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抗战时期的中国妇女职责思想及其实践
来源：曾 静   2019-12-25 12:23:04

　　近30年来，国内学者发表的以宋美龄为题的各类论文已经达到270余篇。①但是，专题探讨她抗战时期谈中国妇女职责的论文尚属空白。因此，本文拟在引用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梳理。

　　一、宋美龄中国妇女战时职责思想

　　1937年至1945年间，宋美龄为动员妇女投身抗战发表过一系列的文论、讲话、演说等，其中关于中国妇女职责与义务的思想，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

　　(一)后方女子有“进行男子原有工作”的义务

　　1937年8月1日，宋美龄在“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 以下简称“妇慰总会”)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我们要保全国家的完整，保护民族的生命，应该尽人人的力量，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我们妇女也是国民一分子，虽然我们的地位、能力和各人所能贡献的事项各有不同，但是各人要尽量的贡献她的力量来救国。”什么地方有适合妇女的工作，妇女就得争先恐后的来担任。在宋美龄看来，当男子都上前线去杀敌的时候，“后方工作”就是妇女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些从前男子所独占的事业，比如“耕种工作和其他男子担任的事业”，不应再被认为“专属于男子的了”。留在后方的妇女们，应该“效力”，“进行男子原有的工作”。这样，“男子就能开赴前线，捍卫国家”，在打仗时“无后顾之忧”。[1]( P52 -60)

　　(二)妇女应承担“救济救护的责任”

　　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防御阶段，中国军队和平民(包括妇女儿童)伤亡惨重。因此，救护伤兵、救济战争难民的任务变得十分艰巨。1937年10月6日，宋美龄应澳大利亚某杂志社邀请所写的《战争与中国女性》一文中如是说:“为什么突然地要全国的女性竭尽了她们全力去干这种救济战祸的工作呢? ……原因是非常简单……我们中国正抵抗着一个野蛮残暴、野心无比的敌人，以求自卫，所以中国的妇女都放弃了安静与欢乐的追求，尽力于辅佐战士、救援国家的工作。” [1] (P65 -67) 1938年3月15日，宋美龄在《从艰苦中缔造崭新的民族》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知道，一旦停止抵抗，民众立成奴隶牛马，国家也就失掉她的存在。” [1](P83)面对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种种苦难，全国人民“应该勇敢地担负起解救的责任”。中国的妇女同胞“更应该负起这种救济救护的责任，参加到全国决心坚持、决心奋斗的阵线中去，共同努力”。[1](P85 -86)如果“后方民众能个个担负起他们的责任”，那么，“足以使前方将士更坚定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 [1] (P86)从这个意义上说，“全民一致的合作，实为获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 [1](P86)。

　　(三)妇女“也有参战的义务”

　　前面提到，宋美龄认为，当男子都上前线去杀敌的时候，“后方工作”就是妇女义不容辞的“责任”。[1]( P53)她的这一见解主要是基于: 如果参战之前，妇女“未经训练，也没有这种准备”，那么，她个人表示“很怀疑到一般妇女的体力和持久力，在冲锋陷阵的时候，能不能与男子相等。所以她们还是以在后方服务为相宜”。[1]( P59)但是，1937年9月宋美龄在发表《中国妇女的战时职责 ——— 会见路透社记者时的谈话》中却改变了上述看法。 她认为，妇女“倘使要亲自往前线去，前线也仅有需要”， “实则妇女也有参战的义务”。 [1]( P59)再后来，她在《我将再 起——— 妇女与家庭》一文中更以欣赏的口吻这样写道: “甚至当兵，穿上制服耀武扬威，或者耳闻大炮的声响，也并不是男人独有的特权。妇女业经证明她们也具有那种勇气; 她们能够忍耐战场上的艰苦; 能够忍受战争惊天动地的怒吼。”接受过训练的年轻妇女们，“成千上万地开赴前线，真羞煞了成群的青年男子汉”。[1]( P153) 这就证明: 中国妇女的价值，“不仅限于家庭范围以内的事务” [1]( P153)。作为女性，她们有能力，也应该尽最大的公民(参战)义务。

