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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多党合作思想与实践研究
来源:贾亭   2020-01-01 19:45:49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我国多党合作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周恩来,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今天,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深入学习周恩来关于多党合作的理论和实践,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加强党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周恩来多党合作理论和实践

  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多党合作理论与实践活动大致经历两个阶段:西安事变及五次谈判是周恩来多党合作理论的形成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是周恩来多党合作理论的发展阶段。

  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赴西安处理事变。谈判上,周恩来将中共中央确定的和平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告之张学良、杨虎城,并详细说明采取这一方针的可行性及必要性。周恩来指出:“蒋介石虽然被扣,但他的实力未受损失。现在西安事变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发展路径:或由此引起新的更大规模内战,削弱国力,为日本提供顺利侵略的条件;或由此结束反共内战,借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因此,必须坚决反对重燃内战之火,并利用扣蒋的关键时刻点,迫使他同意联合抗日条件,以促成转分裂为联盟抗日的局面。”[1] 经过周恩来耐心细致的讲解,张杨两位将军表示完全赞同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12月23日至24日,周恩来和南京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谈判,宋氏兄妹接受中共中央的主张,达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六项协议。在此基础上,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对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但不杀他,而且对他寄以希望的做法深感意外,表示以后不再发动反共内战,并同意谈判达成的六项协议。至此,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从1937年2月到7月,周恩来先后五次奔赴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与国民党就红军改编和苏区政权问题进行艰难谈判。迫于全国人民抗日怒潮和共产党的批评、推动和督促,国民党中央最终于9月22日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两党合作的谈话。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937年8月红军改编到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这一年多的时间,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蜜月”期。但好景不长,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倾向日益明显,逐步将其政策的重点由抗日转向反共。周恩来多次向蒋介石传达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鲜明态度,并在致蒋介石的一封信中说到:“按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摩擦贯彻合作到底。”但国民党顽固派一意孤行,于1941年1月11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立即部署《新华日报》的同志撰写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文章,并写下“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和“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题词,使广大民众及时了解事变真相。与此同时,为实行政治上的全面进攻,周恩来同社会各界广泛接触,并组织力量向各界人士宣传,散发《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彭泽民等进步人士纷纷表示抗议蒋介石,拥护共产党。为使国际上了解皖南事变,周恩来还积极向国际友人介绍惨案真实情况。在国内外舆论的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三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此后,中共参政员因为十二条要求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又给蒋介石致命一击,迫使他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军事进攻开始,而以政治失败告终。中共中央后来在一份文件中说:“蒋介石在这次斗争中,遭遇到真正的劲敌与攻不开的堡垒。”[2] 其中真正的劲敌则是指周恩来。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有能够历经磨难、在风雨飘摇中屹然建立,是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其中周恩来同志具备多党合作的实践经验,思想认识成熟,把握问题实质准确,均是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国家根本利益为重,并始终捍卫了我党的领导权。

  二、周恩来多党合作理论的原则

  纵观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历程,周恩来多党合作理论立足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竭力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新型政党关系。周恩来秉持了鲜明的多党合作原则。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周恩来认为,多党合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既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现实客观条件的需要。领导权问题是多党合作的首要问题,领导权问题解决的妥当与否左右着多党合作事业的方向和前途。缺乏正确的领导,多党合作事业就要遭遇挫折,甚至失败。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周恩来就提请中共中央“作好准备”,“坚持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发动者的立场”,“转变党的全部工作,使之适合于新的环境,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3] 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党要在即将到来的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问题。正如周恩来所说:“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集中的一个问题”[4]。

  周恩来之所以强调领导权问题,是因为他总结了抗日战争以前几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详细分析“左”右倾机会主义所造成的错误结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占据领导上风的必要性。不仅应该争取领导权,还周恩来认为中国共产党应该能够很好地发挥它的领导作用。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总结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脑独立性,但是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间领导。”[7]

  (二)坚持“求同存异”的辩证思维

  周恩来明确提出,又联合又斗争,求同存异是统一战线的根本策略原则。他解释说,“求同”是努力寻求统一战线中各方的共同点;“存异”是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统一战线中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强求一致。“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8] 西安事变后国共谈判伊始,关于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的独立性问题,周恩来十分肯定地说:“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的党,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周恩来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并不排斥方式方法的机动灵活。“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有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由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 结 的 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10] 在国民党统治区,周恩来充分利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接触大批党外人士,聘请部分统战对象担任《新华日报》职务,还运用“祝寿”等传统习俗传递政治意义,积极扩大团结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三)坚持维护和照顾同盟者的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中央及时作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并多次发文强调“中间势力”的重要性。为此,无论是在汉口还是在重庆,周恩来对中间党派的组织形式、政治引导均做了大量实践工作,以照顾各方面同盟者不同利益,确保多党合作事业的顺利开展。在与中间党派人士交往中,周恩来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周恩来曾与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等人谈话中表示“极欢迎第三者出来说话”,“愿意与第三者共同推进民主,可将自己的事,加倍让步”[11] 对于中间党派人士的生活,周恩来也是倍加关心,经常雪中送碳。救国会领袖邹韬奋、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曾琦等等都接受过周恩来的帮助,这份情谊使同盟者刻骨铭心,在加深同盟者对共产党人信赖的同时,为多党合作事业积蓄了大量的人才力量。

