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周恩来外交的肇始及其初步成效
来源：徐行 黄园   2019-12-26 13:02:39

　　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的创始人和奠基者，而其外交生涯的肇始，则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建立反法西斯阵营的大背景下，周恩来表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他积极联系国际上支持中国抗战的人士，大力宣传中共的各项政策主张，为开辟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也为其日后的外交生涯拉开了序幕。本文拟对抗战时期周恩来如何建立起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事机构、如何与各国外交使节和国际友人进行联络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

　　一、领导设立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外事机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前，中国长期处于国民党独裁统治之下。中国共产党没有合法的政治地位，长期受到国民党军事围剿和残酷镇压，除得到苏联共产党支持外，与其他各国基本没有外交联系。西方各国由于受国民党片面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共的方针政策和各项主张根本不了解，甚至还有很强的敌视性 。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共同抗日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同时也开始关注中共的政策主张。作为驻国统区最高领导人和中共统一战线工作主要领导人的周恩来积极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努力争取各国对 中国抗 战的支援。虽然抗战前周恩来 已与外国记者有接触，但 当时他并不代表共产党组织处理对外事务，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外交。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共产党与中共是上下级的关系，周恩来与苏共的交往更谈不上外交。抗 战时期周恩来在武汉、重庆通过设置专门的外事工作机构，开始代表 中国共产党与外国官方机构和民间人士进行交往，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外交，亦是其外交生涯的肇始 。

　　随着全民抗战的深入展开，八路军办事处、新 四军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先后在武汉成立，这里既有常驻的外国使节，也有各国的记者，给中共提供了接触各国人士的机会。在周恩来领导下，1938年春中共长江局内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国际宣传委员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吴克坚、王炳南组成，工作人员有王安娜、许孟雄 、毕朔望等人。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络。国际宣传组的具体工作由王炳南负责。周恩来指示他们，对在武汉的40多名外国记者要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凡中共代表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都要邀请他们参加，向他们提供《新华日报》的新闻资料，同在武汉的外国机构要建立联系，对国民党接待的外国友好人士和进步团体也要尽可能地参加接待。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可以说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外事机构，它主要肩负着两项职责：一是担负对外宣传的任务，向世界各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二是开展对外联络工作，结交国际友人，争取更多的同情者和支持者。

　　武汉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决定撤销中共长江局，新建中南局和南方局。1939年1月5日，中共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书记。为更好地建立国际统一战线，同时为共产党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持，周恩来决定在南方局 内部成立对外宣传小组，以加强中共与其他国家官方和民间的沟通与合作。1939年4月，南方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正式成立 了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该小组改名为中共南方局外事组，主要负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和联络工作。外事组的组长为王炳南，副组长是陈家康，1942年又增补龚澎为副组长。陆续参加外事组工作的有金涛、罗清、李少石、章文晋、刘光、廖梦醒、陈浩、沈野、沈蓉、邓光、吴明、柳无垢等人。

　　根据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估计，周恩来为中共南方局外事组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广交朋友”的工作方针。周恩来提出外事组成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努力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打破国民党政府外交独霸局面，开展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友好交往，争取更多的国家支援中国抗战。他认为，现阶段我党若想发展、壮大，就要进一步扩大统一战线，不仅要努力扩大国内的统一战线，将更多的支持中国革命的人联合起来，而且还要进一步扩大国际统一战线，将那些受法西斯国家侵略的国家和他们的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抵抗 国际法西斯的侵 略，组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周恩来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加强与国际问联系的最好方法就是加强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党间的联系，通过政党间的联系，增强国家问的话语共识，增进彼此了解 。

　　南方局外事组成立后，周恩来领导这个中共专门的外事机构开展的主要工作有：与英、法 、美、澳、加拿大 、苏联 、捷克等国大使馆建立联系;做驻华美军中开明军官的工作，让他们广泛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 日政权;自己主办或参加记者招待会，主动接触美国新闻处和各国记者。当时美国新闻处的工作由开明人士费正清主持，外事组派了一些人去他那里工作。周恩来自己也经常会见外国记者，发表演讲，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此外，南方局外事组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把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的社论、评论和重要文章译成英文，油印成册向外国朋友发送。周恩来认为，虽然中共所坚信 的共产主义与西方国家秉持的思想格格不人，但外事组的工作不应受意识形态的束缚，要抓住双方都具有的反法西斯、争取民主的共同性，利用多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对各驻华大使馆人员的工作，与他们交朋友，并努力实现合作。