　　(四)妇女有对当代史作贡献的义务

　　抗日战争时期，宋美龄曾经以《我将再起》为题写作过三篇系列文章。其中，她在《我将再起———妇女与家 庭》一文中写道:“中国妇女们对于我国古代历史，曾贡献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同样地，现代的妇女们，对于当代 的历史，也一定能贡献一有声有色的篇幅。” [1]( P153)当年，宋美龄如此肯定妇女历史贡献的理由何在呢? 首先， “是因为她们正在发展”，“是因为她们愈来愈具有国家意识”; 其次，“是因为智慧、教育、远见、创业精神和勇气，并不是男人的专利品。所有这些品质，妇女也都具备，而且他们很幸运的是，她们还天赋了另外两种品质，那就 是母爱和温柔。在当前保卫我们的遗业，特别是重建我们的国家，我们整个民族所面临的伟大工作中，这两种品质使她们更适于担任特殊的工作”。[1]( P153)有鉴于占中国人口一半的妇女们担任的建设性工作“愈来愈为重要” [1]( P153)，宋美龄便从中得出了如上合乎逻辑的结论。

　　(五)妇女求得解放必“先能负起责任”

　　众所周知，在几千年吃人的封建制度的残酷压迫下，最大受害者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们。五四运动开创了妇女解放的新纪元。抗战时期，中国妇女解放的内涵是什么?宋美龄有其独到的见解。1938年3月8日，她在“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说:“‘三八节’的意义，正如各位所周知，是在求得女子的解放，但是‘女子解放’，不仅是解放了就算了，是要由我女界同胞的努力，增进我们民族的地位，要使民族生活受到女子的影响，因而提高它的精神、物质两方面的标准，使大多数乃至全体的同胞，都得到独立自由平等的幸福。”必须充分认识 到，“女子解放，不能单单当做一种权利看”，还“应该当作一种责任看”，要想真正求得妇女的解放，妇女必“先 能负起责任”。[1]( P126)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国家没有解放”，中国妇女“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如果“不先把这个危急的国家扶救起来……更从何处谈女子的解放，更向何人去要求女子的解放”。[1] ( P126) 因此，“只讲妇女解放还不够”，还要用妇女的力量，“来达到全民族同胞的解放，才算尽了我们的责任”。[1]( P126)

　　(六)知识妇女有“教育大众”的职责

　　淞沪会战前，宋美龄抓紧做上层妇女的工作。1937年8月，在“妇慰总会”创立大会上宋美龄指出:“妇女的 工作不只局限于生产军火和办医院，而且还应教育大众 ……在座的妇女应该教育她们的姊妹们什么是爱国主义的原则以及卫生和耕田的重要性。” [2]( P62)由于当时受教育妇女的比率很低，其力量自然薄弱。宋美龄把知识女性影响力比喻为“酵素”作用，她在1938年5月召开的知名妇女庐山谈话会致闭幕词时如是说: “二万万女同胞好像做面包的麦粉，而我们受教育的妇女，正是其中的酵素” [2]( P114)，“如果不把我们二万万妇女动员起来，是我们少数知识妇女的耻辱” [2]( P122)。

　　(七)回避抗战责任者“要受到人民的鄙夷和唾弃”

　　宋美龄认为: 在抗日战争“这个非常时期”，“女界同胞，各人都要量自己知识能力的大小，定责任的轻重，谁 的知识能力越大，责任就越重”。广大妇女“要有热情、有 毅力、有办法，更要有组织，去担任种种有关抗战的工 作”。[1]( P127)比如:提倡节约，劝导生产，推进社会教育，主持救济事业，鼓励从军杀敌，协助抗战宣传，等等。“凡是 有益于抗战建国的工作，男子能担当的，妇女也要当仁不让的担当起来。” [1]( P127)宋美龄特别强调:“现在无论男女，都不是回避责任的时候，而且必须要明了，回避责任的人，假使不是在战争结束之前，亦将在今后历史上受到嘲讪，并且要受到人民的鄙夷和唾弃。因为回避责任是卑鄙的，等同叛逆。” [1]( P156)因此，广大妇女，特别是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的妇女们，应该鼓励自己的子女:“拿起武器去保卫祖先传递给我们的遗业，把那强奸我们妇女和焚掠我们家舍的可鄙敌人，驱之入海。” [1]( P156)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宋美龄不仅强调妇女的战时责任与义务，而且强调“争取国家的胜利应该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 [1]( P153)。这些思想，激励了全国各界妇女，唤起了她们“高度意识的爱国心与责任心” [1]( P59)，这对于发动亿万中国妇女积极投身于抗日战争，曾经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宋美龄领导各界妇女践行战时职责

