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纠偏工作及其意义
来源：文建龙   2020-01-03 15:56:43

　　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对抗日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关于周恩来与抗日战争，国内外有很多研 究，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周恩来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尽管如此，周恩来与抗日战争依然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仅就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纠偏工作作一些粗浅论述，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同仁。

　　一、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纠偏工作所涉及的领域

　　纠偏，顾名思义，就是纠正偏差的意思。偏差指的是实际与预期目标的差值。管理学领域中经常用到“偏差”和 “纠偏”的概念。在管理学领域，对于因实际工作产生的偏差问题，控制的办法就是“纠偏”，即通过形成正确认 识、采取正确行动来纠正实际工作中的缺点、失误或错误等偏差，以确保实际工作与计划和目标相一致。

　　20世纪3O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中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危机。这 给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严峻的危机管理问题：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如果能够有效地进行 危机管理，就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反之，就会遭受失败，陷于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展 国共合作，发动全民族抗战，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场事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管理，其目标就 是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事实证明，在实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中华民族独立这个目标 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偏差，一些不足、缺点、失误甚至错误不断涌现出来。周 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针对这些偏差做了大量的纠偏工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纠偏工作涉及很多方面，主要包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本的军事斗争、抗日的战 略、党的隐蔽战线工作、党的建设、国共两党党际关系处理、党的群众工作等。所有这些大致可以概括为党务、政 务、军务三大领域。

　　第一，党务领域。在党务方面，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纠偏工作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等管理 活动而进行的纠偏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大部分时间是在武汉、重庆度过的，但他在党内担任着一些重要职 务，如长江中央局副书记、西南局书记、南方局书记等。 这为他在党务领域开展纠偏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二，政务领域。政务工作主要是指国家的管理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不是执政党，但由于日本 帝国主义的入侵，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发展形势的需要，蒋介石改 组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于1938年2月6日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命陈诚为部长，黄琪翔、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因此，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实际上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中 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另一方面，他也是国民政府的一个高官，承担着国民政府的一些重要工作。所以，在政务方 面，周恩来的纠偏工作既涉及抗日根据地政权，也涉及国民政府。

　　第三，军务领域。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没有具体带过兵，也没有具体指挥过抗击日军的战斗。但是，由于抗 日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全民族战争，周恩来在国共两党中同时担任重要职务，他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 在工作过程中以及与国民党高级将领交往过程中，探讨和谋划过对日军事部署等具体的军务问题。同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政治部所承担的军队政治工作，本身就是军务工作。周恩来在上述三个主要领域，为了实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中华民族独立的战略目标，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偏差，作了大量的纠偏工作。

　　二、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纠偏工作

　　(一 )关于党务领域的纠偏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党务方面的纠偏工作内容非常丰富，体现在多个方面。主要是：

　　1.反对党内政策上的右倾和“左”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在国共合作抗日问题上，当时党内一些干部仍 然存在认识模糊的问题，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或右倾或“左”倾，阻碍着抗日事业的发展。如王明于1937年l2月及次 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的口号。该口号的要害在于：相 信国民党超过了相信共产党，强调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地位，放弃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把 抗战的前途和胜利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军队身上。另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表的 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能相信他们这些反动派，在抗日问题上不应该与之合作，进而在组织上和工作方法上对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采取关门主义的策略。上述两种倾向是党内某些干部的认识和实践偏差，都不利于中国的抗日事业。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主张“在党内军中既反对政策上的右倾，又注意纠正组织上和工作方式上的关门主义等‘左’倾表现”。