　　为加强同西方国家间的联系，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周恩来就考虑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名义设立对外联络机构。当时的香港是远东地区唯一的自由港 ，英国、美国、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日本等国和蒋介石政府都在这里设立了公开的工作机关或情报机构。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指示廖承志也在香港筹建“八路军办事处”。他认为这一机构将对加强八路军和共产党同反法西斯国家间的联系具有重要作用。1938年初，周恩来为落实在港建“八路军办事处”一事，专门拜访了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卡尔不仅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而且还亲自致电英国外交部。在周恩来和卡尔的努力下，英国政府致电港英当局，同意中共在香港秘密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1938年1月，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该办事处同时兼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为廖承志，直接受周恩来领导。该办事处建立后，为冲破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在争取港澳同胞、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支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仅争取到了其他国家和各界爱国人士的援助，同时也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反法西斯阵营国家、政党间的相互交往，增进了相互了解和联系，争取到各方对中国抗战的支援，接受了多批次的各国各界人士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捐款、捐物，并在香港为八路军、新四军购买一些国内难以买到的必需品，包括从外国公司购买汽油、药品等。此外，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在突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新闻封锁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帮助创办、发行了《华商报》、《保卫中国同盟通讯》等抗 日的中英文报刊和国际新闻社，大量报道了中国抗日军民的真实情况，还组织了对中共中央重要文件及政策、声明的英文翻译和海外出版发行工作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还 帮助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等一批旅港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国际友人 。

　　二、积极与各国建立联系，争取各方支援

　　为使各国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更多的国际支援，周恩来驻重庆期间积极同苏、英、美、法等国驻华使节和媒体记者及各界亲华人士接触。1940年11月中旬，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周恩来布置了南方局的具体工作：“关于统一战线：对上层注意分化，援助在中国共产党影响和推动下 的国民党中层分子;加强与各党派的联络，扩大文化活动 ;多结交军界朋友 ;加强经济联络和社会活动。关于外交：同苏、英、美、法等国团体联络，向他们提供信息。关于宣传 ：加强《新华 日报》社论，铅印朱、彭、叶、项‘佳电’，编讲国际材料等。”为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的建立，周恩来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限制，主动与西方国家的驻华机构建立联系，互通信息，让他们能够全面了解中国，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

　　1941年6月23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提出“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6月2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明确指出：“伟大 的中华民族应运用站在东方反日本法西斯前线的地位，结成更广大的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 ，肃清一切反苏反共及对 日妥协的思想，以打倒东方法西斯日本帝国主义。”同年7月7日，周恩来为《新华 日报》撰写了题为《七·七四周年》的社论，再次明确指出：“为了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进入抗战第五年的开始，我们必须继续坚持长期抗战，努力同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联合，加强军事力量和装备，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各党派的合作，反对国内的分裂倾向和军事行动。”

　　1941年l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建立与英美的统一战线问题给周恩来等的指示》中指出：“日、英 、美战争后 ，我对英美方之政策，应当是建立与开展中共与英美政府的广泛的、真诚的反日反德的统一战线。”该指示的第二点特别强调：“在广东、海南、越南及南洋各地，我们可与英美合作组织游击战争，由英美提供武器，我们派人帮助组织。”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继续扩大与英美等国的交往。

　　鉴于英国是反法西斯阵营的重要成员国，其对国民党政府有着重要的政治影响，周恩来对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作用非常重视，他指示中共南方局外事组努力与英国驻华大使馆建立联系。他希望通过英国驻华大使馆发挥积极的作用，加深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共产党所实行的主要政策的认识，使英国更多地了解八路军、新 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所取得的英勇战绩，认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军事摩擦的事实，从而推进英国政府改善与中共的关 系。

　　美国是世界头号强国，也是反法西斯阵营最主要的力量。周恩来很重视争取美国对中共的了解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援。早在1936年，周恩来就会见过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向他介绍了中共的主张和红军长征的一些情况。在 重庆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先后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柯里和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向他们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艰苦抗战的情况。为了让美国更多地了解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政权，周恩来在重庆几次代表中共邀请美国政府派代表团访问延安。最早一次是在1942年8月6日，周恩来通过美国驻华使馆二秘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戴维斯，致函美总统驻华特使居里，正式提出欢迎美国政府派遣代表团到延安访问。1943年 1月，周恩来在会见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时，向他说明了大批国民党军队驻在中共抗日根据地周围、对根据地实行封锁的事实，要求美国政府将援华租借物资的一部分分配给正在全力抗日的中共军队，同时再次重申欢迎美国政府派遣代表团前往抗日根据地考察。同年3月，周恩来再次会见了戴维斯，第三次要求美国政府派出代表长驻抗日根据地，以了解中共抗战情况和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与美国协调作战的真诚愿望。

