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
来源：曹 蓉   2020-01-03 16:47:1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和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抗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中，周恩来领导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开展工作，动员大后方民众投入抗战，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彰显了统一战线法宝的威力。本文着重研究抗战时期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为纪念抗战胜利所铭记。

　　一、坐阵中共南方局，运筹指挥国统区的抗日民族统战工作

　　中共中央南方局1939年1月正式在重庆成立，由周恩来担任书记。建立这个机关是193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的。 南方局的任务是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工作[1]。“八办”是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以下统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八办”1939年1月在重庆正式成立， 由钱之光担任处长。建立这个机关是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以后，由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设立的。“八办”的任务是“负责我军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当局间的军事联络， 办理我军的后勤供给事务，以及动员大后方民众投入抗战”[2]。 两个机关虽然工作性质不同， 但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推进中国的抗战和民主，驱逐日寇，解放全中国。 其根本任务是完全一致的。

　　实际上，南方局是中共中央秘密设在重庆的代表机关。“七七”抗战后，蒋介石国民党虽然被迫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战，共同救国，实质上还是不承认共产党的应有地位，甚至不承认其合法的存在。而“八办”是经国民党当局允许设立的公开合法机关，其人员编制虽然很少，只有十几个，但是，它可以请勤杂公务人员，还负有接待转送八路军来往官兵，以及寻找失散的军人家属的任务。加之几位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和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也经国民党当局准许住在“八办”内，他们可以合法的身份配备秘书、副官、警卫员、公务员，并允许亲属留住。这样，不仅给南方局机关工作人员留住营造了合法的条件， 而且还为南方局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的同志，来往重庆延安及各地之间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八办”的地址(机房街70号和棉花街30号) 实际上成为两个机关的合署办公地点，八办“直接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是南方局机关的组成部分。”“办事处一方面直接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办交涉，处理关于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各项事务，另一方面也办理南方局交办的一切工作”[3]。两个机关的工作就顺理成章地利用“八办”的合法地位和条件开展起来。

　　位于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抗日战争时期因中共首席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在此办公而闻名中外。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因人员增多，原机房街住房不够用，邓颖超从国民党立法委员陈长衡手中转租了曾家岩50号的大部分住房.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部分同志即迁至这里，外界皆以周公馆称之。 南方局文委、妇委、外事组、军事组、党派组都设在这里[4]，实际上它是南方局在城内的办事地点。

　　周公馆和“八办”便是周恩来抗战时期在重庆坐阵南方局，运筹指挥国统区抗战工作的处所。周恩来、博古(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吴玉章、邓颖超等革命前辈都在此工作，在他们尤其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展了卓越的地上和地下工作。

　　抗战时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充分利用部分领导人的公开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尽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共南方局这个秘密机关成为国统区抗战的领导核心。 而“八办”和周公馆也因其公开合法身份成为民主人士、进步青年、爱国志士、外国友人聚集交谈共商国是的“根据地”和指挥部。

　　二、运用又联合又斗争策略，始终保持中共的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军队和老百姓，最大限度地反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的反共投降活动，是全民抗战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因素。中国人民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最根本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形成。为了巩固和扩大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这一正确的方针政策对统一战线的成功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国统区贯彻这些方针政策，对统战工作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汪精卫集团已经公开叛国投敌，而蒋介石集团也开始转为消极抗战，并不时掀起反共摩擦。1938年底周恩来到重庆，针对当时政治局势的险恶复杂，周恩来说：“愈复杂，愈能够使我们的统一战线发展，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复杂”[5]。 他领导南方局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两面性：一方面，对他们作出的有利于抗日的法律、命令、政策予以支持，并提出一些具体的实施意见加以敦促，以维护两党团结，增强抗日力量。例如1939年大后方粮食丰收，蒋介石电令孔祥熙拨款1000万元组织购囤，并实行以粮代赋，以免谷贱伤农。对此，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赞政府的这些办法好，又趁热打铁提出了实行减租减息、最低限价等意见。体现了中共与国民党积极合作的真诚态度与努力[6]。 另一方面，对其限制打击八路军新四军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批评和斗争。在1942年南方局的干部会上，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和国统区的特点，把南方局的工作方针慨括为“三个坚持”、“三个反对”，“三个争取”、“三个勿忘”。 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争取好转，勿忘防御;争取合作，勿忘斗争;争取发展，勿忘巩固。这个方针是对“又团结又斗争”策略的创造性运用，对党在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7]，帮助人们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紧紧围绕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之下，从而保持和发挥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三、支持帮助爱国民主人士，筹建民主党派并开展抗战

　　中共南方局在重庆的统战工作重点，就是影响、支持和帮助民主人士走向联合，建立组织。抗战时期，陪都重庆成为民主人士的云集之地。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经常出席民主人士的各种聚会，不分昼夜地接待他们的来访，推心置腹、以诚相见，共商救国大事。民盟、民建、九三学社、民革从酝酿到成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中共的影响和支持，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直接促成了一些民主党派的成立[8]。 比如从漫谈时事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到“九三座谈会”再到“九三学社”这一组织的建立，就直接得益于毛泽东的启发、鼓舞和帮助;民建成立时，发起人中还有少数人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中共党员; 民盟以及民革的前身之一“民联”，也是在周恩来及其领导的南方局的影响和帮助下建立的。

