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全面抗战时期 中国国民党对抗战领导力量的认识
来源：罗艳梅   2019-12-24 21:09:47

　　目前学界对抗战领导的认识 ,主要反映在对抗战领导权归属问题的五种观点上: ①共产党领导说; ②国民党领导说; ③国共两党共同领导说; ④国共两党分别领导说; ⑤领导权从国民党转移向共产党说。 [1]457 - 460笔者认为 ,抗战领导问题 ,首先是一个需要系统分析的复杂问题 ,它不仅包含抗战领导权的归属问题 ,而且包括抗战领导地位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以及如何体现抗战领导地位和发挥领导作用等问题。其次,它是一个需要从当时实力雄厚的中国最大执政党 —— —国民党视角来审视 ,以便为进一步研究当今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共产党如何执好政、掌好权提供借鉴的问题,而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不能体现或满足上述两个需要。因此,本文拟通过对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相关文献资料的研究,尝试着从国民党视角系统理解抗战领导问题。

　　一、 抗战领导力量是执政党的理所担当

　　在国民党看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国民党作为中国执政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和平建设的局面，它的行径已经使中华民族不得不起来进行抵抗。以“七七”事变为标志的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国民党中央不但要“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之垂亡;同时于抗战之中,加紧工作,以完成建国之任务”[2]313 。 “抗战建国”不仅被国民党定为抗战时期的国策,而且也是该时期要完成的根本任务。

　　国民党以中国执政党自居,并认为是中国建设的领导者,特定的历史环境所遇到的特殊历史事件, 恰逢其执政之时。因此,领导全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的历史使命理所当然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2]324

　　在国民党看来,抗战建国国策的制定不仅是以“三民主义”作为最高理论指导,而且抗建的过程也是逐步实现“三民主义”的过程。[3] 因此,国民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实现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在国民党自身建设、对外关系处理、国内各民族关系处理、民众的组织与训练、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的设计与实施等方面体现和保障其领导地位或发挥其领导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国民党作为抗战领导,就其在国内各民族关系处理方面发挥的作用,早在抗战之初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临全大会)上就已作了明确说明。而且,在抗战期间随后的历次会议中也很少涉及。因此,笔者在此就该问题作简要阐述,在本文后面的论述中不再单独涉及。对于国内各民族关系处理 ,国民党的抗战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使各族人民从认识上明确:国民党对于国内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是以建立“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为目标的;抗战时期,我国民族关系存在的不统一、不团结等问题,是由于日本挑拨离间、分化瓦解而造成的。[2]320 因此 ,要实现国内各民族的自由联合,就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服从领袖,坚持抗战,克服日本的离间,以解除日本的压迫 ,最终实现国内各民族的自由联合。

　　二、 国民党自身建设

　　1.党员发展的数量、质量和党员训练

　　第一,就党员发展的数量而言,国民党认为党员数量在各职业中应均衡发展。因此,针对工农党员比例失调的问题,国民党中央特别注重在工农群众中发展党员。1942年4月国民党中执委训练委员会编印的《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增篇上册》 收录了朱家骅的“党的组织与领导”一文,其中列举了截止1941年6月底止,国民党党员人数、比例及反映的工农比例失调的问题:“现在本党党员??约四百七十万四千余人,其中军队党员三百四十一万四千余人 ??普通党员为一百三十万人??普通党员中,业农分子约占百分之六,工人分子约占百分之五??农工??太少,表现出不均衡的现象 ,今后徵求党员,对于此等分子,自应特别留意”[4]119 。1944年5月26日第五届中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说明:“征求党员数量上颇有可观,而职业分配,尚未能尽如所期,今后党员征收应特别看重农工分子 ??”[3]404 - 405 。