　　此外，周恩来还多次向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范宣德、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文森特、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等人积极宣传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关系情况，表明中共抗日的坚定决心，希望加强盟国之间的团结合作，尤其希望美 国利用其对国民党的影响改变目前国民党消极抗日、封锁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状况。他建议美国派正式代表前往延安，或派军事观察组去陕西、山西等地视察中国抗日情况。

　　在周恩来的外交努力下和美国史迪威将军的建议下，1944年7月22日，美军观察组首批成员到达延安，周恩来同叶剑英等亲自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与毛泽东多次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以及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进行了会谈，向他们介绍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和抗日武装的真实情况，并详细阐述了对形势、任务及中美关系、国共关系的看法。观察组根据对延安的了解和他们所获得的情报，也感觉到同中共合作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观察组组员戴维斯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很多份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友好关系，并适当提供物资，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美国的史迪威将军在较多地了解了中国抗战情况后，也改变了对国共两党的一些看法 ，他觉得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腐败、失职、混乱、经济窘迫、胡乱收税、谎话连篇的政府，并提出要适时地改组国民党政府的建议。史迪威的建议一度引起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注意 ，对中美关系的后来走向产生了一定影响。

　　1944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派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 。9月8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南方局董必武的电报，指出应利用机会向史迪威、赫尔利等提出援助我们的必要，“请董必武代表中共及军队欢迎赫尔利等来延安 ，并在适当的时候向他们正式提出说帖”。11月7日，赫尔利飞到延安，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此后几日，他连续陪同毛泽东与赫尔利会谈 。在毛泽东与赫尔利签订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即《五条协定草案》)后，他陪同赫尔利飞回重庆。随后，他又多次代表中共中央与赫尔利会谈，并在重庆会见了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魏德迈、英国军官哈米士、英国使馆秘书赫戈登等人。

　　在周恩来等人的外交努力下，抗战时期中共的国际宣传收到了明显效果：不但争取到苏联、美国等国家的道义上的支持和部分物资援助，而且动员了广大海外侨胞和各国人民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积极支援中国抗战。在中国人民爱 国主义精神感召下和中共抗日宣传下，许多海外华侨参与了抵制日货、认购国内公债和募捐活动，他们纷纷以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战，仅1938年秋至1939年夏，华侨捐赠的寒衣、暑衣、军用蚊帐等便有1000多万套。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已达到1350万元。从抗战爆发到1942年华侨认购救国公债达11亿元之巨。

　　三、广交各界朋友，增加彼此了解和沟通

　　在整个抗战时期，作为中共驻国统区的最高负责人之一和中共南方局的书记，周恩来通过参加在武汉和重庆等地的各种国际活动、拜访各国驻华大使、会见国际友人、开记者招待会等方式，加强了与各国各界民主人士的交往，展现了杰出的外交天赋和独特的人格魅力，给很多外国大使和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和中共最早的外事机构提供的新闻比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提供的消息还准确和及时，很快受到中外记者的普遍欢迎，当年云集武汉、重庆的许多外国记者都愿意经常与中共方面保持联系。

　　周恩来在出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后，更是积极利用合法身份在国统区开展外事活动，“努力开展同外国记者和外国使馆 的独立交往，以建立不依赖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外交联系”。在政治部中周恩来主要负责领导第三厅的工作，该厅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进行对日宣传和国际宣传活动。他们开设了外语对敌广播，每天用日、英 、法、俄、世界语等语种对外广播宣传，并创办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半月刊，寄给50多个国家的世界语组织和个人。一般情况下该厅每周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将中国的抗 战情况介绍给外国通讯社记者，使各国及 时了解情况。第三厅还编印了《对敌研究》宣传资料，印制了向日本官兵散发的日语传单、投降通行证，并播放 日本歌曲开展感化俘虏等系列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通过积极开展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动员国际力量向蒋介石施压。他指示中共南方局外事组“安排王炳南、王安娜、龚澎等去访问所认识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告以国民党袭击新四军事件”。他亲自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希望获得苏联方面支持。潘友新在随后与蒋介石会谈时表达了苏联政府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不满，并威胁可能因此停止军事援助，周恩来还在叶剑英陪同下，与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进行了商谈。崔可夫建议皖南新四军主力坚持北上，并提出如果国民党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

