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忘记广播在当时所发挥的重要力量。抗日战争的胜利,关键在于形成并坚持了以国共合作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背景下,遭受了来自日本帝国主义严重摧残的我国广播事业顽强生存,成为抗战中继海、陆、空之后的“第四战线”,并且在宣传中处于极其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地位。
一、抗战广播宣传主要内容
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广播电台,无论是共产党的广播宣传,还是国民党及民间的广播内容,在御敌、抗敌方面做出了贡献,不断发出抗日救亡的呼声,振奋了中国亿万军民的抗日爱国热忱,压倒了日伪广播的声音,为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国民党广播电台和民营广播电台汇聚了共产党、国民党内抗日派以及爱国人士等各界力量的广播宣传活动,为鼓舞亿万军民投身民族解放战争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国民党广播电台的抗战宣传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广播电台迅速开展了抗战广播,减少一般文艺节目的同时,增加战时新闻报道,增建防空工程,保护广播设备等方面内容。国民党广播电台的广播宣传不仅有来自国民党人的广播内容,也有来自共产党人的嘹亮声音,在抗战广播宣传上呈现出一致对外、统一抗击日寇的新局面。
1.蒋介石等的抗战广播演讲
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为配合前方战事,隶属于国民党的各大电台都组织播出过名人演讲节目。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不仅经常邀请国民政府党政要员到广播电台进行时事播讲,而且还邀请共产党方面的人物、各界社会团体的知名人士、作家、艺术家和爱国人士,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国际友人和外国新闻记者等,为他们充分提供传播抗战言论的讲坛,向海内外发表抗日演讲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相关内容。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该谈话通过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播出。蒋介石在谈话中表示“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这个谈话确定了国民党准备抗战的方针。据《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史实简编》所收集的资料显示,从1939年到1943年,先后被邀请到国民党广播电台进行演讲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就有蒋介石、林森、曾虚白、吴铁城、戴传贤、居正、翁文灏、何应钦、邵力子、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于右任、陈立夫、孙科等。
2.周恩来等在国民党广播电台的抗战演讲
国民党西撤重庆时曾在武汉停留一段时间,因此1937年10月至1938年10月,武汉是中国抗战的领导中心,也成为宣传抗日的重要据点。国民党的汉口广播电台、汉口短波广播电台和长沙广播电台三座广播电台联合接替了国民党中央台的播音,成为当时抗日宣传的重要喉舌。
鉴于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在抗战期间长期在国统区工作,他十分重视广播宣传的作用,尤其是在武汉期间。1938年4月7日至13日,武汉各界举行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专文指出,宣传周要扩大到前线,首先利用每天的广播演讲鼓舞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同年4月11日,周恩来在汉口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争取更大的新的胜利》的广播演讲,肯定了台儿庄胜利的意义,号召进一步巩固全民族的团结,不断争取前线奋斗的新胜利,为争取彻底打败日本法西斯而努力奋斗。1939年,国民党中央台迁到重庆进行广播,5月31日,周恩来应邀在国民党中央台发表了题为《二期抗战的重心》的广播演讲。周恩来在这次广播中,以巧妙委婉的言辞,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和对抗战胜利的充分信心,准确地分析了形势,痛斥为虎作伥的汉奸,抨击了以反共代替抗日的反动思潮,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救亡图存的战略思想。①告诫人们要提高警惕,努力发展生产,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到来。
在周恩来的提倡和带动下,彭德怀、邓颖超、吴玉章以及郭沫若等也先后在国民党武汉、重庆、成都等地的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国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抗日文化宣传活动,期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歌咏、话剧、电影等各界一同宣传抗战。郭沫若也曾利用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为团结抗日作了大量宣传工作,他发表过《抗战与觉悟》《克服三种悲观》《武装民众之必要》《坚定信念与降低生活》《世界新秩序的建设》等广播演讲。这都是国共合作以后广播宣传中出现的颇具政治影响的事件。
3.对外广播的抗战宣传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得到英美在广播设备方面的援助,国民党的广播事业逐步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还注意发展西南、西北地区的广播事业,并密切配合前线作战宣传的需要,筹建军中播音总队,并在各战区设立分队,担负对前线部队和对敌宣传的任务。