　　第二,就党员发展的质量而言,发展党员目标针对的是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国民党党章中并未对“优秀分子”的标准做出界定。1942年12月《中央训练团讲词选录增篇上册》中“党的组织与领导”一文,提出了优秀分子的标准问题:“所谓优秀分子,並非指有高深学部与崇高地位的人。只要是一个有热忱,有毅力,真正爱国家、爱民族,肯为本党主义奋斗牺牲,而不自私自利,能发生模范与领导作用的人,无论其为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公务员或农工,都可以说是优秀分子??”[4]120 。

　　第三,在党员训练方面。不管是国民党对其党员提出的“提高革命之精神”[2]324 、“智仁勇之三达德”[2]480 的 努力践行、“党员服务精神之发扬”[2]482 - 483的要求;还是国民党组织对党员“严密组织厉行团体生活”[3]50 的督促、“党员之责任心,与自动精神”[3]49和其“科学管理的知识与技能” [3]50等素质的激发与培养,实际上都是要发挥党员个体的“为民前锋”的示范作用以领导人民抗战。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下简称中执委)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 申明 :“发挥吾党为民前锋之精神以加强抗战力量,党之力量源于党员 ?? 今后全体党员务须??为民前锋??本党同志以此精神领导民众,民众亦必能相与感应??” [3]48 - 49 。

　　2.党组织制度的完善和组织的健全

　　抗战时期,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国民党认为需要注意制度完善、组织健全等方面的工作。

　　(1)党组织制度完善方面 　党组织制度完善方面,不仅涉及党组织自身新制度的确立、已有制度的坚持或完善 ,而且涉及党政、党团、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党与人民团体关系处理方面与党相关的制度建设。

　　关于党组织自身,在抗战时期,需要确立领袖制度,坚持民主集权制,“恢复县党部选举制度”[3]126 等。

　　关于党与其它组织关系处理,需要在坚持“权能分立”原则基础上党政的有机融合,在中央要坚持“以党统政”的原则,在省及特别市坚持“党政联系”的原则,在县坚持“融党于政”的原则 。 [2]338 而对于发挥党团作用、坚持党对三民主义青年团、人民团体的思想和行动领导方面,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相关大会文件中表达了加强党的相关制度建设的想法,但 具体的制度规定,在笔者所能查阅到的相关文献资 料中 ,却并未涉及。例如,1941年4月第五届中执 委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提到:“??党与团之关系,基于过去之经验,求其密切合作,发挥思想领导与行动领导之实际效果,自需确定办法为准绳??”[3]215;“加强人民团体内党的组织及活动”“??本党在各种人民团体中之组织,则尚未臻严密 ??今后为确立本党对人民团体的领导权,尤应运用党团作用,加强本党在人民团体内的组织与活动 ??”[3]128 。

　　(2)在党组织健全方面 　抗战时期,国民党注重党的下级组织、海外党组织的建立或健全。1939年1月第五届中执委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申明:“过去本党组织多注意于上层,而下层组织,犹未能充分注意 ??因此今后谋党的组织健全,应首先力谋党的下层组织区分部区党部等之健全”[2]482 - 483;1942年11月第五届中执委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申明:“ ??本党之基层组织,尚未臻于健全 ??” [3]289 。第五届中执委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抗战以来,侨胞归国投效,时有所闻,而踊跃输将 ,尤慷慨足式,惜近来本党海外工作,未能充分展开,今后中央对于海外党务必须特加注意??” [3]51 。

　　三、 对外关系处理

　　1.对日关系处理

　　国民党及其政府认为:抗战时期,树敌越少越利于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利用国际支持和支援。因此,除日本及侵略我国的其它国家而外,其余国家都属于友邦范围。 [5]62