　　宋美龄之所以再三强调妇女的战时责任与义务，主要是在她看来，全国妇女在“为国家尽忠”、“为战士服 务”、“振作前线士气”、 “安定后方秩序”、影响抗战胜负等方面，已“成为一个极重大的决定因素”。[1]( P173 -174) 宋美龄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夫人”，率先垂范，领导中国各界妇女在民族抗战中践行上述职责，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组织妇女投身抗战

　　1937年8月1日，宋美龄成立了“妇慰总会”，自任总会长; 1938年3月下旬，建立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为理事长; 1938年5月下旬，宋美龄改组成立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妇指会” )，任指导长。“妇指会”是全国性的领导和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总机构。“妇 指会”在各省设分会，由各省主席夫人直接负责，县设支会。宋美龄通过这三个全国性的妇女机构及中国红十字会，领导着全国各界妇女为抗战尽职尽责。1938年11月底，宋美龄到重庆不到一周，就动员重庆各界妇女，组织了抗敌军人家属服务队、民众教育队、救护队、缝制队和 宣传队等5 个妇女团体。 [2]( P127)1939年1月，宋美龄提出在大后方“如何动员机关职员及职员家属”抗战的问题， 之后不久，便组织起36个妇女工作队。[2]( P127)

　　(二)培训妇女服务抗战

　　1938年7月到1940年5月， “妇指会”培训组相继开办了四期战时妇女干部培训班、一期高级干部训练班。每期干部训练班，宋美龄都亲自讲课，她讲“人格教育”一科。宋美龄常说:“国民没有人格，国家就没有国格，一个优秀干部最必要的条件就是高尚的人格。” [3]( P5) 其二姐宋庆龄曾赞叹: “宋美龄将中产阶级的代表——— 大家闺秀们转变成年轻的文明战士。” [4]( P35)“妇指会”培养了1022名妇女干部，她们到各地组织妇女工作队，在 乡村、医院、学校的抗战宣传和救护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一个工作队， “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在当 地妇女协助下，曾培训了将近30万人” [1]( P165)。 “妇指会” 还办了二期救护训练班。宋美龄有时亲自给救护训练班的学生做示范，有2000名女工、家庭妇女、女学生和女童子军经过培训走上了火线，她们抬伤兵、缠绷带、缝衣 服、看护伤员，还帮伤员们写家信等，她们成为战场上不可或缺的人。

　　(三)奔赴前线激励抗战

　　作为“妇慰总会”会长，宋美龄多次亲赴前线，慰劳 将士，鼓舞士气。淞沪会战期间，她就曾深入前沿阵地， 鼓舞士气。由于日机轰炸，她摔折了两根肋骨，经抢救苏醒后仍坚持到战地演讲; 武汉保卫战期间，宋美龄四次到前线、五次死里逃生。[5]( P124)“她不但带去了最急需的武器弹药和补给，还带去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和自己的真 情。” [4]( P34)据统计，抗战时期宋美龄亲赴前线40多次。在“妇指会”的领导下，经过培训，妇女救护队纷纷开赴战场，“成群的青年女子，穿着雄赳赳的军装，无畏无倦地出入于前线炮火和烈日之中” [1]( P174)，女子上前线救护或参战，无疑对前线将士是一种激励。

　　(四)社会募捐支援抗战

　　1938年3月，宋美龄发出“谨为难童请命”的呼声，号召全国各界人士为难童捐助经费，并带头为救助难童捐款。 武汉会战中，宋美龄仅捐助棉背心就多达2000件。 [2](P121) 1939年，宋美龄发动了节约献金运动，规定每年3月5日为节约献金日，当年的献金日，重庆妇女界以献金63万余元的成绩获得了重庆各界献金第一名。[6](P250)1939年10月，“妇指会”发起征募寒衣药品运动，宋美龄致电海内外，呼吁各界捐献，收集了一千万元的捐款，五十万件以上的棉衣棉背心以及五十万双的棉鞋。 [1](P167)她本人则捐了70万元为将士制作寒衣。 [2](P144) 1940年1月，宋美龄发起征募百万夏衣鞋袜运动。1942年，宋美龄发起“献机报国”运动，还发起名为“伤兵之友”的捐助伤兵运动。“妇慰总会”自1937年成立到1941年的四年间，“募集的医药用品及医药救济金不下五千万元” [1](P187)。