　　2.纠正党的隐蔽战线上的不适当做法。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国共合作抗日的发展，我党一些在国民党军队、文化界等领域中做争取工作的党员干部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丧失了必要的警惕，让不该公开的一些做 法甚至是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都有意无意地暴露了出来，造成了不少损失。为了防止党遭受重大损失，1937年10月 18日，周恩来特意提醒前线的军队首长朱德、彭德怀等人：“在友军中，中共党的组织要保持极端秘密，采取垂直线的个别领导，不宜发生多方面横的关系。”1938年7月5日，周恩来要求“赣南等处仍需注意秘密工作”。1937年12月初，周恩来指示文化界的中共党员要注意隐蔽，保存实力，作长期打算。1939年6月平江惨案发生后，周恩来强调党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必须作必要的改变。 同年6月29日，南方局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 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的形式，并采用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强调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1940年7月30日、8月1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作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也要执行隐蔽政策。党员保持中间派的地位，不要暴露。”

　　3.纠正中共党建工作中的各种缺点。周恩来对党建工作极为关注，他及时发现并纠正了党建工作中存在的各种 缺点。如1939年8月23日、24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指出过去工作中一是对中层阶级团结不够，偏重了联蒋;二是利用公开合法机会做群众工作不够;三是巩固党的问题，主要是应巩固已得的阵地，但有的地方也可发展”。再如，由于王明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特殊关系，他的一些错误主张在党内长期得不到很好地解决，1942年2月，周恩来在苏联期间主动向季米特洛夫陈述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和王明的错误，针对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担心中共以乡村为中心、离工人阶级太远而不能无产阶级化的问题，周恩来回答：中共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他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委会对李德问题的审查。所有这些，都是周恩来纠偏的具体表现。

　　(二 )关于政务领域的纠偏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政务方面的纠偏工作主要有：

　　1.批评蒋介石压制陕甘宁边区政府、压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错误做法。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国共合作实现了，但 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待陕甘宁边区、对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很不公正的。在陕甘宁辖区问题上，在八路军、新四军的编制、军费等问题上，蒋介石屡次刁难，根本不希望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过程中得到发展壮大。在舆论宣传上，蒋介石手下的媒体宣传机构屡屡歪曲甚至造谣中伤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甚至暗地里发出剿灭八路军 和新四军的指令，听任国民党多次掀起反共高潮。针对这些情况，周恩来多次与蒋介石交涉，批评了蒋介石的错误做法，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方面例子很多。 如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表示不赞成跨党，称中共既行三 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 针对蒋介石的“溶共”阴谋，周恩来表示：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 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1939年1月 25日，鉴于各地摩擦加剧，周恩来致信蒋介石，指出：目前国共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摩擦贯彻合作到底 。信中历数国民党在各地对共产党员的迫害事实，指出抗战年余，中共党员在各地不仅无抗战自由，甚至生命亦常 难保;现在各省狱中属于共产党政治犯者，比比皆是。1939年7月，周恩来致信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 颁布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提出抗议。这是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控诉，也是对蒋介石错误做法的严厉批评。

　　2.批评国民党的投降妥协倾向。 1938年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渐渐发现，真正拖住日本军 事力量的，是在广大敌后根据地打游击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加上日本战线过长，感到征服中国的困难越来越大，于 是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而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则加大了进攻力度。在这种情况下，国 民党中间的妥协投降倾向越来越明显。针对这种危险局面，周恩来撰写了《抗战两年》发表在1939年7月7日的《新华日报》上，文章指出：“在此困难与危机面前，投降妥协的倾向，便成为目前的主要危险… …我们必须坚持抗战到 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拨离间，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国策，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困难，战胜 危机，拆穿诱降劝降的阴谋，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