　　1941年2月，周恩来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若干材料，并言明蒋介石如果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将导致中国内战，使抗战停火，而便于日军南进。居里同意周恩来的看法，在与蒋介石会见时公开表示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周恩来还亲自到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的寓所，向卡尔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指出蒋介石发动反共事变的危害性。英国政府收到其驻华大使报告后，对国民党政府施加了一定压力 ，英国政府告诉蒋介石，中国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积极向国际舆论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阐明共产党的立场，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他多次会见国外记者和外交人员，动员和支持他们将事实的真相报道出去。他曾对德国友人王安娜说：“你在这里认识许多外国人，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你必须尽快让他们知道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事情。”他还致函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会见驻重庆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美国海军观察员卡尔逊、罗斯福总统行政助理居里，分别向他们提供了反映皖南事变真相的资料。周恩来的对外宣传和联络活动很快取得了成效。美国作家斯特朗很快在纽约一些报纸和《美亚》杂志上发表了文章，《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刊登了斯诺由香港发出的消息，同时还发表了他写的评论。外国新闻媒体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引起了一些支持中国抗战的国家的关注，使国民党政府受到了舆论压力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的外交活动更加频繁，成效也更显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周恩来便代表中共致函英美两国大使，表示中国将与他们并肩作战，共同抵抗国际法西斯的侵略。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多次利用各种机会与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接触，使其对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取得的抗日业绩有了更深的了解。在交往中，周恩来的温文尔雅、善于外交和热情好客使卡尔佩服不已，通过双方的广泛交往和接触，卡尔对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取得的抗日业绩有了更深的了解，他们也成为真诚的朋友，并时常交换对中国抗战的看法。卡尔回国后，接任大使工作的霍勒斯·薛穆受其影响对周恩来印象也很好。周恩来多次与薛穆大使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薛穆也对中共的抗日主张有较多了解。薛穆认为，从抗战时期维护英国在远东利益来看，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与周恩来等人的交往，1942年12月，英国议会代表团访问重庆。代表团成员来自于英国的三大政党，在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劝说和安排下，原本不打算与中共接触的代表团在英国驻华大使馆会见了周恩来。通过会谈，许多代表团成员改变了以前对中共的偏见，他们对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开始重视起来 。

　　除了与各国驻华机构的官员建立密切联系外，周恩来还积极发展民间外交，他与许多国家对华友好人士结下了友谊。他先后同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荷兰电影工作者伊文思、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柯棣华、巴苏等一批国际友人多次会面，解答和解决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与他们建立了真挚的友情。1938年1月，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率领一支医疗队来到中国，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他 ，向他介绍了中国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主张，并指示王炳南安排白求恩去延安 。同年4月，荷兰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到达武汉，周恩来到旅馆看望他 ，并帮助他拍摄了中共代表团在武汉活动的镜头。当年秋季，由爱德华、柯棣华、巴苏等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武汉，周恩来两次会见了他们，欢迎他们前来支援中国抗战，向他们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 。

　　抗战后期周恩来还努力打破国民党的限制，促成了爱泼斯坦等一批中外记者访问延安。1944年春夏之交，周恩来亲自召集延安各部门负责接待的干部开会，向他们“介绍记者团的情况和访问目的，交代中共中央接待的方针政策”。当年6月9日，由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发起组织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21人到达延安，周恩来多次接见了记者团，向他们解释中共的抗日战略和政策，揭露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诬蔑，争取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四、抗战时期周恩来的外交成效及其深远影响

　　抗战时期是周恩来外交生涯的肇始时期，这一时期周恩来的外交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并且有深远的影响，为新 中国外交队伍的培养和外交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我们具体分析周恩来当年的外交成效和影响，主要有如下四方面。

　　(一) 增进了各国对中共的了解，扩大了中共的外交空间

　　抗战以前由于长期处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封锁状态，中共无法与西方各国接触，这使得外国对中共真实情况知之甚少，而且在国民党的造谣污蔑下，多数西方国家对共产党存有偏见。抗战时期国民党仍对中共多方封锁和压制，《解放日报》曾痛斥国民党：“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来往。总之，只许国民党的诋毁、恶骂、造谣、污蔑，向世界横飞乱喷，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封锁得铁桶似的”。

　　然而，毕竟抗战时期与抗战前的国内外形势已有很大不同，周恩来利用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建立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有利形势，积极与各国驻华使节、记者、各界友好人士接触，向他们宣传 中共的主张，介绍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让他们亲眼看见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是如何艰苦奋战的，又通过他们将中共的声音传遍世界。一些驻华使节和外国记者返回本国后，写了大量报道，客观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和中国的抗战力量。这样，由于周恩来积极的对外联络和宣传活动，增进了各国对中共的了解，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初步改变了对中共的印象，逐渐改变了对共产党全面否定和对国民党支持的态度。同时，周恩来在与英美等国各界人士交往中也扩大了中共的外交空间，从过去中共仅与苏联一国交往，扩大到与反法西斯阵营的各国交往，提高了中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

