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
来源：彭 厚 文    2019-12-25 13:29:47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日益成熟的 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时期。正是这种政治上的成熟和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和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表现于多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冲破国民党的束缚和限制，采取了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从而使人民力量得到了迅速而巨大的发展。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实行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 这条方针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 其内涵及中心问题是什么? 这些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为什么要实行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实行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当然首先是抗日的需要。要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都需要有强大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除此以外，实行这一方针，也是由抗战时期国内阶级关系的特点所决定的。

　　抗战时期国内阶级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仍然存在不同的阶级利益，这种阶级利益只是暂时让位和服务于民族利益，而并没有消失。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虽然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由于政治理念不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他们敌视和消灭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抗战初期，蒋介石曾经多次向中共方面提出，将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并，取消中国共产党。他甚至宣称，“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1]427-428 。蒋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共方面的拒绝。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又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秘密通过了蒋介石提出的《防止异党活动 办法》。蒋介石国民党的上述言行，是阶级矛盾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阶级矛盾，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同时，一方面要注意保护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另一方面要对这种阶级矛盾一旦激化可能导致的后果，即国共合作破裂，重新爆发内战，预做防范，以立于主动和不败的地位。

　　如何预做防范? 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冲破国民党的束缚和限制，放手壮大人民力量。在这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和吸取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抗战时期，毛泽东曾经多次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对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警惕不够，由于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因而吃亏上当，导致了革命的失败。1945年5月31 日，他在中共七大解释为什么要采取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时，深刻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教训 : “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就是不让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大革命为什么失败? 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主观原因，就是蒋介石不让我们放手，汪精卫也不让我们放手，我们自己也就不敢放手。那时我们应该大大放手，但我们却不敢放手，所以失败了。”[2]181

　　抗战时期，面对始终存在的内战危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直是明确而坚定的，这就是:第一，尽一切努力防止内战爆发; 第二，如果内战一旦不能避免，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坚决的反击，并取得胜利。同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也深知，不管是防止内战爆发，还是在内战爆发后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有效的自卫反击，都必须建立在自己有力量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人民越有力量，蒋介石及其国民党越不敢轻易发动内战，即使内战最终爆发，中国共产党也能够使战争向着有利于革命人民的方向转化，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前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都把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作为一个基本的战略方针。

　　二、放手壮大人民力量方针的形成

　　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致开幕词，提出在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需要一个正确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点，“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2]19 。这 一政策，在稍做修改后( 主要是在侵略者前面加上了“日本”这一定语) ，被确定为中共七大的路线和方针。对于这一政策，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闭幕时又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把这一政策分解为四个要点，认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是指组织队伍，“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是指明了革命的总司令、指挥官，“打败日本侵略者”是指明了敌人，“建 设新中国”则是指明了目标。四个要点中，他对第一个要点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进行了着重的解释和说明。从他的解释和说明来看，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是中共七大路线最核心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共七大最主要的贡献就是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的路线和方针。

　　放手壮大人民力量方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对于这个过程，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曾说: “在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就是这条路线，这次大会只是批准这条路线，并对这条路线有所发挥。如果没有过去多年的经验，我们的大会不可能做出肯定这条路线的决定。” [2]181这就是说，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是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抗战时期的实践经验为中共七大正式制定这条方针奠定了基础。

　　抗战初期，由于日本侵略者气势汹汹，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企图占领和灭亡全中国，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坚定地支持、团结和配合国民党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较为融洽，矛盾和磨擦相对较少。因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战略思考的重点是如何以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 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抗战的全部希望都寄托于国民党身上。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虽然也有以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主要应该依靠国民党的正规军进行抗战，但这种意见并不占主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流意见认为，抗战应该是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应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作用除了在正面战场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外，更重要的是下述两个方面:一是在敌后的游击战中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发挥督促作用。为了充分发挥这三个方面的作用，同时也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1937年8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洛川会议上提出，红军出动抗日后，所采取的战略方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方针成为抗战初期八路军对日作战的指导思想。同时，正是从这一方针出发，中国共产党一步一步形成了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