　　3.纠正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一些偏差。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有时也会出现一些 偏差。周恩来发现后，都会及时与中央沟通，以便纠正它们。 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如1938年，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后，于同年1月14日向全国发出通电。1月28 日，周恩来等人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发通电一事提出了意见：八路军在华北驻区应遵守政治局讨论过的形式上维持原有政权形态，实际上政权在民众手中的原则。这次采取造成既成事实方式通电逼蒋、阎承认，对全国统战工作 将发生不良影响。要求中央纠正。 再如1940年8月4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报告南方党的工作 时，指出了南方党的工作存在的主要缺点是没有建立敌后根据地的观点，不注意群众工作，党的组织松懈。“现在 新四军领导对政治形势的认识与中央有差别，他们认为或者全国‘下雨 ’(指国民党反共和投降日本。— — 笔者 注)，或者彻底好转;他们未积极执行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只搞合法斗争，没有执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在与 国民党谈判中也未坚持党的立场。”对此他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今年新四军扩军20万;发展方向主要中心是江北;军 部争取移苏南;与国民党的谈判一概移重庆来解决;发展武装要用各种游击队的名义，要建立民主政权，大批筹款。

　　(三 )关于军务领域的纠偏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虽然没有直接带兵打仗，但他却利用自己的职务身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军事上的偏 差进行了纠正，起到了促进抗战和保存抗战实力的作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周恩来在徐州会战前给李宗仁、白崇禧提的建议。1938年上旬，周恩来回到武汉，与叶剑英会见奉命到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的白崇 禧，就第五战区的对日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在津浦线南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 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由华北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 针，守点打援。白崇禧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建议。另外，周恩来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徐州会见李宗仁，要他建议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同日军打一仗，指出这既可以提高桂系的声望和威信，又可破灭蒋介石假日本人之手 排除异己的企图，并详细分析了日军的弱点。后来李宗仁取得台儿庄大捷，周恩来是有贡献的。周恩来的这些建议，其实就是纠偏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桂系军队，这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有意义的。周恩来在军务方面的纠偏工作大量体现在制止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等方面。如1940年7月7日，周恩来和叶剑英两次致函何应钦，要求迅速制止石友三集团军对第十八集团军的三路进攻，制止韩德勤部、冷欣部及皖南的第五十二师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同年7月11日，和叶剑英致电何应钦，要求他制止国民党陈长捷部在日军掩护下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纠偏工作，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内容。 以上几个方面所列举的事例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远远不是周恩来纠偏工作的全部。

　　三、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纠偏工作的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纠偏工作具有鲜明的特点。主要是：

　　第一，纠偏工作围绕实现民族独立的总目标进行。周恩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有的纠偏工作或行动，具体表现千 差万别，但实际只围绕一个目标进行，那就是围绕实现民族独立的总目标进行。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同胞提出的抗日“奋斗之总的目标 ”：“(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 (二 )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必须切实救济荒灾，安定民生，发 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周恩来的这篇宣言后来由国民党中央社发表，说明中国共产党提出 的抗日目标，国民党还是认可的。一这总目标里的三个目标其实就是民族目标、民权目标和民生目标。 民族目标是根本和前提，因为只有实现了民族目标，民权目标和民生目标才成为可能;在三个目标中，民族目标是最应该首先实现的最重要的目标。抗日战争首先要实现的就是这个目标，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目标。抗日战争时期，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事业进行纠偏，还是对抗日战争中的具体事件进行纠偏，或者是对国 民政府的一些不利于抗战的做法进行纠偏，周恩来始终都围绕实现民族独立的总目标进行。这是一个鲜明而突出的特点。

　　第二，纠偏不分党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是真诚的。周恩来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也 是任劳任怨、高度负责的。在纠偏工作上，周恩来抛弃了党派之见。凡是不利于抗日事业发展进步的，不论是国民党领导还是共产党领导，周恩来只要发现偏差，都积极主动进行纠偏，使之有利于中国抗日事业的向前发展。当然，周恩来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虽然同时在国共两党中任职，但他的立场是明确的：站在中华 民族独立解放的立场上，只要是对抗日事业不利的各种偏差，他都出来纠正;站在国民政府官员的立场上，纠正国民党政府一切不利于抗日事业的各种偏差，就是他的本职工作和神圣职责;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立场上，他要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要维护人民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所以，一切不利于抗日事业的各种偏差，他都要 出来纠正。所以他提倡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他说：“‘民族至上’的口号就等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个 人利益，阶级利益，党派利益，都应该服从总的民族利益。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是中华儿女今天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我们的抗战建国，是为的要打退日寇，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为着‘国家至上’，必须抗战到底，必须努力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周恩来正是这样做的。

