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中国力量论及其与抗战实际的结合
来源：陈国民   2020-01-05 20:36:22

　　翻开《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选集》，阅读周恩来抗日战争时期的光辉著作，与中国力量有关的词语，有: “中国的力量”、“培养新的力量”、“华南力量”、“消耗有生力量”、“保存有生力量”、“人民武装力量”、“增长的力量”、“政治力量”、“全国力量”、“全国一切抗日力量”、“进步力量”、“基本力量”、“抗战武装力量”、“军事力量”、“自己的力量”、“人民力量”、“力量”、“一切力量”、“民主力量”、“中国共产党力量”、“胜负的力量”、“动员的力量”、“继续抗战的力量”、“联合力量”、“主力”等等。研讨周恩来关于中国力量的论述，有助于理解周恩来的抗战思想。

　　1 从中国力量广泛性特点出发，全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很多的阶级、很多的阶层，包括工人和农民在内的劳动人民都加入到抗战力量中，这显示出了中国抗战力量广泛性的特点。

　　周恩来指出: “十五个月的抗战，它已将中华民族的生活起了剧烈的变化，它已将半数以上的中国人民，或沦陷在敌人占领区域，或流亡在四方的，起了根本的生活变化。”他认为应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把“全民族的生动的力量，首先是敌后战区的一切力量，都能团结起来”，“以全民族的力量，用一切方法，拥护蒋委员长及国家统一”[1]。

　　中国力量的广泛性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是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在给胡宗南信中，他指出“我三个方面军已联成一气，所求者又在北上抗日，兄率孤军深入，匪特名不正言不顺，即以势言也不得。[2]”建议他一切以救国为前提，按兵待命，为抗战保实力。在给陈诚的信中，表明在寇深祸急的情况下，愿同仇抗日。他写到: “红军五年来一贯主张联合全国部队一致抗日，兄部果挥戈杀敌，红军全部誓为后盾，共愿担任一定战线，共效驰驱。[3]”周恩来还给蒋介石写信，劝其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他指出: “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己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4]。在就与蒋介石交涉红军驻地等事项给潘汉年的指示信中指出: “在一致对日立场上，他们( 指张杨及东北军、十七路军) 决不会造成割据及妨碍国防政策的，假如他们不对，我们当同蒋一道干涉他们”，“在共同对付日本与汉奸面前，是决不会也不能与蒋分歧的”[5]。经过周恩来亲自参与同国民党方面谈判，国共两党在没有共同纲领和具体组织形式的情况下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周恩来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战争实践经验，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从而坚定地树立了革命战争必须依靠群众、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的人民抗日战争战略思想。他较早地提出了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1936年初，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中，他指出，整个政治形势中心问题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任务是团结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革命战争。显然这是从战争全局的高度提出问题的。后来，无论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还是在华北前线，无论在武汉工作期间还是主持南方局工作期间，他都把依靠和动员人民群众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抓[6]。

　　2 克服中国部分力量的历史局限性，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抗战时期，在中国抗日力量中，有农民、无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甚至有一些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周恩来在1939年总结了“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就是复杂”[7]。复杂主要包括两方面: 其一是革命对象的复杂，其二是联合对象的复杂。正确认识统一战线的复杂性，是有效进行抗战的关键，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为例，其代表人物态度会因形势而发生复杂变化。在革命形势变化、自身利益受损或受益等因素的影响下，他们自己的政治态度会发生转变。汪精卫在大革命初期、大革命中期、武汉时期代表着不同的阶级，最后投降了日本帝国主义[8]。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面性的，他们有抗战的一面，也有反动的一面，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要彻底认识其反动的一面，也应该利用其抗战的一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也有诸多派系，派系之间矛盾复杂，可以利用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做统一战线工作。但是周恩来指出“一定要懂得他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级营垒中间的矛盾”[9]。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夺的，“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主要对手就是国民党。但“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10]，因为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而武装工农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无限源泉。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更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立场，在战略上重视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和游击战。

　　在同国民党的五次谈判中，周恩来从民族利益出发，围绕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权这一中心问题，同国民党方面据理力争，坚决斗争，为红军不断巩固、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第一次谈判过程中，周恩来指出国民党代表贺衷寒提出的重大改动，如改编后红军3个师，每师只有1万人等，其实质就是要裁减红军，改变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周恩来坚持我党立场，告诉国民党，谈判一切都有根本动摇之可能。第三次谈判中，国民党撇开周恩来带来的《民族统一纲领( 草案) 》，另外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这个主张，实际上是要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之内。为顾全抗日大局，我党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先确定共同纲领。第五次谈判时，淞沪抗战爆发，蒋介石为了让红军早日上前线对日作战，只好同意共产党军队担任战略游击支队的作战任务。从8月下旬起，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在5次谈判中，周恩来围绕着红军改编和苏区改制这一关键问题，呕心沥血，艰辛谈判，正确处理了其间存在的许多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争取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独立领导权，为八路军、新四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恩来是怎样解决一方面使八路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一方面又能独立自主地放手进行游击战争这一难题的呢? 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周恩来采取了逐步过渡的办法。先在战略战役以至部分战斗中，与国民党军队密切协同。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华北随着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八路军将取得领导地位[11]。