  (四)坚持遇事协商的原则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始终坚持分别与国民党和民主党派以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冲突和矛盾,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管国共两党的关系一直曲曲折折,但周恩来始终坚持政治协商,把协商作为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方式之一,以协商求团结,以协商促抗日。即使在出现皖南事变这样的严重事件后,周恩来也仍然不改初衷,坚持与国民党当局谈判,试图以和平方式求得两党冲突的解决和缓和。不仅在国共两党间进行,协调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政治协商同样适用。中共南方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注重通过各种形式同民主党派成员广泛接触,经常邀请他们座谈、茶叙,与他们一起分析、探讨政治、军事形势,认真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和建议,真正做到合作的双方真诚相待。194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国共会谈的经验教训》中曾说:“我们希望,在政治协商会议中,对于国家人民的大事,能在协商的空气中求得解决。”[12] 正是由于周恩来真心实意帮助和支持民主党派积极开展工作,才得到民主党派的真心拥护。

  三、周恩来多党合作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战胜敌人、夺取反法斯西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和基本经验。时至于今,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更加离不开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保障作用。面对当前波澜壮阔的改革和创新,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对多党合作思想的阐述和实践仍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要“坚持推进”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充分验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来看,由于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注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主张的竞争性政党制度和蒋介石坚持的一党独裁毫无生存土壤,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则是集中代表中国各民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合作型政党制度模式,是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不二选择;从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历程来看,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均是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的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融合不同政党制度的稳定性、监督性,又体现自身的主导性、包容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同样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卓越成果。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多党合作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就没有多党派合作。在此基础上,与其他党派人士团结合作、并肩作战,成功孤立国民党反动派,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与此同时,为我党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奠定良好的政治基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依然卓然挺立,并且愈发表现出强大的防震动、抗风险优势。因此,坚持共产党领导,自觉维护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不放松、不偏离,不仅仅是抗日战争时期取得革命的宝贵经验,同时更是为推进“四个全面”,凝聚智慧力量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证。

  (二)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要“发扬光大”

  社会的安宁与和谐是每一位公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前提。当今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结构的变迁、经济利益的重组、新旧管理体制的变更等等,一系列社会现象所造成的各种矛盾必然会反映到执政党和参政党的关系中,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无时无刻左右着当今党际关系的发展方向。这就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妥善处理这些矛盾,使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和稳定合理的社会秩序长久地保持下去。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多党合作实践,多方面多渠道促使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反帝爱国、争取民主的共同思想基础上,党派之间的关系由相互同情、相互支持逐步发展到全面合作,并用无私的情怀谱写成一曲曲与民主党派成员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赞歌。他一方面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向共产党靠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鲜明的立场、坚定的信仰,是一位正直的、值得交往的朋友;另一方面又通过工作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帮助,有效地消除民主党派人士的心理隔阂,拉近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士的距离。知往鉴今,通过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巩固多党合作的政治基础,与民主党派建立社会主义同志式的合作关系,可以使一些社会矛盾和尖锐问题能够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得到消化解决,及时剔除影响社会稳定祥和的各种因素,努力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要“不断健全”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明确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制度与多党合作制度相伴而生,周恩来虽没有明确阐述过协商民主这个概念,但却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最早探索者、理论奠基人、典范践行者。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三制”原则,为我国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开创先河。周恩来曾评价“三三制”原则有两个特点:“一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二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周恩来一贯坚持并倡导用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冲突和矛盾,以协商促团结,以协商促抗日,每遇到重大政治问题,他总是与民主党派上层人士进行开诚布公和完全平等的协商,将以民为本作为民主协商的出发点,相互商量作为协商原则,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向我们演绎出:通过协商民主可以化异为同,抑异扬同,最终达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目标,并且已经渗透出社会主义民主从根本上讲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均享有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人们政治参与的要求和愿望不断增强,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在健全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上下功夫,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作用,切实增强民主协商实效性,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大限度凝聚各方面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1]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M].北京:中华书局,1980:114.

  [2]皖南事变(资料选辑) :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275.

  [3][4][6][7]周恩来选集(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86、220、96、60.

  [5][8]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论统一战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05、202.

  [9]金冲及.周恩来传(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33.

  [10]周恩来选集(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9.

  [1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6卷)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163.

  [1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 [M].北 京:人民出版社,1997:256.

  (原载:总第16卷第87期 第5期 2015年10月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作者简介:贾亭,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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