　　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方针的内涵，当时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首先，这一方针包括在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和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其次，独立自主是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独立自主的指挥; 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3]15。后来，为使党内外理解与接受这一方针，毛泽东曾多次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刘少奇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对 它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在1937年9月12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他指出这一方针包含四条基本原 则:( 1) 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 2) 红军有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之自由。( 3) 南京只做战略规定，红军有执行此战略之一切自由。( 4) 坚持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原则[4]44。从毛泽东的上述解释可以看出，所谓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主要是强调两点:一是在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这一前提下，红军的战役战术的指挥必须做到相对的独立自主，不受国民党的束缚和限制;二是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根据地，不受国民党的束缚和限制。因此，这一方针不仅是一个军事方针，而且是一个政治方针，已经初步包含了“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内容。

　　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在太原失守后其侧重点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太原失守前，由于山西的抗战是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进入山西作战的八路军各部主要是在内线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在指挥关系上受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节制，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的联系和接触较多，受到的来自国民党方面的约束也较多，因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更多的是强调在战役战术的指挥中独立自主， 以做到扬长避短，避免因国民党错误的指挥或者因国民党别有用心地强迫八路军打硬仗而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太原失守后，八路军所在的作战区域逐渐由内线变为外线，在指挥系统上更加能够独立自主，而且由于国民党正规军的撤退，八路军逐步成为山西乃至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体，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开始更多地强调放手壮大人民力量。这一转变的标志是1937年11月8日，即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给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及告八路军下属各师主要首长的电报。电报中说: 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的主体，因此，“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4]111 。可以看出，这一电报的主旨就是要求八路军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独立自主的强调，已经从太原失守前的战役战术指挥上的独立自主，开始转变为壮大人民力量的独立自主。这是一个重要转变。如果说，在太原失守前，中国共产党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对日作战中站稳脚跟，那么，在太原失守后，中国共产党由于已经了解和熟悉了抗日战争条件下的作战环境、作战对象、作战方式，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此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指导八路军、新四 军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地强调在敌后游击战争中要放手壮大人民力量。这年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并告八路军下属各师主要首长，要求八路军进一步地发挥独立自主原则，在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多打小胜仗，用以兴奋士气、影响全国的同时，“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 [4]116 。1938 年 5月4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副军长项英，要求新四军克服困难，放手在华中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根据地，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4]220。6月2日，他又致电项英，要求新四军“放手在敌后活动” [4]351 。此处所说“放手在敌后活动”，即不受国民党束缚和限制，放手在敌后发展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贯彻实施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一战略方针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形成了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顽固派由于疑忌和害怕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多次发动反共逆流，企图限制或者消灭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 在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逆流做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经验教训，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越强大，就越能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越能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这一认识出发，毛泽东提出，发展进步势力，应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一条重要策略方针。

　　1939年12月至次年3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山西、河北等地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发动武装进攻。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过程中，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做《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应该坚持的策略方针是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并对进步势力的范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他说 :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 [5]745 -746通过这种界定，实际上也就明确了抗战时期所要发展壮大的人民力量的范围。因此，发展进步势力策略方针的提出，丰富了放手壮大人民力量这一方针的内涵，可以看做是对这一方针的重要发展。

　　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解释了所谓“放手”的含义。1940年5月4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中共中央东南局《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在指示中，他针对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思想和行动中存在的不敢放手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右倾错误，首先提出在一切敌 后区域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在这些区域，均有敌人，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武装力量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从而强调了放手发 展抗日力量的必要性。然后，他通过解释什么叫发展，阐明了在发展抗日力量的过程中，对于发展成效 极其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必须突破国民党的限制，也就是必须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他说 : “所谓发展， 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5]753 -754 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清楚明确地解释了放手发展的全部内涵。可以说，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于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必要性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对于这条方针的全部内涵也有了充分的认识。至此，这条方针已经完全形成了。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把中国变成其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同时对国民党继续采取诱降的方针。在日军、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夹攻和封锁之下，各抗日根据地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抗日武装的数量、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都逐渐缩小。面对这种新的形 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改变放手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但对具体策略进行了调整，将此前的重点强调发展，调整为巩固现有的根据地，保存和节省 现有的武装力量，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采取诸如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等措施，以渡过困难时期。对于各抗日根据地来说，1941年、1942年是最困难的两年，1943年、1944年则是克服各种严重困难，并从这些严重困难中恢复过来的两年。

