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 引发了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关系、政党关系的巨大变化,国共两党由武装对抗走向合作,各中间党派也在全民族抗战的旗帜下走到了一起。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围绕着实施民主宪政这一主要议题,中间党派开始从分散走向联合,并试图寻求组织上的合作。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作出了在抗战期间设立国民参政会的决策,同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制订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随即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时期的临时民意机构,不是民主政体中的大众参政渠道,但共产党、中间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均采取合作态度,接受遴选出席参政会,对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加以审议和质询,“这就使国民党战时集权体制在外延上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合法性资源从而相对稳固。” [1 ] (P506)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逃事件发生,这为全心全意致力于团结抗战的社会各界人士敲响了警钟。如何使加速推进民主,更充分地动员人民力量团结抗战 ,成为有时识之士的共鸣。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于1939年9月间召开,实施民主便成为了这次国民参政会的主要议题。
这次参政会上发表了声讨汪精卫的通电, 国民党元老孔庚还领衔与58人联名提出《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 该案提出“抗战军事攸赖长期努力,建国工作必须同时进展 ”,故“建议政府召开国民大会, 制定宪法 ,开始宪政 ”。[2 ] (P583)中间党派在这次会上共提出有关民主与团结的五个提案,其中张申府等21人提出《建议集中人才办法案》, 主张“用人但问其才与不才,不问其党与不党 ” ;“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存在 ”;“推进民权主义,实施民主制度 ” 。 [2 ] (P591)王造时等37人提出《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 ,提到“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原则,由各党分别告诫地方各级党员,不得有摩擦行动,以免增加抗战建国前途之障碍 ”。为此政府应“从速完成地方自治,实行宪政,纳政党政治于民主法治之常规 ” 。 [2 ] (P589)职教社江恒源等40人提出《为决定立国大计解除根本纠纷谨拟具五项意见建议政府请求采纳施行案 》 ,也包括上述内容。在中间党派五提案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改革政治以应付非常局面案》与《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在这一时期,中间党派的提案具有鲜 明的混合性,它不是某一党派自身的独立见解,而是中间党派合作而产生的共识,代表中间党派的立场和主张。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上提出的提案,均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会议决定合并讨论。在审查委员会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针对结束党治和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权利及推行宪政问题,展开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在野党派所说的“结束党治 ” 是指结束国民党一党垄断政权,但国民党参政员却故意把“党治 ”与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党政治相混淆,说什么“现代各国中,如英美等等,那一个没有政党,那一个不是党治”,极力反对将“结束党治”写入决议。罗隆基、李璜毫不妥协,年至花甲的老同盟会员,也是国社党干将的徐博霖大呼“一党专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谈”。 ①国民参政会是社会各阶层宣传各自主张与开展政治活动的合法阵地,对于中间党派来说,则是他们从合作走向联合的枢纽。这种合作,除了同是在野身份并利益相同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客观因素,即议事规则 规定提案须20人连署,而参政会任何一个中间党派都未达到此数,结果这一限制决定了他们在重大问题上若不合作便难有良策。这就为中间党派开始试图用一个声音说话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必要的条件。
虽然这次讨论没有结果,但最后通过会外磋商达成以下审查意见:“甲,治本办法。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乙,治标办法。一,请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为应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构,应加充实并改进,藉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最后胜利。” [3]这个审查意见于9月16日大会通过,形成《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 》 。
但《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的效果不容过分夸大,因为它毕竟是调和的产物,没有将原案中强调的“结束党治”写入决议。至于让行政院向参政会负责的内容,就更不用说了。但参政会还是接受了这个决议,认为,毕竟把推动实行宪政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而“结束党治乃实施宪政必然的程序,宪政实施以后,根本没有党不党的问题了”。 [4 ] (P48)
这种认识当时很普遍,以为“几年来各党各派及全国民众所热烈注意的问题,在此次大会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今后政府付诸实施,必能使中国政治走上一新阶段”。 [5 ]蒋介石认可了参政会的这一决议,并在闭幕词中承认它是本届会议“最大之贡献 ”。随后,蒋介石指定25人组成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这25人中包括多位资深学者,他们成为了修改宪草的骨干力量。
