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抗战前后救国会 与中共的合作
来源：吉秀华    2019-12-24 13:17:07

　　一、积极配合党在国统区的活动

　　救国会(全称：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团结御侮，抗日救国成为全民族共识的背景下成立的。救国会最初是以上海为中心组织和发展起来。在救国会正式成立的前半年，上海文化界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积极酝酿发起救国运动。1935年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表达了他们对国事的深切忧虑和奋起救国的决心，由此揭开了上海各界民众救国运动的序幕。此后，上海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等各界救国会纷纷成立。1936年1月28 日，各救亡团体正式组成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5月31日至6月1日，在沈钧儒、章乃器等人的主持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全国各地60多个救亡团体，在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救国会的宣言、章程和《抗日救国初步纲领》等重要文件。选举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陶行知、沙千里、史良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等14人为常务委员。

　　救国运动的最初发起者和参加者，主要是一小部分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但不久以后，就有各阶层各党派的人参加。救国会本身就是一种统一战线的组织，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主张抗日救国，赞成救国联合战线的都可以参加。因此，救国会的成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等各党各派的人，大多数是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救国会成立时，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中共党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为了抗日救亡参加了救国会并成为其中的骨干。1936 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派冯雪峰由陕北来上海，同上海各界救亡运动的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等人联系，传达毛泽东及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7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任副主任，潘委派胡愈之分管救国会的工作。从此，救国会便同中国共产党有了正式组织上的联系。救国会正式成立后，上海几次大的群众示威游行的组织者都是共产党员。救国会成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团结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民主运动的最好组织形式，对党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2]中共地下党员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组织者之一钱俊瑞在《伟大的爱国主义旗手》一文中说:“我在这里特别要指出:沈衡老眈钧儒)洞我们党的关系一直非常好....他对我们党的政策主张一概表示衷心赞成，同时他在许多间题上，也向我们党提出很好的建议。”[3]显然，以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在其成立时及其全部活动，都积极配合了当时党在国统区的活动。

　　二、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帮助党进一步完善这一政策

　　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宜言”，呼吁停止内战，建立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宜言发表以后，救国会积极响应这一号召, 并帮助中共进一步完善这一政策。 1936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合署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提出了建立救亡联合战线的主张，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8民族统-战线的政策,文章称“中国共产党于去年八月一日发表宜言, 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我们赞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这一个政策， 而且相信这一个政策会引起今后中国政治上的重大影响。[4]

　　除了积极响应中共的“八一宜言”外，救国会还对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一些建议，帮助中共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政策。由于蒋介石不肯停止对红军的围追和进攻，此时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包括蒋介石在内。而救国会提出的救亡联合战线则认为抗日救国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大事，不是一党一派所能包办的，主张全国各党各派各方面联合起来，组成广大的民族救亡联合战线，共同抗日救国，即“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不问他是什么党派，什么阶级，什么信仰，只要他同意于抗战，我们就该摈弃一切私见，停止一切内争， 团结起来，动员起来，建立铁似的民族救亡阵线，向我们的敌人进攻"。[5]这是建立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各党各派的民族统一战线。因此，救国会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中，建议“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真诚。因此，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这样，救亡联合战线的展开，才不至受到阻碍。”[6]文章还要求中共纠正党内某些青年在抗日救国运动中，“故意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7]的“左”倾幼稚行动。

　　对于救国会的主张和建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1936年8 月10日，毛泽东在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一封信中，对救国会的宜言与纲领，以及《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文章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愿意自这些纲领和要求下，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他还对救国会给红军提出的善意的批评和希望表示感谢，并简单的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最近的一-些主张。毛泽东在信的最后说:“我们很荣幸的签字于各界教国联合会的纲领之后!”[8]

　　三、根据党的主张进行抗日宜传

　　抗争爆发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一再提出:国民党虽然抗战了,并且抗战比较积极，但在发动民众和政治改革问题上，依然没有什么转变。只有发动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彻底战胜日寇。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必须动员全民族的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救国会创办的刊物，就是根据党的这一主张进行抗日宜传的。

　　1937年8月下旬，文化救亡协会发表了宣传大纲，提出:“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予全国民众以组织自由的权利"，“准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等一系列具体主张，把救亡运动提到了民族解放与政治改革相结合的高.度。这些主张与《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所提出的“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以及“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的要求是一致的。

　　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宣传，救国会创办了各种刊物。1937年8月19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了《抗战》三日刊，竭力主张加强全民族的坚固团结来进行持久战，要求开放民众运动和言论自由，反对国民党的片面抗战政策和亲日派的妥协投降阴谍。它还连续发表文章和报道，介绍全国的抗日情况和陕甘宁边区的概况。后来，周恩来表扬《抗战》“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9]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不久，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文化中心从南京转移到了武汉。1937 年12月，沈钧儒、李公朴等人在武汉创办了《全民周刊》。后与邹韬奋的《抗战》合并，改名为《全民抗战》。《全民抗战》继承了两者的进步传统，在“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口号下，从形式到内容都作了比较大的改进，每期销数很快达到三十万份，“风行海内，畅销寰宇,”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1938年9月，救国会又创办了《国民公报》旬刊，坚持团结抗战，提倡民主的方针。救国会创办的各种刊物，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抗战路线和《抗日教国十大主张》，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宣传方针，为宜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民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团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周天度。孙彩霞.沈钧儒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沈钧儒纪念集[c].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84 年版.

　　[4][6][7]沈钧借、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A]周天度、孙彩霞编.救国会史料集[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5]孙彩霞。救国会推进第二次国共和作形成之研究[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4).

　　[8]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c].(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9]邹韬奋年谱[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

　　(原载：2008年第2期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作者系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