　　开展游击战争必须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依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周恩来具体指导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政权从无到有的建设。针对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偏差，周恩来要求注意纠正工作方法上的“左”倾做法，同时要克服右的倾向。他总结各地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做出一系列指示。很多指示发展为根据地建设的理论，对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没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游击战争就不可能走出战术范畴，而上升到战略地位。周恩来关于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与理论，为游击战争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2]。

　　3 全面认识中国力量构成特点，重视各组成部分作用

　　什么是国家力量，当代西方学者蓝普顿认为国家力量有三方面: 军力、财力和智力。这一观点值得商讨。周恩来是怎样阐述国家力量的呢?

　　从军事角度区别为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在《论敌寇两面政策》一文中，他指出: “我们认清它目前两面政策的重心所在，我们便应一方面加强我们军事力量，协同我们军事动作，以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封锁。[13]”

　　对于战争来说，力量有三个方面。周恩来指出: “现代战争决定于人力、物力、生产力的总和，没有这三种力量全部的动员，或动员不够，世界法西斯的消灭是不可能的。[14]”他并且说: “力量是保证长期抗战的决定条件。[15]”力量不仅体现在蓝普顿认为的军力、财力和智力上，而且还体现在政治、经济、地理、交通及日本国内、国际诸条件的相互配合上。周恩来指出: “敌我的相持局面是靠着军事、政治、经济、地理、交通及日本国内、国际诸条件相互配合、相互因果而形成的。武汉在我手中，这些条件固然可以向着有利于我方面发展; 武汉不在我手，这些条件也不会起基本上的变化。但一个条件，我们必须保有可以继续抗战的力量。力量存在，一时期不利于我们的条件，是可以在继续的战斗中改变过来的。[16]”

　　周恩来明确提出政治力量这个词。周恩来指出: “不仅从军事上看，我们还应从政治上看，敌人侵入中国内地，并不能达到其统治中国的妄想。华北五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在中国军队和人民的手里，广大的民众被组织起来参加游击战争，许多汉奸维持会被摧毁了，许多伪军保安队反正了; 唐山矿工暴动了，甚至平津的人民都偷着帮助中国游击部队。这一种燎原的战火，是日寇点起来的，它将燃烧到华中江南。只要我们能绝对相信这种政治优势，努力发展这种政治力量，特别是争取伪军，不使敌人得到任何中国人的帮助，则敌人虽然深入了我们内地，直等于进入墓道。[17]”

　　许多力量联合起来叫联合力量，联合力量中又有主力和非主力之分。周恩来指出: “在世界战局上说，德为主，日、意为辅。对德、意须用主力，苏联已付其全力，英国辅之，而对日则有 ABCD 等国联合力量，美国且为其主。这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分配上，太平洋已颇不弱，但这也是环境使然。如果能速战解决日本，则移西于东，未尝不可使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略部署一时改变，但证之于前段所说，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也必然会中纳粹诡计，使主战场上遭受难于挽救的损失。所以即使日寇敢于同时北进，我们太平洋上现有的联合力量，也应防止这一着，以共同保卫东方反法西斯的阵线。[18]”

　　力量从敌我方面分为自己的力量和敌人力量。在《收缴敌伪武装，扩大自己力量》中，周恩来要求广东区委: “另以其他兵力迅速进占广九线及各路某些小城市，收缴敌伪武装，扩大自己，准备迎接国民党发动内战。[19]”

　　力量按照先进性可分为民主力量和非民主力量，还可分为进步力量和反动势力。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是国民党内主张全国团结一致抗日的进步力量同主张联日反共的反动势力尖锐斗争的表现。在说到内战时，周恩来指出: “蒋的内战方针是确定了的，除非我有力量胜过他，才能制止之。[20]”

　　周恩来认为“人民是抗战力量的源泉”，并且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基本力量”。周恩来说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各党派的合作，要加强“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坚固团结，这是我们战胜日寇的基本力量”[21]。他指出: “在敌后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上，近万万的人口之中，上千万的男女老少组织在人民自卫军中，他们配合正规军、民兵、游击队作战，担任着各种难以叙述的奋不顾身的艰苦工作”，“数千万人民在生产中贡献出他们的力量。几十万人被动员起来”，“这是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啊! 这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人民战争啊! [22]”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同西方学者蓝普顿相比，周恩来对国家力量的阐述其范围很广泛，蓝普顿没有考虑人民及政治力量，没有考虑力量的未来的变化，没有把力量的一个方面与其它方面相结合。周恩来的力量理论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下面从军队建设、群众动员两方面进一步阐述周恩来的中国力量思想。

