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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周恩来对中间党派的 统战工作理论和实践
来源:胡大牛   2019-12-25 17:24:11

  抗日战争及其后的重庆谈判、政协会议时期,是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时期,也是中国中间党派转化为民主党派并加速发展,奠定新中国民主政治物质基础和大致格局的时期。无疑,这两者之间具有必然和紧密的联系。鉴于既往这方面专题不多且偏重于对国民党方面,本文拟对周恩来在此问题上的统战理论和实践作一探讨。

  一、提出统一战线工作的新思路

  抗日战争时期,鉴于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主要是对当政的国民党各派进行的。这种情况以抗战初期尤为突出。但是中共提出的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1 ] 等民主政治的要求和主张,却是坚持“以党统政”[2 ] 及“溶共”政策的国民党顽固派所绝不能答应的。所以,抗战时期,中共的统战工作不仅收效不大,而且当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当局还不断在思想上、行动上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使国共合作始终存在着民主与反民主的激烈较量,抗战有被断送的危险,民主势力和民主进程有被扼杀之虞。

  抗战初期,在国共两党之外,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只存在中间党派。总体而言,他们的政治思想受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影响,根本上是同国民党顽固派公开鼓吹的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制、个人独裁政治思想对立的。因此作为政党,他们遭受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斥,同中共一样,没有应有的法律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多数偏向国民党一边,对共产党有所责难 ,要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这固然有其诸多的自身原因,但若从中共自身寻找原因,则在于党对他们的统战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因此中间党派对于中共的国家政治理论还很不了解,当然也就谈不上理解党同他们在民主政治上的共同点而必然出现攻击。

  对于这种情况,随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日益升级,中国共产党开始高度重视,在实践中中共开始加大对于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力度。这集中表现在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八月政治局会议以前的实践。

  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秘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南方局设立统战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积极开展了对各党派的统战工作。首先,周恩来身体力行,积极投入对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实践。如在八月政治局会议以前,他参观了胡厥文等人开办的合作五金厂,以后又多次去胡家商谈时事;应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黄炎培之请为《国讯》杂志撰文宣传抗战方针;利用视察新四军之机广泛会见各地各界人士特别是进步人士;关心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迫害的进步文化事业,先后约请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等三家出版单位的负责人邹韬奋等商讨在国统区难以存身的书店工作人员撤退到解放区等地方去发展的问题。同时,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协助在重庆的一批科学家如梁希、潘菽、金善宝等近二十人组织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通过这些工作,中共与中间党派、民主人士的交往明显增多,关系开始密切。这即是说,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领导南方局从过去只注重同国民党搞统战的工作方式,转变到加强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了。

  8月,周恩来回到延安,出席了于4日至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是基于前述实际工作中的认识,他在会上发言指出由于“国共两党没有民主的平等”,“ 统一战线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因此要像大革命时期那样,把“国民党改变成民族联盟的政党恐无此可能”,正因此,就共产党而言,“在政权当中,只有个人或秘密的参加,没有组织上合法的参加”,至于“在民众团体中,共产党与其他党派是无法定地位的,并且发现后反被排斥”;同时他还分析了党派关系的近期变化,指出“一期抗战各党派趋于团结 ,二期抗战党派便趋分化,国民党便趋向妥协 ,救国会、第三党更接近于我们,而国社党、国家主义派本身也起了分化”;因此他认为统一战线的性质是“民族的”,同时还是“民主的”、“社会的”,应该起到对“社会解放的初步的和推动的作用”,而“中国的统一战线虽为全国人民客观上所拥护,但真正发起的坚持的尚只有共产党及其同情分子与团体,国民党始终是带被动性的”;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特别强调指出“这一问题的关键,除决定于客观的各种条件、蒋及国民党的态度以外,还决定于我们自己的政策”,为此,党的统一战线策略之一应该是“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 ,尤其是知识分子及公正绅商,参加抗战 ,以扩大统一战线”,具体而言,“对各党派关系———基本上应扶持进步力量 ,争取中间分子”,这就是,“对接近我们的党派、团体及个别分子,应扶助其发展”,“对其他党派应影响他,善意的批评他,以促进其进步或分化”,“对中间分子或团体,应密切其关系以争取之”。[3 ] 概而言之 ,周恩来认为从长远来看统一战线应该推动社会解放,起码应有利于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要做到此点,是无法依靠国民党的,因此党的统战工作应该积极扶持同情分子、努力争取中间分子。周恩来的这些观点,与他和南方局的工作实践是一致的。可见周恩来已结合抗战现阶段的特点、党的民主革命任务要求,将前一阶段的工作实践作了总结提升,产生了符合实际的、有利于未来发展的统战工作新思路的萌芽。