　　第三，纠偏富有针对性和成效。抗日战争时期，不论是对党内的偏差还是对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偏差，周恩来的 纠偏工作都是很有针对性和有成效的。可以说，他在纠偏问题上，基本都做到了对症下药，并取得了成效。特别是 对党内偏差的纠偏工作，党中央相当重视并给予了充分肯定。仅举两例权作说明。党内纠偏，如1940年，正是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蒋介石有可能同日本妥协的时候，党内有些干部对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存在一定“左”的倾向。1940年8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指出：目前总的趋势，东方存在中日妥协的可能，但也须估计 到实际问题。我们党的政策是防止国民党投降，争取好转。周恩来主张同国民党谈判时在小问题上让步，而在大问题 上求得有利的解决，以缓和反苏反共的危险，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案。由于他的建议很有针对性且正确，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党外纠偏，如武汉失守后，1938年11月1日至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检讨 武汉作战经过。周恩来看到了国民党看不起游击战的缺点，于是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强调了游击战的问题。主张开展游击战，就是周恩来针对国民党在军事上与武器精良的日军打阵地战拼消耗的缺点提出来的。11月8日，他又到衡山见蒋介石，商谈今后抗战的军事方案。蒋介石对周恩来的意见表示原则同意，要他写一个具体方案，并答应速 办 游击干部培训班。此后，游击干部培训班开办了起来，为抗日事业培养了不少干部。

　　四、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纠偏工作的意义

　　应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工作中开展纠偏的共产党人是不少的，周恩来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抗日战争 时期周恩来的纠偏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促进了中国抗日事业的进步与发展。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事业，涉及全国各族人 民的根本利益;这场战争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因为一旦失败，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就都无法得到保障。但抗日战争要取得胜利，首先需要大方向正确，也就是不能犯方向性、原则性的错误。 除此之外，还需要中国的政府和军 队不能屡犯各种严重错误;犯了错误要能够迅速改正。这就需要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及时发现抗日战争进行过程 中我方所犯的各种错误、失误和存在的各种不足以及国家各个领域里的各种偏差，及时地纠正它们。只有这样，中国的抗日事业才能走上正确的轨道，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周恩来就是这样的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抗日战争时 期周恩来的纠偏工作围绕实现民族独立的总目标而展开，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一些错误，促进了中国抗日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第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犯错的几率。一个人，一个政党，在其奋斗过程中不犯错误 是不可能的，但是不断地减少错误、减少各种偏差，则是有现实可能的。但前提是要有人能够及时站出来有效地纠偏、纠错。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所从事的工作比较特殊，他同时担任着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高官，对国统区和解放 区的情况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对抗日战争的局势以及国民党内的各派政治力量有比较深入的洞察和了解，这在客 观上为他的纠偏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他能够从抗日战争全局的高度去做富有针对性的纠偏工作，这就减少了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犯错的几率。

　　第三，对壮大人民力量和革命队伍起到了积极作用。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 领导着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还是中共中央驻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起着沟通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 的重要桥梁的作用。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注意纠正工作中的偏差，如针对革命队伍中的“左”右倾错误，注意反 “左”防右，针对秘密工作的党员干部警惕性不高的情况，注意纠正其倾向，重视对他们的教育，等等。周恩来在 抗日战争时期的纠偏工作，不仅帮助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抗日，也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壮大人民力量和革命队伍的作用。后来，到抗日战争胜利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与周恩来等党的重要领导人重视纠正各种偏差、错误，促使革命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原载： 《周恩来研究》2016.1 第38卷 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简介：文建龙(1968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与党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