1939年2月6日,国民党国际广播电台建成,呼号为XGOX、XGOY。在对外宣传方面,国民党的国际广播电台同美国、英国的广播电台互相转播部分节目,扩大了中国抗日斗争在国际上的影响。在国际宣传方面,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在国民党的国际广播电台发表演讲,号召人们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卖国投降行径。这对于鼓舞人们的抗日斗志以及促进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了解中国、援助中国的抗日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1941年,为了加强对美广播宣传,国民党的国际广播电台对美广播的新闻节目由原来的1次增加到3次,播音时间也增加1倍。
重庆时期的国民党广播宣传,既有主张团结抗日、共御外侮的积极内容,同时也有鼓吹“曲线救国”、反共反人民的消极内容。这两方面宣传内容的比重,随着国内外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而各有所侧重。②
(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抗战宣传
1940年12月30日,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呼号为XNCR,发射功率大约300瓦,其播音内容主要有:中共中央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讲演、科学常识、革命故事、音乐戏曲节目。1941年11月7日,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4周年之际,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演讲,号召全国人民加强团结,“驱逐日本强盗出中国”,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把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③。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出了毛泽东的广播演讲稿。初创时期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文艺节目中经常播出《五月的鲜花》《游击队歌》《黄水谣》《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1941年还克服广播技术设备上的重重困难,开办了对侵华日军的日语广播。据当时了解,日军中可以听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日语广播,有的日本士兵就是听了延安新华广播后才向八路军投降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开播标志着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开始,是中国共产党宣传抗日的重要媒介,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民营广播电台的抗战宣传
在抗日战争初期,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广播电台的抗战宣传外,还有来自民营台的抗战宣传。他们的抗战广播内容同样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上海是旧中国广播电台的最大集中地。当时上海的民营台均以时事报告、劝募款物、战时抗战文艺为主要内容。④“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的二三十座民营广播电台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播宣传活动中,它们邀请众多爱国人士到电台发表抗日救亡的广播演说。
上海的曲艺、戏剧、音乐等各界救亡组织和爱国人士也纷纷利用广播进行宣传。1937年8月中旬,上海曲艺界救亡协会分别在中西、华东等电台举行了三天的募捐播音。9月24日,梅兰芳、周信芳等为募集救国公债及慰劳前方将士举行平(京)剧大会串播音。此后,抗日救亡歌曲《出征歌》《救亡之歌》《伤兵慰劳歌》等连续在电台播出。洪深、夏衍、孙瑜、于伶等创作的配合抗日斗争的广播剧和田汉等人发表的短剧本也都在电台演播过,这些广播内容都受到民众的欢迎。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民营广播电台中仍有极少数电台间接地作了一些抗日的广播宣传,播送过一些爱国进步歌曲,有的电台还募捐衣物救济受难同胞、支援前线,做了很多有益于抗日斗争的活动。例如:中共地下党员茅丽瑛,曾于1939年以上海职业妇女会主席的身份在大陆广播电台主持平剧(京剧)大会唱,组织募捐支援抗日前线,后来他们还在电台举行过一次粤剧大会唱,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茅丽瑛却因此惨遭日寇的杀害。
二、抗战广播宣传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复杂的局势瞬息万变,国共合作背景下的抗战广播宣传工作也随着局势的不断变化而变化。在复杂斗争的形势下,抗战广播宣传呈现出以下五个鲜明特点。
(一)配合抗战形势,及时发布战时消息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在节目安排与设置上,都比较注意激发民众抵御外侮、保卫民族生存的爱国主义精神。两台一般都用《中华之光歌》和《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每天的开始曲,用《满江红歌》和《总理纪念歌》作为每天的结束曲。1939年初,国民党的国际广播电台在重庆开始播音,为了配合抗敌宣传,还专门设置了抗战节目,如《抗战讲座》《抗战教育》《战地通信》《民族英雄故事》《敌情论述》《抗战歌曲》等。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节目实行战时宣传体制,一般的文艺节目,如平剧、杂剧等都被取消,增加了战时新闻的播报,增加了午夜播音,专播战讯。