  因此,八月政治局会议指出,过去工作中偏重了联蒋,对中层阶级团结不够;南方局的工作方针之一是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4 ] 这即是说,面对变化了的形势,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提出了统战工作的新思路:为挽救恶化的时局,推进民主,争取同情,坚持抗战,改变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对国民党当局开展统战工作的思路,南方局今后要更重视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

  这样,在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实际工作中开始转变并提出理论观点的基础上,中共在理论和政策上仅仅依靠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思路和模式也开始发生变化。随着新思路的出现,中间党派被争取并发展成为民主力量就成为可能;突破国民党的国家政治制度的束缚,正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为最终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政治理论模式而形成新的政治格局,也就成为可能。

  二、努力推进统战工作新思路的实现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四次会议提出了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问题。近代以来的西方民主政治有政党政治、选举制、代议制、责任内阁制、权力制衡制等特点。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两头小、中间大的阶级结构看 ,要一步到位 ,实现共产主义关于民主的根本目标 ,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但在认识到此点的革命和民主的发展 ,必须将其逐步压下去。这就需要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党派及其所追求的民主宪政有所发展。可见,民主宪政运动、中间党派力量的发展,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发展的要求,也符合近代以来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模式。因此 ,中国共产党本着前述新思路,对于这次国民参政会会议引发的民主宪政运动,声明“我们的根本主张是要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5 ],中共“本团结抗战的立场声明积极参加宪政运动”,要求国民党“立刻实现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之民主权利”,“必须保证国民大会的代表真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民众团体直接选举的代表”,[5 ]( P200-201)“要求立刻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民选的全权的国民代表大会,实施宪政[5 ](p180) 。这里的“各党、各派”显然包括了国共之外的各抗日的中间党派。这表明中共认为以中间党派为重要力量的民主宪政运动是基本符合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的。所以,在实践中民主运动和民主党派逐步成为中国革命战略的重要部分。也正因此,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前述新思路的指导下,高度重视民主运动和民主党派这一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积极开展对于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实践了新思路的战略展开。

  首先,周恩来领导南方局遵循新思路,广泛宣传中共的新代议制政治思想。在宪政运动中,周恩来指示南方局,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不失时机地发表有关文章,充分运用与中间人士个别谈话或举行座谈、茶话会、演讲等形式,在内容上从1925年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提出联合各反帝反军阀的政党和实业团体等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问题的主张谈起,着重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说明党的新代议制思想。使中间党派逐渐明确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在阶段目标上与孙中山的主张即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一致性、进步性、解决时局问题的可行性,对于推动他们向民主力量转化,使民主力量明确斗争目标,都起到了奠定深厚、坚实的思想基础的作用。

  在普遍宣传的基础上,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积极推进民主宪政运动。这方面的工作表现在向中间党派反复说明民主宪政与抗战救国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以封建旧军阀反对宪政而招致灭亡的历史事实 ,阐明了没有宪政就会亡国的危险。特别在皖南事变以后大约十个月的时间里 ,周恩来每天晚上都到《新华日报》门市部会见各方朋友,引导大家认清民主政治对于当前团结抗战救国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一时期前后 ,他也是始终频繁地与黄炎培等诸多民主人士会面,通过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使他们了解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促使他们一步步地与中共加强团结去争取实现民主宪政。他还指示南方局人员分别与各中间党派接头谈话 ,揭露事实真相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着重阐明党在事变后明确提出的要求国民党“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1 ](P598) 的主张,将国民党顽固派为实现其“溶共”政策而采取的内战、摩擦行为的危害性,与民主宪政运动的内涵、作用等对照来看,使中间党派明了了只有通过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才能实现国内和平统一、一致对外,以达到真正抗日救国的目的。通过这种分析说理的思想工作,再加上国民党基于其一党专制的理念对中间党派的压迫日渐加重,中间党派对于国民党的离心倾向日渐加大。尤其是皖南事变所引发的严重危机感,使势力弱小、手无寸铁的“中间人士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自由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为要”。[3 ]( P54) 这导致中间党派的多数从此开始了重大转向 ,对共产党“完全同情”,“表现了从来没有的好”,[1 ](P625) 更紧密地与中共合作去推进民主宪政运动 ,从而成为日后崛起中国政坛的民主党派。