　　(五)努力生产供应战需

　　1938年10月， “妇指会”组织过献“百万件棉衣运动”，宋美龄亲自裁剪并缝制士兵棉衣。“妇女界的领袖、 各阶层的妇女分子，都忙于编织绒衫，翻制棉衣，缝制短衫裤，以及绷带被单等等” [1]( P64)。“妇指会”办了几家工厂和工场，专替伤兵缝制大衣。 [1]( P167)“妇指会”的生产事业组，在四川创建了蚕丝实验区、松溉纺织实验区、新运纺织厂、新运纺织工艺社，既提供部分军需，又解决部分失业者和难民的就业，先后参加生产的妇女有 7 万人。[2] ( P149) 1938年8月5日，中国工业合作社协会成立，宋美 龄担任董事长，积极组织，发展生产自救。据 1942年7月统计，全国工业合作社发展到3000余个，解决了15万失业工人和难民的劳动就业。

　　(六)救助伤兵慰问伤员

　　宋美龄还担任过红十字会总干事，她是伤兵救助的积极参与者和重要领导者。宋美龄带领“妇指会”时常穿梭于后方的大小伤兵医院，她亲自为伤兵包扎伤口。她的行动极大地安慰了受伤的士兵及其家属; 她以特殊的身份，领导了伤兵救助、经费争取、药品征募等工作。1938年11月 、1939年10月、1941年10月、1944年2月宋美龄四度去湘北，合计71天，视察了各类医院，慰问伤员，询问治疗和服务情况。她的确“称得上是抗战中中国最辛苦、最努力的女性” [7]( P107)。受其影响， “那些没有毁家失业的妇女，他们都自愿参与接济兵士，救济贫民的工作” [1]( P65)。

　　(七)救助难童，保教合一

　　宋美龄在领导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期间，广泛团结国共两党及无党派的妇女，发起了“母亲行动”，以救助战争难童。

　　其一，抢救战区难童。1938年3月至4月，儿童保育会在汉口、徐州、郑州战区先后接收和抢救出大批难童， 宋美龄整日为难童的衣、食、住等事务奔忙，宋美龄夫妇甚至带头认养了100名难童。[8]( P15)截至1940年6月宜昌失守前，战时儿童保育会抢救的难童总计15000多名。[9]( P38)

　　其二，保教难童。抢救出来的难童必须安置，于是建立了保育院。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及23个分会，共创设了53所保育院，遍布抗战后方，收容15岁以下的儿童。另外，对被收容难童实行“保教合一”。从1938年3月到1945年12月，战时儿童保育会和分会所属的各保育院共收容、教育儿童29849名。 [9 ]( P38)宋美龄数次亲自视察保育院。宋美龄十分重视战时教育，她和大姐宋霭龄在上海 建立了2所学校，在内地建立了100多所学校。 [10]( P265) 经 过教育，很多难童后来都成长为国家合格人才，甚至成为一些领域的杰出人才。

　　综上所述，宋美龄不仅论述了抗战时期中国妇女的职责，而且以自己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领导中国各界妇女切实践行了这些战时职责。她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迄今为止国内研究宋美龄的文章篇数，系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得出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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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佟静 .抗战中的宋美龄 [M ] .北京: 华文出版社，2006.

　　[3]刘清扬 .回忆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 [J]. 武汉文史资料，2005， (8).

　　[4]张素我 .我在抗战中认识的宋美龄 [J].黄埔， 2004， (1).

　　[5]张紫葛 .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M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 .

　　[6] 佟静 .宋美龄大传 [M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6.

　　[7]谢冰心 .我所见到的蒋夫人 [J].虞萍，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2006， (6).

　　[8]孙艳魁 .战时儿童保育会与难童救济[J].民国 春秋，1996， (2).

　　[9]谷鸣 .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J].炎黄 春秋，2003， (6).

　　[10] (美)埃米莉·哈恩 .宋氏家族 [M ].李豫生， 靳建国，王秋海，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 曾 静 (1963—)，女，浙江嘉兴学院思政教研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