　　对于日本等侵略国家而言,我们要反对其“侵略以保障我主权领土行政的完整” [6]39,反对的方式不仅需要武力 ,还需要国际和平力量的协调、日本本国人民的反抗及日本军国主义代表们的良心觉悟。对于使用武力,我们毋庸赘言;对于国际力量协调,本文对友邦关系阐述中将会涉及,故此处该两项均不再论述。对于日本国民的反抗,“我们所切望于日本国民的”是:“「中国军民对于爱好和平深受军阀压迫之诸君,始终认为利害共同之良友,而怀挟满腔之热情与期待 ,深望诸君省察两国安危之至计,团结一致,反对强暴军部之一切行为,发挥贵国国民之正义的意志与力量」” [7]13。对于日本军阀的良心觉悟,临全大会宣言称:“中国此次抗战??且期待其促成日本军阀最后之觉悟 ??”,因为日本的暴行逆施不仅会把自己“陷于中国境内长期抗战之困难”,而且会“自绝于世界爱好和平之人类”而“自论于孤危”。[2]316 - 317

　　2.对友邦关系处理

　　临全大会宣言明确规定了国民党及其政府处理与友邦关系的二原则: ①“对于曾经参加之维持国际和平之条约,必确实遵守”;②“对于世界各国既存之友谊,必继续不懈,且当更求其增进”[2]318 。

　　就原则在一定时期的稳定性和抽象性而言,笔者通过对抗战时期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国民党党报社论集等文献资料的研究认为:此二原则表达了国民党及其政府作为抗战领导力量,为发挥其领导作用在处理对外关系上的一些基本看法。

　　针对第一条原则:第一,不仅表明了国民党及其政府会在对外活动中忠实履行、维护它们,而且表达了其希望参与其中的其它国家也要积极践行它们。[7]2 - 3第二,随着战势发展,表达了国民党及其政府期望战后能有一世界性的组织机构以确保世界的长久和平之愿望 。[3]6 - 7 最后,国民党终于盼望到了心仪的永保和平的世界组织 — —联合国 。 [3]383

　　针对第二条原则:第一,国民党及其政府认为,不仅维续与世界友邦之谊需要以自力更生为基 础[2]318,而且获得各友邦在此特殊历史时期对中国的援助,也需要以自力更生为基础[7]36 。第二,维续世界友邦之谊,不能因为特殊历史时期而忽视了经济合作,它不仅应是战前和战后和平环境对外交往不可缺少的内容,而且也应是战时环境对外交往的重要内容。[2]318 第三,随着法西斯同盟对欧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攻势,国民党及其政府更多地从关涉各友邦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共同点方面,寻求增进与之关系,以期友邦更积极地通过和平、武力等方式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3]56第四,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及援助,自力更生固然是基础,但在此基础上,有效的国际宣传也是不可或缺的 。 [2]347

　　四、 民众的组织与训练

　　国民党及其政府认为,抗战时期推进作为“三民主义”之一的“民生主义”,其主要着力点是组织训练民众的军事和政治素养,以促其养成“自卫能力”和“自治能力” [2]320。在国民党看来,作为抗战的领导力量,在组训民众上 ,其领导地位的体现和领导作用 的发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多因素共同作用,有效实施兵役法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代会及中央执委会会议规定的与兵役制度相关的文件主要有:临全大会通过的“为达成长期抗战之目的必须一致努力推行兵役 制度案”;第五届中执委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党 政军各级人员应率先遣送应服兵役之子弟入营服役以资倡导而利抗战案”;1940年7月第五届中执委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改善兵役办理以利长期抗 战案”、“恳请政府令饬各省推广工垦事业救济此次对敌抗战之残废官兵及阵亡遗族案”等。