　　在军队建设方面。在同记者说到改造军队的水准时，周恩来“希望全国的军队能向更高的水准前进，并且全国的军队也还有各自的优良的传统。例如，中央直属军队有着北伐时代的革命军的传统，有着长期内战的战斗经验; 两广军队极富于勇敢的机动性; 山西军队有坚守阵地的传统，都应该发扬光大[23]。周恩来对游击战术提出了新要求，还很重视战斗动作的教育，他甚至具体指出要学习跳跃、游泳、跳铁丝网、携抢游泳袭敌，还要学习爆炸的方法、爬城[24]。

　　在群众动员方面。周恩来针对国民党在民众动员方面民运也没有开放的状况，指出: “不怕战争失利，最怕战争失了人心! 失掉民众，这是万劫不复的。[25]”还指出: “民众的条件是基本的。日寇侵略中国，只能收买少数汉奸，大多数人民的财产是遭蹂躏的。故民众的反抗，是持久战的最主要的条件。[26]”在动员内容上，周恩来指出: “兵员扩充、工役、运输、担架、向导、慰劳、办粮、侦察等等，是兵需于民; 组训、武装、保卫、疏散、救济、领导，是民需于兵。动员工作的内容，应分兵役动员、参战动员、物资动员、自卫动员、人物疏散及组训工作等。[27]”他要求“要发动民众为保护其自身利益而斗争，并联系到民族利益上来。要组织他们在武装训练之中，引导其参加人民自卫队、游击队、义勇军，并吸引到部队中来。[28]”

　　4 根据中国抗战力量在时间维度上变化特点，提出一系列战略战术

　　力量在时间维度上也是变化的。周恩来认为，随着中国抗战时间的延长，中国力量会长，日本力量会削弱。“只要时间一长，欧战的局势会变，英、美的准备会强，中国的力量会长，苏联的准备会多，而西伯利亚的严寒虽不能完全限制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但困难的增加，日寇是可以想到的。[29]”周恩来从军事、经济、政治、作战条件等方面对中日力量进行了对比。从军事对比上看，中国国防力量与技术条件大大落后于日本。经济对比上，亦不相称，尤其是军事工业与运输，我国居绝对劣势。从政治上看，日本有我国汉奸托派、亲日分子的支持，而我国还没有获得日本内部反战人士的支持。从作战条件看，中国地大、物博、人多，不至于险恶到马德里被困的那种状态，可以在持久战中增加有利条件。民众动员会因战争的持久而越来越深入。从军队和军事工业上看，中国军队作战经验越来越丰富，军事工业和军事交通也会因持久发展而壮大。而日寇的短处是军事工业原料缺乏，国内的矛盾会越来越增长、后方也不巩固、在远东将陷于孤立等等。就是说，战争持久，则战线延长，敌人的兵力就将不能够分配，其短处会日益暴露，其长处则越来越减少[30]。最后得出了“决定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条件是获得了”的结论[31]。周恩来还指出: “要依据与发展现有的力量和基础”，“以准备决定胜负的战斗”，同时提出八条具体的办法[32]。周恩来发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的时间，比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的时间还早，由此可见周恩来对持久战思想的贡献。

　　“消耗敌人”、“积小胜成大胜”等战略战术则是周恩来持久战思想必然的逻辑结果。中日战争到了相持阶段，日寇的方针转向以战养战，战役重点转向了敌后，这时周恩来提出了敌后游击战争的两个主要任务，即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不断消耗敌寇有生力量。实际上是把敌后变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周恩来依据新的环境和条件，提出了“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33]新的十六字游击战术原则。这对于共产党军队顺利开展游击战争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甚至对友军也有启示作用。他认为，进攻华北的是日军精锐部队，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因此，中国军队不仅要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不断消耗敌人，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也必须改变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大规模的阵地攻防战，即同敌人拼人力、拼物力，而应该力求积小胜为大胜。要坚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实施防御的作战原则。我军必须变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积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同时，要注意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在战略上不应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力争取得战场上的主动权[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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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刘武生，杜宏奇. 伟大的军事家周恩来———〈周恩来军事文选〉述评[J]. 党的文献，1997( 4) : 81.

　　(原载：第25卷第2期 2016年4月 淮阴工学院学报

　　作者简介: 陈国民( 1962 - ) ，男，江苏淮安人，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周恩来研究、博物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