　　(二 ) 利用国际力量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为自身利益急切要求中国投入更大的抗日力量，希望中国战场把日本的军事力量死死拖住;而国民党顽固派则希望利用英美与日本的矛盾争取到更大的援助，同时抑制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因此，蒋介石集团与英美等国在共同抗击法西斯势力的大前提下，各有打算，存在矛盾。英美等国对国民党消极抗战不满，希望支持包括中共抗日武装在内的中国一切抗战力量抵抗日本。周恩来通过自己的外交努力，使各国了解了中共的政策主张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争取了英、美、苏等国家道义上和物资上的支援，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

　　周恩来以世界反法西斯大业为重，同时巧妙地利用英美与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多次会见美国总统代表居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以及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等，向他们提供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的若干材料，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企图挑起内战的阴谋，并阐明蒋介石政权若不改变政策，势必导致中国内战，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周恩来的外交努力促使美、英、苏等国纷纷向蒋介石政府施加政治、军事、经济压力，使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为中共几次击退反共高潮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中共争取到了更多的发展空间。

　　(三) 为中共及其抗日武装争取到了援助和支持，同时结交了一批国际友人

　　周恩来在开展抗日外交中，冲破了意识形态等限制因素，在国内只要是主张抗日的、在国际上只要是支持反法西斯阵营的，他都积极联络，增进彼此了解和沟通。他认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是各 国、各政党、各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最关心最重要的问题。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国家和人民都应该团结起来，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 ，互相声援 、相互支持 ，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整个抗战时期 ，周恩来通过不断加强与各国各界人士的联系，不断地向他们阐述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业绩和敌后军民的艰难处境，成功地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敌后根据地争取到了一批宝贵的物资援助和广泛的道义支持。这些援助对中共克服严重困难，发展抗日武装力量，坚持抗战到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恩来在抗战时期也结交了许多国际友人，不仅有官方人士，如美国使馆的官员谢伟思、戴维斯、文森特等，还有民间友好人士斯特朗、史沫特莱、艾黎、爱泼斯坦等，甚至他与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美国学者费正清也有友好交往。这些人通过与周恩来的交往都对中共持友好和同情的态度。特别是周恩来通过与美军观察组成员的交往，增进了美国舆论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了解，加深了美国驻华人员对中国抗日力量的认知和重视，使他们不仅听说而且看到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和敌后抗日力量的威力，并开始重新评估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

　　(四) 初显了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奠定了中共外交基本原则和新中国外交基础

　　周恩来在抗战外交中已经初显出自己的外交风格，在后来开拓新中国外交事业中进一步发扬光大。抗战时期周恩来在与各国友人的交往中，不卑不亢、彬彬有礼、落落大方、温文尔雅的外交风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产生了迷人 的魅力。美国学者费正清回忆说：“周恩来 的外交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在我面前是一位浓眉、英俊的贵胄，却为民众献身;作为个人，他的智慧和敏锐的感觉是罕见的，然而他却致力于集体主义事业。”

　　人格的魅力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抗战时期的外交确定了中共日后外交的基本立场和方针，不但成为其外交生涯的开端，而且成为中共外交工作的肇始。早在中共南方局外事组成立之初，周恩来就给外事组制定了“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总方针，并提出了“站稳立场、坚持原则、机动灵活、多做工作、扩大影响、争取多数、孤立敌人”和“中肯求实、有理有节、求同存异、不卑不亢、平等待人、礼贤下士”的工作要求。1944年“中外记者访问团”和美军观察组先后访问了延安。周恩来于8月18日专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就中共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内容以及同外国交往的具体政策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明确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我们外交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合作上面。他还有远见地阐明：“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新 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当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

　　整个抗战时期周恩来的对外交往和联络活动成效是显著的，不但为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而且确定了中共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积累了外事工作的经验，培养了外交队伍和外交人才，为中共领导下的新中国外交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当年在反对法西斯的共同目标下，周恩来善于联合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把各种抗日力量团结起来，这里面已经包含着求同存异、互相支持、广交朋友等外交原则。1949年后，这些原则被很好地运用到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局面的开拓中去，对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期

　　作者简介 ：徐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300071)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周恩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黄园，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