　　进入1945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日益接近胜利，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恢复和发展，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又面临着发展的大好机会。 在此形势下召开的中共七大，总结抗战的经验，并针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正式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的路线和方针。

　　三、放手壮大人民力量方针的中心问题

　　放手壮大人民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战时期始终坚持的指导方针。对于所要壮大的人民力量的范围，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解释什么是发展进步势力时进行了明确的说明。但是，在发展各个方面的进步势力或者人民力量时，毛泽东并不是提倡平行用力，而是指出了明确的重点的，这就是以发展武装力量为中心。

　　对于武装力量的重要性，1938年11月6日毛 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有非常深刻的阐述。他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 [5]543 -544 。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始终把发展武装力量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把它作为各项工作的重点和中心。

　　1940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书记处起 草的致中共中央北方局、山东分局、八路军一一五师并告中共中央中原局等的电报中，竭力强调要重视 发展武装力量。他指出 : “时局的发展充分证明，只 有广大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以与全国工作相配合，才能制止投降与反共，才能巩固统一战线，才能争取时 局好转。”因此，他要求各抗日根据地“严重注意此 事”，“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 [4]509 。为了督促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武装力量，他甚至对八路军、新四军发展武装力量的具体任务都做出了规定。在上述电报中，他要求在1940年一年之 内，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八路军一一五师至少应发展武装军队到15万人枪，中原局所领导的武装军队至少应发展到 10 万人枪[4]509。同年3月19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和总政治部副 主任谭政起草的给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报中，要求新四军保证中央路线之执行，执行扩军计划，“使一、二、三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0万左右人枪，使四、五、六及李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5万左右人枪”①。

　　除了发展正规部队外，毛泽东还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大规模地发展自卫军，并对自卫军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他说: “没有自卫军的广大发展，即无法广大发展军队，无法建立巩固根据地。因此有组织有训练的抗日自卫军，至少须十倍于正规军与游击队。例如山东有十五万军队，至少须有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有组织有训练的自卫军。华中有十万军队，至少须有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自卫军。” [3]163

　　为了大力发展武装力量，毛泽东指示各抗日根据地要重视政权建设，要有计划地、坚决地、逐步地使各根据地的政权“归入我们与进步人士的手中” [3]163，从而为发展武装力量创造必要的条件。

　　由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把发展武装力量摆在了一个极端重要的位置，因此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壮大。1937年抗战爆发时，由于在此前与国民党的十年内战中遭受严重损失，中国共产党“仅有 4 万左右有组织的党员和4万多人的军队”，但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就发展到了将近50万[4]711。1941年、1942年，各抗日根据地由于遭遇到严重的困难，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的数量有所减少，但到1943 年，又恢复到了47万[4]713。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数量发展到了91万，在1943年的基础上翻了将近一倍。此外，这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脱产的民兵也发展到了220万以上[4]769。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主力发展到120余万人。在武装力量大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其他人民力量也得到了大发展。各抗日根据地的面积加起来近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亿，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达到了120余万。

　　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巨大发展，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它使得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了一根坚强的支柱，对于中国人民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抗战，并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这种巨大发展，是为抗日战争所必需的。其次，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证。这种保证就是在抗战胜利后，当蒋介石国民党违反人民的意愿，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时，使得中国共产党具有最基本的实力，不仅能够保全革命力量，而且能够打退和消灭国民党的军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注释: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第530页。此处电报中所说的李支队是指由李先念任司令员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 队。由于中原局所领导的武装部队有一部分为新四军的部队，因此毛泽东所提出的新四军的扩军计划与中原局的扩军 计划有重合之处。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 1898 - 1949)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89.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 ( 1945 年 4 月—6 月) [M]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 中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军事文集( 第 2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 5] 毛泽东选集( 第2 卷)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 原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31卷第5期2011年9月 ·红色历史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彭厚文( 1965-) ，男，湖南新化人，博士，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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