  在中间党派中推进民主宪政运动的另一方面,是对合作者的不足及时给以善意的批评,促使其更快进步。1941 年 3月上旬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渝召开。会前,中国共产党为解决皖南事变、推进民主宪政运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十二条善后办法。各中间小党派在 2月10日应周恩来之约面谈时,对包括了“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内容的十二条表示异常高兴,认为这样才能解决问题;他们还建议中共声明若当局不接受十二条,则中共参政员就不出席本次参政会。可是当后来国民党当局表示同意中间党派的要求在参政会设立各党派委员会以调解国共关系与商讨国家大计时,他们又受蒋介石之托转而反复力劝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这种动摇的立场表明他们的标准是自己当前能获得实际利益与否,还不是与共产党团结合作推进民主宪政。对此,周恩来指示南方局本着“不拒绝同各党派讨论临时折衷办法”的原则,表示愿意加入党派委员会,同时提醒中间小党派不要上当局的当,免被其各个击破。[6 ] 直到后来国民党当局包办参政会,蒋介石把在会上许诺的“民主”全部推翻,中间小党派才知上当,才明白共产党坚持原则、对其进行善意委婉批评的正确性。周恩来坚持原则,坚持对同盟者的不足进行善意的批评帮助,加之事实的一次又一次教训,终于使中间党派不断地修正了自身的不足,一步步地加强了与共产党的团结合作,推动了民主运动的日趋健康发展。

  周恩来还特别重视根据中间力量的要求,帮助其建立组织,形成有组织的民主力量。1939年11月,在南方局推动下,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建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 ,其“信约”要求“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7 ] 。皖南事变之前,章伯钧、左舜生等又拟发起成立包括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左派的民主联合会。虽然章等人发起的这个组织不包括中共 ,其目的仅在求得中间党派在当局的压力下的自保和发展 ,但由于它有利于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周恩来指示南方局仍然在要求其真正中立的条件下,力促其成 ,对其从筹备阶段起就给予了积极的协助。事变发生后,章伯钧加紧步伐,拟请中共、国社党、救国会、青年党、第三党各出一人,加上梁漱溟、黄任之,成立一个秘密核心来领导拟建的民主联合会,因此南方局对该组织的指导就更为深入。正是在南方局的有力赞助下,1941年3月19日,在原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由六个中间党派加上若干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在国民党的高压下,民盟在渝不能公开,周恩来就支持梁漱溟的去香港办报等计划,南方局还专门数次电示香港、昆明等地党组织在纲领和行动上赞助、支持民盟。1943年初,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帮助谭平山、陈铭枢等国民党民主进步分子在渝发起组织了民主同志联合会,9月将其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简称“民联”)。1944年冬,在南方局影响下,许德珩等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正是在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的帮助下民盟等民主政党的出现,逐步形成了新的民主运动的基础。

  竭诚帮助中间党派完善组织结构,是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再一个重要内容。皖南事变后,第三党认清了形势 ,决定跟随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民主事业而奋斗,提出了联苏、联共的中心政治主张,要与共产党建立更密切的合作。为此,第三党派出章伯钧、邱哲为代表与南方局举行正式谈判,表示合作诚意,并希望南方局在组织等诸多方面给他们以切实的援助。南方局对于第三党的态度,代表中共中央表示了极端赞同,并对其在政纲、组织、宣传等方面给了以切实的协助,使其组织在整顿后得以巩固并增强了力量 ,确立了新的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争取社会主义前途三大目标。这种组织完善是不少的;仅此例已经可见它对于中间党派转变为民主党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构建民主力量阵营方面,周恩来的一个重大创举是自己亲手组建国共之外的民主政党。1941年夏,周恩来提议以一部分中共党员与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当局中担任较高幕僚职位的人士共同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为此,南方局派出王炳南去与王昆仑、许宝驹等国民党左派及中间党派人士筹划酝酿,秘密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民盟,一年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 (即“小民革”)。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下,“小民革”在组织上向文化界扩展,稳步发展;在政治上对于统一战线、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周恩来还领导南方局本着“以迫使国民党采取比较进步的办法,同时不拒绝同各党派讨论临时拆衷办法”[5 ](P202) 的原则,着力探寻与中间党派合作、有力推进民主运动的有效形式。1941年2月,黄炎培等人拟提议在国民参政会下设立特别委员会(后来不久改称各党派委员会)。南方局希望以这个各党派协议机关来暴露国民党当局的阴谋 ,对其进行公开的斗争,因而同意这项拟议。但同时周恩来又向黄说明:此委员会必须成为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既不属于参政会,也不属于政府,成为各党派的一种协议机关,此种机关既不妨碍各党独立,也要保持党派批评自由;最好各党派出一人或二人,国民党不能太多,并不要军人。[4 ]( P505) 这个委员会后来因种种原因,并未出现。但从周恩来的说明中,我们既看到了西方政党政治的某些因素,更发现了后来政治协商会议的最早雏形。这除了表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追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扩大—各党派合作—的组织形式之外,更表明党在努力探寻维护民主党派利益、推进民主运动、实现中国民主政治新格局的途径和形式,并已经初步探索到了日后出现的政协这种民主政治的新形式及其所形成的民主政治新格局。

