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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共产国际与苏联对中国革命理论的影响分析
来源:刘冉娜   2019-12-26 13:58:22

  一、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态度

  共产国际与苏联对三民主义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共产国际推动和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承认,但他们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又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承认,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一度对三民主义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共产国际七大前后开始改变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态度,1935年3月12日《真理报》发表《孙中山逝世十周年》一文,把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解释的三民主义区分开来,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上要求共产党人利用本民族的革命传统及革命历史来反对法西斯思想,这对于共产党改变对三民主义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七大上的发言中,引用了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强调必须加强思想上反法西斯的斗争。他指出,共产党员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的继承者,同时,共产党员能创造新的、更高尚的和更美丽的文化和道德。对孙中山主义,除了解释他的不彻底、缺点和不正确的地方外,还影响群众解释说: 孙中山本人是一个民族革命家,在他的思想中,尤其是在他的行动中,有许多有价值和值得钦佩的地方。同时还应向群众证明: 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遗产,是由我们共产党员继承了。因为只有我们共产党员,才真正不断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民权自由和民生幸福而奋斗牺牲。

  1937年3月5日,共产国际支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国共谈判中对待三民主义的指导意见:“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过去也没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并且党的现在愿意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实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郑重表示愿意为三民主义的实现而奋斗,这一政治主张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肯定和支持。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代表中国共产党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提交了书面报告大纲《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并做了口头说明和补充。在报告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部分中,阐述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问题。任弼时指出,国民党上层分子对共产党存在着削弱企图和自大心理。中共的态度则是执行革命的三民主义。任弼时的报告,帮助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复杂性,也帮助共产国际了解了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性。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肯定了中共的政治路线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决议案指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全体中国人民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所能适用的。诚心诚意的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这是继续向前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需的政治条件。孙中山学说内所要求的民权主义包含着尊重共产党及其他忠实于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政党的独立性,同时,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国共合作的基础就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基础。

  二、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消极影响

  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需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被共产国际派回国内执行这种“新政策”。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在于王明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上的反映。

  王明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阐述了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关系的看法。他指出,共产主义主张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压迫,使中国人民达到民族独立; 彻底摧毁封建压迫,使中国人民得到民主自由; 彻底改造中国经济制度,使中国人民达到民生幸福。这些思想与三民主义恰恰是相容的。因此,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绝不是不能容和的,因而本党与国民党不是不能合法并存和携手合作的。王明还以孙中山的言行来批驳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不相容的论调。王明强调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相容性,坚持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无疑是正确的,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关系的分析也不乏正确之处。但是,王明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违背了党的纪律,是极其错误的,其观点也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首先,王明对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关系的认识和分析是不完全的。王明仅仅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相容性,没有同时指出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差异性。这是王明忽视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夺相一致的。王明引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来论证三民主义是不妥的。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好朋友”的观点是正确的,表现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友好态度,但所谓“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则反映了他对共产主义的误解。以此来说明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是不恰当的,反而可能造成三民主义包含共产主义的错觉。其次,王明否认蒋介石所篡改的三民主义已经法西斯化了。王明否认国民党的法西斯倾向,他认为国民党内部的某些朋友们不是法西斯派的,这些人相信的依然是中国共产党。

  王明只看到了统一战线中合作的一面,没有看到斗争的一面,没有看到蒋介石对三民主义的篡改,更没有看到蒋介石企图利用三民主义、利用国共合作,消灭共产党、消融共产主义。这种错误认识,给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三、共产国际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共的对立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与苏联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这是人所共知的。抗战时期,出于争取外援的现实需要,人们肯定同苏联结成联盟的必要,但又对苏联抱有一定的戒心。俄国历史上对中国的疯狂侵略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阴影,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谋取国家利益使人们对苏联心存疑虑,上个世纪 30 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不恰当口号更是人们担心中共是否会为苏联利用。这种情绪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前就已经出现,在抗战过程中仍然或隐或现的存在着。