　　国民党及其政府认为兵役法的有效实施,需要制度的制定科学合理、制度实施和监察的机构以及人员切实履职,在士兵精神抚慰、政治训练和后勤保障、舆论引导和率先垂范等多方面促成乐于参军、踊跃参军的社会风气形成,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在制度的制定科学合理、制度实施和监察的机构及人员切实履职方面,“改善兵役办理以利长期抗战案”申明:“严格推行兵役法 ??悬尝检举兵役舞弊,严惩舞弊人员,并订立严密有效之兵役监察办法”[3]89 。在士兵精神抚慰和政治训练方面,国民党及其政府本着符合士兵语言、生活、民族等自身实际情况并善于作安抚工作的原则选用人才,要尊重士兵人格。 [3]89在士兵后勤保障方面,国民党及其政府不仅要提高服役士兵的生活、卫生、医疗等方面待遇,而且要安顿好退役伤残士兵及阵亡士兵家属的生活保障问题。[3]81在舆论积极宣传与引导方面,不仅需要“各级党政机关学校法团”积极协同“兵役宣传”以促使民众“乐尽兵役义务”[2]372 ,而且所有党政军各级人员“应当率先送”符合条件的自己的“子弟服兵役”[2]428 ,以促成民众踊跃参军的社会风气的形成。

　　2.战时县级行政机构实行军事行政一体化

　　临全大会通过的“改进战时县政机构促进行政 效率以增抗战力量案”申明:“??行政军事化,行政与军事打成一片 ??” [2]357 。平时,县政府不仅要“设立军事科 ??专办壮丁训练 ,兵役督促 ,警卫等事宜”[2]357,而且要“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 [2]340 ;战时,不但县政府设立的军事科要成为“自卫军司令部之参谋部 ,办理作战计划,各项军事管制,及设立情报网等事宜”[2]357 ;而且,军政领导人员也要身为民范,“抱与县共存亡之决 心”[2]357,领导民众抗敌。对于敌占县,军政人员要组织骨干力量对军队进行军事和政治工作,对民众授以实用军事知识。[2]353

　　3.实行“保甲制度”,锻炼民众行使“四权”

　　国民党认为,抗战时期中国还处于训政时期。在这一时期,要逐步实现全部县的自治,以完成实现宪政的基础。而实现县自治的方法要从保甲制度入手。[2]367 - 368

　　县自治的应有之意包括民众参政议政能力即民主意识和能力的培养。而保甲制度能够训练民众的四权:“选举权”、 “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要通过训练以培养其民主意识和能力,“其实编组保甲,乃自治要务之一 ??为实现民权主义起见,成年男女,应对于保长甲长有选举权及罢免权,对于保甲规约有创制权及复决权”[2]368 。并且,随着抗战即将取得胜利,国民党及其政府有把民众行使“四权”纳入法制化轨道的意向。1944年5月第五届中执委 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加强推行地方自治案”申明:“训练人民行使四权之程序及人民行使四权之各种法规 ,应由国民政府分别订定??其原则如下??” [3]397 。

　　另外,国民党还认为需要缩小省区以利于有效 提升民众的科技、思想政治等素质 。 [3]14 - 15

　　五、 战时计划经济体制

　　国民党及其政府为了达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2]374 的理想状态,以充分动员和利用全国一切人力、物力、财力,实现抗战胜利和奠定战后中国社会“实行民生主义”[2]416 的经济发展基础,决定在此非常时期实行“计划经济”[2]323 。

　　计划经济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和实施,使之得以具体体现。作为抗战领导力量以及作为计划经济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主体,国民党针对计划经济局部 所发之言(以下论述中所取论据),是可以反映国民党对自身在其中所起作用的一些基本观点。

　　1.制度设计方面

　　第一,制度设计前是需要调研的,是要由国民党及其政府统一安排,以避免全国人财物力的不必要浪费,突出社会不同领域内所侧重要完成的经济建设任务。[3]19第二,制度设计需要科学和围绕战时中心任务来进行。国民党及其政府的计划经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制度的制定是建立在探究事物本质属性或规律的调研基础之上的[3]19;而且还反映在制度实施过程中所涉及事物被当作系统处理方面[3]161。在国民党及其政府看来,战时的中心任务是抗战和建国,但是若还要对二者分孰轻孰重的话,当以抗战为中心之中心。因此“经济政策应适应时代之需要,是以在非常时期一切经济设施,应以助长抗战力量和求取最后胜利为目标”[2]373 。