在抗战初期,很多民营电台都克服困难,积极投入抗战宣传。上海广播电台与其他民营电台共同播报战况和时事新闻。在抗日战争中期,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曾结合国际、国内不断变化的形式,经常广播时事评论、广播讲演和重要文章,重视分析抗战形势,紧密配合抗战进程,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时局,成为中共中央对全国和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思想领导的重要工具。
(二)公开一致讨伐汪精卫,做好统一战线
侵华日军侵占武汉、广州后,即停止了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采取新的战略方针,对国民政府由以军事打击为主,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汪精卫公开投敌,并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建立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汪精卫等人的投敌卖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无比的愤慨,各政党、团体和解放区军民纷纷通电讨伐汪精卫。
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随即举办了讨伐汪逆的广播演讲,并由各地方台同时转播。郭沫若作《汪精卫进了坟墓》的广播演讲,历数汪精卫的倒行逆施,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爱国将领冯玉祥更是在讨汪大会上大骂汪精卫,并连续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题为《粉碎汪伪的卖国密约,战斗到最后胜利》《团结抗战,粉碎日汪协定》《全国团结起来,粉碎伪组织》等演讲,痛斥汪精卫的可耻行径。先后参与讨汪演讲的还有林森、曾虚白、张伯苓、翁文灏、何应钦、邵力子、李德全等。⑤
(三)以演讲为主,大量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抗战时期,可以说演讲节目是当时最具特色的广播节目,并在整个国共合作背景下的广播宣传中居于主要地位,多以救亡为主,配合时事。在抗日战争爆发伊始,体现在广播内容上的变化就是救亡演讲的剧增。据不完全统计,在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来自各界人士的抗战广播演讲成为这一时期广播电台的主要内容,且多为救亡题材。1937年8月6日,冯玉祥发表《我们应如何抗敌救国》的广播演讲;1937年8月,吴蕴斋、王芸生、王云五、曾虚白、梅龚彬、洪深等80人轮流在上海、华美、大中华和中西4家广播电台举行筹募救国捐广播演讲;1937年9月,钱俊瑞发表《抗战胜利的基础》的广播演讲;1937年9月,胡愈之发表《抗战中的国际形势》的广播演讲;1937年9月,郑振铎发表《如何保持抗战的胜利》的广播演讲;1937年9月,萨空了发表《抗战中的宣传工作》的广播演讲;1937年9月,恽逸群发表《抗战中的农民运动》的广播演讲;1937年9月,沙千里发表《抗战中的职业青年》的广播演讲等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团结对象的杜月笙,曾在抗战时期进行过《请同胞各以实力来援助政府》等三次广播演讲,以宣传抗日救国捐为重点,号召全市民众共同抗日。
(四)广播内容丰富,节目类型多样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广播电台除了播出许多抗战歌曲和文艺节目,还有政治、文化、科技以及知识性节目,此外还有广播信箱、杂志论文、乡情报告、对远东盟军广播等节目形式。国民党的国际广播电台每天晚间都要转播30分钟中央广播电台的汉语普通话新闻,以新闻节目为广播宣传之重心主干。时事述评也是国际广播电台的主要节目形式之一,主要播出国民党报纸及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稿件,也有些稿件是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提供的。
除有关抗战的节目外,中央广播电台和国际广播电台每天还分别辟有《纪录新闻》《简明新闻》《新闻类述》《英语教授》《时事谈话》《儿童节目》《杂谈》等节目,另辟有《党义研究》《科学常识》《自修讲座》《家庭常识》《青年讲座》《学术演讲》等节目。文艺节目除《抗战歌曲》外,每天都安排有一定数量的平剧、川剧和口琴等节目。
此外,我国的广播剧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逐渐成长起来。广播剧以其传播迅速、覆盖面广的功效成为抗战中的宣传利器,同样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着鼓舞人心的作用。抗战时期的广播剧取材相当广泛,发扬民族精神、鼓励生产建设等,但最集中、最突出的是爱国、救国的主题,如《开船锣》《“七二八”那一天》《最后一课》《以身许国》等在电台广播都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为了丰富广播节目内容,还利用简陋的设备播出梅兰芳、马连良的京剧和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等唱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还在郭沫若的带领下团结大批文化界的爱国人士,常常利用广播电台进行新闻、讲演、戏剧、音乐等多方面的宣传活动,在广大群众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融合各方力量,共同进行抗战宣传
在国共合作背景下,抗战广播的战场上有来自各方的力量共同进行抗战宣传。在“八一三”事变前后,上海市各界代表组成的抗敌后援会,积极组织上海市民援助前线抗日将士,并邀请各界爱国人士到广播电台发表抗日救亡的广播演说。根据抗敌后援会制定的《战时广播电台统一宣传办法》,上海的民营台均以时事报告、劝募款物、战时常识、抗战文艺为主要内容。⑥
在这期间,抗战广播宣传还融合了不少国际友人的参与,无疑为中国赢得国际上的支持发挥了作用。1938年日本友人绿川英子(长谷川照子)曾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进行过三个月的播音工作,向侵华日军作反对日本侵略的广播宣传活动。日本友人鹿地亘曾于1938年4月6日在汉口广播电台向日本军民发布日语广播讲话,阐述中国抗日战争的自卫性质,号召日本军民和中国兄弟站在一起,共同反抗日本法西斯。他的讲话在日军部队引起巨大反响。⑦在国际宣传方面,驻重庆的英美广播公司的记者自行编排节目,利用国际台向本国播出,从而扩大了中国抗日斗争在国际上的影响。
