印度进攻就行,因而拒不接受蒋介石的建议。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为了换取斯大林对蒋介石的支持和参加盟国联合对日作战,付出的让步竟然是中国东北的权益。根据《雅尔塔协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战结束二至三个月后,苏联将参加盟国方面对日作战”。条件是:(1) 蒙古(人民共和国) 的现状将予以维持;(2) 库页岛及毗邻岛屿归还苏联; (3) 大连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⑷对 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苏联[10](P204~205)。

  (二) 中国与美、英废旧约签新约的局限性

  就废除不平等条约而言,1943年1月,中国国民党政府与美、英等国签订了平等条约。但不久,又与美国签订了新的协定,“使在华美军(到 1945 年达 6 万人)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美军基地、补给和运输部门、无线电通用网、航空系统和陆军邮局不久就在中国土地上始工作,其规模之大和独断横行的 程度是中国西南地区即使在不平等条约时代也从未见过”。到抗战结束后,“上海马路上有好几个月挤满了美国大兵和酗酒闹事的水手,其情景远非通商口岸时代所能比拟”[11](P244)。这同中国新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中国刚刚获得的独立主权也使人产生怀疑。

  1942年,在中英新约谈判中,中方要求英国终止对九龙的租借权。英方反对把九龙问题同中英新约问题同时讨论。最后,蒋介石作了妥协,在这一问题上对英国让步。而中方在新界问题上的谈判则是完全失败了。

  在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丘吉尔说,香港的居民90%都是中国人,该地又十分靠近广州,他希望英国‘大大方方地’把香港归还中国,再由中国宣布香港为自由港,‘一视同仁地向全世界放’,日本占领之前任何香港人的财产均不予剥夺。丘吉尔愤然回答,只要他还是首相,他就不想使大英帝国解体”[12](P247)。 致使香港问题毫无进展,香港仍然被英国占领这一事实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

  (三) 美国插手中国内政,为台湾问题的出现留下后遗症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美为主的外交方针收到了成效,美国成为援助中国抗日的主要国家。但国民政府却把这一方针绝对化了,变成了对美国深深的依赖。它认准了美国的实力以及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在战争中,在和平会议上,在战后世界事务中,国民政府领导集团唯美国马首是瞻,无论在国际事务中还是维持国内统治地位,都深深依赖于美国的扶植 和支持,从而导致大战末期和战后美国插手中国内部事务,这在中国一个多世纪对外关系中是没有先例的,它也是导致后来台湾问题拖而不决和造成中国长期不能实现完全统一的一个根源。

  探析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不仅有助于 加深我们对抗日战争伟大意义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 认识今天中国的发展、国际地位及国际关系的实质。

  同时也能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弱国无外交,国家力量决定国家地位。中国要完成祖国的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强国的形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致,全力提高以科技、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

  参考文献:

  [1]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 陶文钊,等.中国对外关系(抗日战争时期)[M].北 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3] 周鲠生.国际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4] 国际条约集(1934~1944年)[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 社,1961.

  [5]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美]伊利奥·罗斯福.罗斯福见闻秘录[M].上海:上海 新群出版社,1949.

  [7]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M].北京:世界知识 出版社,1998.

  [8] 迈克尔·谢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M].北京:商务印 书馆,1982.

  [9] [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快录(第四卷)[M].北 京:商务印书馆,1975.

  [10]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1977.

  [11]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2] 王绳祖.国际关系史(第六卷)[M].北京:世界知识 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聂俊华(1973~ ),男,河南上蔡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硕士。

  On China’s Status and Its Limitations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NIE Jun-hua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is a turning period for Chinese to recover. During this period, China’s status changed greatly by reestablishing the Big Country position, signing treat with America and Britain and taking back the occupied land. The main reasons for this change are Chinese actively diplomatic work, the all people involved and some western countries attitudes change. But the change also has its limitations.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international status; change

Copyright ©2014-2020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电话:0731-85531328 QQ:2652168198

湘ICP备1802203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