　　2.制度实施方面

　　第一 ,制度应随实施过程中的反馈信息不断修正。1939年12月30日“战时经济财政第三年的回顾”申明:“战时第三年度为战时经济财政计划的第一实施时期 ??在实施过程中補正方案的不备和错误”[5]75 ,1940年4月25日“经济上「尽人事」的必 要”申明:“??计划发生局部缺点时,应速谋应急的补救和纠正??应随时注视计划进行上有无根本困难,如有之,应力谋其解决??应随时警惕,勿重蹈覆辙而使局部缺点根本困难循环不已??” [8]30 。

　　第二,计划经济制度实行过程中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国民党及其政府处理好两对关系和“严防”一种怪现象。不管是从产业包含的农业、工业及第三产业而言,还是从生产过程包含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而言,在国民党及其政府看来,计划经济体制应是覆盖全社会范围的。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所适应的特殊历史环境,需要国民党处理好两对关系:一是需要国民党及政府注重处理抗战供给与民生需求的关系。在国民党看来,抗战与建国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抗战供给和民生需求二者兼顾、协同发展,当然是理想状态。但是,如果二者出现矛盾,那么保障抗战供给是首要的,在此前提下,兼顾民生需要。二是需要国民党及政府处理好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关系。计划经济体制的全面 覆盖性,并不排斥私人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资本与民营资本各有分工,并且国营资本在国民经济总体发展趋势上起引导作用。在战时国家的“整个计划之下”,国营资本和民 营资本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共同发展,国营资本促进“国防的经济事业”而民营资本促进“社会普通 繁荣的经济事业”[8]323。三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民党及其政府其它政治体制的作用下,需要“严防”官僚资本这种怪现象的发展。官僚资本是我国战时一部分人凭借“政治的地位”或“政治的运用”而积聚的资本,它“直接影响民生,间接危害抗战”[8]323 ,这 需要国民党及其政府通过相关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的修正并落实得以防止其发展。

　　六、结语

　　国民党基于自身作为执政党的角度,来认识和看待自己在抗战中的领导地位,并从自身建设、国际关系处理、社会治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这些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的得以施行,对统一国民党内坚持抗战的思想,对促进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国民党作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政党本质属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具有的反动性、妥协性和两面性等阶级特性,最终决定了国民党不能够担当领导全中国人民驱逐日本出中国,进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史命。毛泽东早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地主阶级和买办阶 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 [9]3 - 4 。即使到了抗战时期,虽然毛泽东指出要利用他们阵营内部随着帝国主义间矛盾的变化而发生的分化。但是,他也强调了要警惕他们的反动本性和革命动摇性问题。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强调:“??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9]148 。毛泽东在《中 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强调:“作为阶级来说,地主 阶级是革命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动力??在抗日战争中,一部分大地主跟着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投降派)已经投降日寇 ,变为汉奸了;另一部分大地主,跟着另一部分大资产阶级(顽固派),虽然还留在抗战 营垒内,亦已非常动摇”,“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 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 ??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但是一到他们的主子起来反对中国革命时,他们也就立即反对革命了” [10]638 - 639 。这些都深刻地揭露了代表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的阶级本性。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写道:“?? 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级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任务的。而这两重革命任务的领导 ,都是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 - - 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 [10]651。胡锦涛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指出:“抗日战争烽火的洗礼,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国要实现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必须首先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权,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国人民还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主张,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历史雄辩地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11] 。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政党本质属性和中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进步性、彻底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等优点,使领导全中国人民驱逐日寇、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她的肩上。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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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 汇编(第二分册) [ G].浙江 :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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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 M ]. 北京:人民 出版社 ,1991.

　　[1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11]胡锦涛.胡锦涛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

　　(原载：第17卷 　第3期 2009年9月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作者简介 :罗艳梅(1983 - ) ,女 ,四川遂宁人 ,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2007 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硕士研究生 ,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