以《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与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成立为标志,抗战以来第一次宪政运动很快在全国各地展开。中间党派在国民参政会初期最成功的合作,就是在这次国民参政会上联手促成第一次宪政运动,它鼓舞了中间党派人士的政治热情,促进了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抗战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加强了中间党派的联系,特别是在宪政期成会、宪政座谈会和 宪政促进会的活动中 ,各中间党派实际上已走上了联合的道路。但作为党派同盟,尚须建立一个相应的组织。于是中间党派负责人分别商讨建立联合组织问题。
1939年10月上旬,乡建派梁漱溟、梁仲华、晏阳初在成都约见职教社的黄炎培、青年党的李璜等恳谈。梁漱溟讲述了此前他到华中、 华北敌后特别是山东敌后游击区巡视时目睹的情况。党派问题尖锐严重情形,“近则妨碍抗 敌 ,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第三者于此,无所逃责。而零零散散,谁亦尽不上力量。故第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为当前第一事。黄晏李诸先生都十分赞成,相约到重庆再多觅朋友商量进行 ”。[ 6 ] (P253)对中间党派的组织联合问题进行了初步的交流与沟通。
与此同时,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丘哲等人也在重庆酝酿成立中间党派的联合组织问题。黄炎培、梁漱溟等回到重庆后,即与沈钧儒、章伯钧、张澜等人及青年党、国社党领导人会商。他们一致认为处于国共两党中间的各小党派必须组织 起来才能有所作为,而要组织起来,必须要制定一个信约和简章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1939年11月23日,由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左舜生等5人发起,约集各中间党派和无党派有关人士在重庆开会,正式宣布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信约》和《统一建国同志会简章 》 。
统一建国同志会虽然是参政会中意见大致相同的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会、乡建派等参政员个人之间的联合体 ,但其意义则在于中间党派为了争取实现共同主张,不得不打破派别界线,从被动协调走向主动联合, 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标志着中间路线的雏形业已形成,中间党派实现了第一次联合,实现了中间党派从提案到政纲、 从意见趋同到同一组 织的转变,从此,中间党派开始协调行动,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一共同的声音就是中间党派的 政治路线,即中间路线的起点。
应该说,抗战时期形成的以两大政党合作为主体的多党合作共存的局面,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社会与文明由传统的单一性形式奇异地重组为传统—— 现代混合的二元性结构,反映在阶级关系上,两种文明下各自连带着的阶级和阶层同时存在,使得整个社会阶级结构日益复杂,它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新兴阶级的产生,促成了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强化了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革命程度。此外分裂了中国统治阶级阵营,使其中经常游离出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或附和某种变革的中间势力。
中间党派是中国广大中间力量的代表和中坚,是国共两党之外的、具有中间派立场的党派、社团及群众集合而成的社会力量。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他们在抗战前就已存在,并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作用,但这些中间势力互不统属、互不合作,各自为战,因而没能显示出整体的力量。而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为这种力量的集结、形成、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由于与 国共两大政党相比较,中间党派还是弱小,而相对弱小的中间党派要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挥 更大的作用,就必须联合。于是随着战争的深入,这些原来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的政治力量在参与一系列政治变革中迅速走向联合,成为影响中国社会走向的第三种力量,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政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注释 :
①转引自 :韬奋:《再谈抗日各党派对宪政的要 求 》 , 《抗战以来 》 ,韬奋出版社 , 1941年。
[参 考 文 献 ]
[1 ]许纪霖 ,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 1卷 [M ]. 上海 : 上海三联书店 , 1995 .
[2 ]国民参政会纪实 (上卷 ) [M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5 .
[3 ]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 [N ]. 中 央日报 , 1939 - 09 - 19 .
[4 ]沈钧儒.关于宪政的几件事 [A ]. 中鱼集 [C ]. 峨嵋 出版社 , 1943 .
[5 ]新蜀报 , 1939 - 09 - 19 .
[6 ]梁漱溟全集:第 6卷 [M ].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原载:第31卷 第8期 2010年8月 哈尔滨学院学报 作者简介:李萍 ,女 ,辽宁大连人 ,副教授 ,硕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齐欣 ,女 ,沈阳人 ,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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