　　再看中共的帮助支持也是多方面的，仅以民盟为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建立时，由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无法在重庆公开这一组织，于是派梁漱溟到香港去办报，宣布成立了这个组织。梁漱溟出发前，先跟周恩来同志接头，周恩来表示大力支持。中共出人又出钱，才使民盟的《光明报》得以办起来。1941年10月10日《光明报》出版，宣布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了政治纲领。10月2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即发表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给以强烈的响应[9]。 可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出报，中共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舆论上都予以了公开的强力支持。

　　上述几个民主党派在重庆发起、建立，使重庆成为中国民主党派的发祥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从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状况的分析，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因素：重庆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正是全国民主运动的中心，这是民主党派发祥在重庆的政治背景;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族资本备受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的直接掠夺，“夹缝中”也难于求生存，这是民主党派发祥在重庆的经济原因;作为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沦陷区的不少大专院校迁到重庆，不少民族工业厂家也辗转内迁来渝)，重庆成为知识界、学术界、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云集之地，这是民主党派发祥在重庆的社会基础;中共南方局在重庆，其对民主党派的成立起了影响和促成、支持和帮助的作用，这是民主党派发祥在重庆的先天优势，也是中共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合作的历史原因[10]。抗战时期国统区民主运动的显著特点，就是爱国民主人士由分散到自发聚会再到成立组织，共同对敌。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南方局领导人的统战工作，促成了民主党派组织的建立。这不仅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共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奠定了基础，留下了启迪。

　　四、联谊交友上层人士，促其反蒋抗日支持抗战

　　抗战期间，对于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有识之士和不愿依附于蒋介石、汪精卫的人，周恩来和南方局总是以诚相待、广交朋友，尽量团结争取。例如，始终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在人民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周恩来便通过廖承志、廖梦醒等人与她们保持密切的联系。皖南事变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立即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谴责其破坏团结抗战，实行剿共分裂的政策，要蒋介石恪守中山先生遗训，撤销剿共布置，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平等地位。这个通电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11]，受到中共以及民主人士的响应支持。

　　高度评价对于抗战有功的国民党人，彰显中共的民族大义立场，也是周恩来的一大作风。例如在“七七事变”中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的29军军长宋哲元，1940年病逝于绵阳，周恩来亲书挽联悼念：“实地收未回，虎威昭垂卢沟月; 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同年5月，国民党第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枣宜战役中壮烈殉国，周恩来即在《新华日报》上撰文追悼张将军，高度赞扬张将军“这种生死不苟，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1941年7月，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张冲在重庆病逝，尽管他是CC系重要骨干，周恩来仍亲赴追悼大会演讲，备述张冲为加强国共团结、共御外辱的努力和功绩，亲自书写了“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的挽联。共产党人这种以国事为重，力促抗日团结，不忘老朋友的真诚态度，在国民党内部激起强烈反响[12]，形成强烈感召。

　　中共地下党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刘湘等走上联共抗战的道路，是统战工作争取地方实力派的范例。“七七事变”后，刘湘在全国抗日形势的影响和我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在南京国防会议上慷慨陈词：“四川可出兵30万，可提供后备兵500万，本人决亲自率师赴前线”。会后，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志曾到刘湘寓所，对他的爱国热情表示赞赏。川军出川抗战中，亦与我党取得联系，相机配合。川军第22集团军开赴山西时，没有作战地图，当时在山西的周恩来、朱德同志知情后，立即派人将地图送去[13]。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吸引了侵华日军的主力，也掩护和策应了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国共两党的军队在抗战中互相支持，互送枪支弹药、军用地图和电台，互相支持作战的事例还有很多，例如第22集团军邓锡侯、李家钰将军与八路军的朱德司令，第23集团军第50军军长郭勋祺与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第22集团军第45军副军长陈离、陈静姗将军与中共李先念、陶铸所部的交往和互相支持等事例均传为佳话。

　　周恩来在抗战时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主要有：始终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民族抗战; 灵活运用既有资源和公开合法身份开展工作，照顾统战对象各自的特点，对进步势力和中间势力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给以生活上的关心政治上的爱护，争取更多的同盟者并和他们一起抗战;创造性地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的统战策略，始终保持我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以民族大义、真挚深情和人格魅力感召爱国民主人士和革命志士，将他们凝聚在党的周围，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M].中共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419，563.

　　[2][3] 钱之光.回忆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战斗岁月[J].中共党史资料，1985(14).

　　[4]王泓.周公馆[J].四川党史，1991(6).

　　[5]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103.

　　[6][7][11][12] 参阅候德楚.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报告会上的报告.

　　[8][10] 曹蓉.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发祥在重庆及原因探析[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5).

　　[9] 民盟中央秘书长叶笃义.民盟的历史、性质和任务.

　　[13] 李洪，胡卡里.抗战前后党对刘湘的统战工作[J].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5(10)

　　(原载：统战理论与实践  作者简介：曹蓉，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