  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候,对于任何涉及民族利益的问题,人们都是极其敏感的。任何可能损害民族利益的言行都会引起人们的疑虑,任何有损于民族独立的行为都受到人们的憎恨。蒋介石、汪精卫出于不同的目的,都利用这种民族意识,强化中共与苏联的相同意识形态背景,污蔑共产党不要国家,依附于苏联。针对人们的心里疑虑和蒋汪之流的污蔑,中国共产党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了民族的利益。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知道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是为了真正实现和维护民族利益。共产党人并不否认民族传统,反而恰恰是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

  首先,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知道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人民求解放。百年来中国进步的思想界为民族的解放不算寻求革命理论,太平天国以基督教为号召旗帜,后来又有康梁立宪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欧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在经过失败、痛苦、经验与教训之后,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孙中山在晚年也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其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但并不否认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我们批判的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而抛弃那些坏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有着强烈的自豪感。毛泽东强调,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中国传统文化是良莠并存的,其中既有优秀的、富有民主精神的文化传统,也有封建的、落后的、反动的文化传统,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传统文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认真审视、鉴别和选择,批判的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摒弃那些坏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即三民主义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正统继承者,而国民党所谓的“民族文化传统”只是那些过时的、死去的、或行将死去的东西,是污蔑民族文化优良传统。中共的理论工作就是揭露国民党对封建文化的顶礼膜拜。再次,只有中国共产党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国民党统治集团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国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的利益,他们将少数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二位,他们的行为并不符合民族利益的要求。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是以维护民族利益为己任。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纲领。共产党人帮助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明确民族主义中反帝反封建纲领,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为维护民族的利益而奋斗。

  四、共产国际与苏联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影响

  破除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消除共产国际和苏联错误思想的影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自身在思想上的独立性。而驳斥中共附属于苏联的言论,消除人们的疑虑,更凸显了意识形态上独立性的必要。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既要保持与苏联的一致性,又恰当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充分体现了党的思想独立性。首先,中共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自主选择,绝非某些人所说的是外国势力移植过来的。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以自己的头脑来思想,并决定什么东西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又说: 我们批判的接受中国长期的传统,继承那些好的传统,抛弃那些不好的传统。我们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来自国外的事物诸如达尔文主义、华盛顿和林肯树立的民主政治、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列宁主义。我们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用的东西,我们抛弃坏的东西,诸如法西斯主义。这也就是说,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得出的选择,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引导中国走向解放。正如哈佛学者费正清所说的: 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后因素,是基于文化和历史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中国人只能接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近百年来中国思想界寻求革命理论的历程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在探索救国真理的过程中的自主选择。中国人民费尽心血以西方为借鉴来寻求挽救中国、解放中国的革命理论,这是在经历了失败、痛苦和教训之后,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其次,中共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强调在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上与苏联是一致的。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从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就是推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社会主义的合理性的同时,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毛泽东肯定了苏联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和合理性,同时他又指出中国和苏联的具体国情不同,决定了中国革命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中国所要建立的并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所以说苏联的模式并不完全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的具体国情将产生一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中国共产党强调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其思想属性而言,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一点上,不但和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相同,而且也和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思想相同。因为中共的指导思想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就认为中共的思想依附于苏联共产党,这显然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不依赖于某个国家。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要求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纲领,制定政策,依靠自己解救自己,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么做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去依靠任何国家来完成革命。中国的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思想理论来指导。

  五、结论

  共产国际与苏联对中国革命抗战时期的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其对中国的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消极影响促使共产党人继续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理论从而更好地知道中国的革命。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对革命理论的积极努力的探索,尤其是毛泽东思想的逐步形成,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强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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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王桧林.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1998.

  [4] 杨凤城.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2.

  (原载:第13卷第1期 2014年1月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作者简介: 刘冉娜( 1989-) ,女,河北张家口人,河北师范大学法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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