  同时,在统战实践中,周恩来始终遵循1940年八月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照顾小党派利益;进行民主运动,要求各党派有合法地位”[4 ](P470-471) 的重要原则,始终照顾中间党派的利益。前述实践,使中间党派日益壮大,为推进民主运动创造了条件。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照顾同盟者利益。另外,在皖南事变后等危急时刻,周恩来都妥善安排民主人士等转移到安全地区。可见这种照顾利益已经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当然,这除了反映周恩来工作细致入微和处处以关心他人为重的高尚风格之外,更主要的是党对民主政治及其所要求的现代政党政治制度的真诚追求所使然。1945年1月30日,周恩来代表中共在重庆向国民党正式提出由国、共、民盟三方召开党派会议,讨论结束一党统治、制订共同纲领、改组政府问题。[4 ](P613)这个思路的逻辑发展,首先就是2月18日周恩来致电赫尔利 ,要求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里三方代表各占三分之一。[4 ](P617) 接下去在重庆谈判中,中共提出召开政协会议问题;周恩来为此提议国、共、民盟和无党派每方九名政协代表。后因国民党挑拨青年党退出民盟单独参会,共产党又主动让出两个代表名额给民盟。西方政治中代表名额产生办法,或者按所代表的人数,或者按地区,或者按政治实力。若按这种规则,无疑,国共两党的代表名额将大大多于民盟及青年党等。为什么共产党及周恩来要刻意克己而去有利于民盟等小党派呢? 原因极为简单:照顾和团结同盟者,以实践1939年八月政治局会议所形成的统战工作新思路,有利于促成中国民主政治新格局的战略构想的实现。

  三、提出新的战略目标

  早在1941年6月15、22日,《新华日报》发表周恩来撰写的代论《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指出:“在今天,殖民地以及弱小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要在民族的人民的统一战线及其所建立的联合政权领导下,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4 ](P519)这里的观点很清楚,要求通过民主的统一战线去建立民主的联合政权,进而引导民族革命到胜利。因为他提出“人民的”即民主的,这个观点就与着重在中间党派中发展统一战线的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新思路相通了;因为他提出通过统一战线建立联合政权,这就使统战新思路的目标指向清楚地凸显出来。

  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政治理论要求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因此在民主政治的政体问题上强调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民党建立国家政治制度依据的则是“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的思想及其全国政权建立后从德国、意大利学来的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国家政治理论是根本对立的,是难以协调的。前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后者却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客观现实。因此 ,要使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适应世界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和当前潮流,就需要在国共两种政治模式之间有一种过渡性的民主政治势力和民主政治模式。这就决定了在国共两党之外,民主党派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应运而生,并在同中共的团结奋斗中共同壮大,形成一种适合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党政治制度和政治格局。同时,这又决定了必须寻找到新格局的实现形式,这就是民主的联合政府。因此,周恩来的思考可谓是一种全新的、至关重大的理论创建。

  考虑到当时中共中央的总体战略思路仍然是以对国民党当局的统战为主,以对中间党派的统战为辅,去争取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民主实现形式,则周恩来的这种目标指向观,不可谓不是一种相当大胆的、实事求是而又富有远见的战略思考。从前述内容看,周恩来正是按这种战略思考去展开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的,或者说,自1939年八月政治局会议以后,周恩来就创造性地将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提到中国革命和民主的总体战略的高度,并积极地对其进行战略展开。正因此,使中国共产党影响和领导下的民主党派力量较快地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一理论观点实践的基础上,当民主党派这一中国民主政治的基础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力量时,中国共产党适时地于1944年9月15日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发言的形式提出了“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 ,中共七大将其规范为“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这即是说,随着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统战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进入到实质性收获阶段、民主党派阵营到抗战末期在事实上已经形成,中国共产党终于提出了新的符合中国革命和民主政治发展实际的阶段性战略目标。以后解放战争的进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正是这一战略付诸实践的结果。

  综上所述,周恩来在重庆对中间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都源于抗战时变化了的实际。正是他关于促进中间党派转化、发展民主党派力量以促成多党派联合政权的实现的统战工作新思路的实践,推动了中国民主党派的产生、中共的“民主联合政府”战略目标的提出,为日后的新中国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 ] 编委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 [M].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2 ] 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 [M].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5.

  [3 ] 编委会.南方局党史资料 :统一战线工作[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4 ] 编委会.周恩来年谱(1898—1949) (修订本) [M].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5 ] 编委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 [M].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6 ] 编委会.国民参政会[M].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5.

  [7 ] 编委会.中国政党史[M].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原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简介 :胡大牛(1956-) ,男 ,重庆人 ,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人物及重庆地方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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