三、抗战广播宣传的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的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全方位的较量。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得抗战广播宣传中抗日爱国的进步内容居于主导地位,对于动员和激励全国军民的抗日斗争和推动世界进步力量投入反法西斯斗争起了积极作用。尤其是抗战初期的救亡宣传,使得广播迅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媒介之一,发挥了无远弗届的传播特点,为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士气,激发抗日斗志,坚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一)广播为抗日救亡提供了宣讲阵地,发挥了舆论引导的作用
国共合作背景下的抗战广播宣传,有大量来自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各界人士的铿锵声音。在广播力量的号召下,各界有影响力的人士纷纷加入抗战宣传,充分动员人们投身抗日斗争,在全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各种力量踊跃参与广播宣传,抗日广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打消了人们的顾虑与彷徨,极大地唤起了民众的民族精神。茅盾曾在《救亡日报》上撰文:“无线电播音在抗敌宣传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方面的工作人员也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⑧广播为抗日救亡提供了战时宣讲的阵地,发挥了舆论引导的作用,使得抗日救亡运动日渐高涨,无数民众积极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拯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
(二)广播媒介有效动员人们积极投身抗战,推动了广播自身的发展
“八一三”抗战时,全国广播电台纷纷报道战争消息,配合抗战形势,广播战况、新闻的播报速度迅速超过了报刊。广播借助电子媒介技术超越时空,能够达到播报战况与作战现场几近同步的效果,它及时、快捷、便利的传播特点,吸引了战时民众,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听众自此依赖广播,获悉抗战信息,满足战时需要。广播消除了人际传播的空间障碍,在为抗战提供宣讲阵地的同时,也成就了广播这种新兴媒介的发展。因此,国民党在西迁重庆之后,大力发展西南地区的广播事业。鉴于抗战广播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克服重重困难建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于1940年12月30日在延安播音。当时,作为配合战况的战时广播无疑加快了广播媒介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收听广播了解战时消息,揭开了广播事业发展新的一页。
(三)广播宣传为坚持和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广播走过了艰难的道路,虽然遭受了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严重摧残,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被打垮,反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力量。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的胜利。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得抗日救国的进步内容成为中国广播宣传中的主旋律。同时,中国的广播宣传也为国共合作搭建了沟通的桥梁,为国共两党共同吹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角提供了平台。可以说,抗战广播宣传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践,以及坚持和做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注释
①胡耀亭 《抗战时期国民党国际广播电台节目的构成及其特色》,载《中国广播》2005年第11期。
②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
③⑥赵玉明 《中国现代广播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第38页。
④赵玉明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
⑤赵玉明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上卷),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⑦载《抗敌报》1938年4月6日第1版。
⑧转引自赵玉明著 《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原载:《史话 》 哈艳秋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文婷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Copyright ©2014-2023 krzzjn.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湘ICP备18022032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731-85531328 19118928111
纠错电话:15116420702(微信同号)
QQ:265216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