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中国力量——试述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来源：邱文利   2020-01-07 20:33:50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进程中，经历的一个艰苦而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 史进程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凝聚中国力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周恩来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为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动员全民族共同抗战的正确主张，不辞辛劳，奔走于延安、武汉、重庆之间，团结、凝聚各方面力量，为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广泛凝聚各党派共识，共赴国难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决战，“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旗帜，反映了民族呼声,伸张了民族大义，使救亡图存、全民抗战成为各党派、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共识，并空前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一致对外，共赴国难。为此，周恩来多次奔波于延安、武汉、 重庆等地， 穿梭于国共之间以及其他各党派之间。

　　(一)在国民党人士中进行争取工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体是国共两党。因此，如何妥善处理两党关系，就成为统一战线能否建立、坚持和发展的关键。在共产党方面，周恩来一直具体负责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协商及解决两党关系等其他方面问题。由于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开展了广泛的军事活动，在军界中与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有交往，在上层中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国民党军队中凡愿意抗日、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周恩来都是以真诚的态度尽量争取。在争取他们时，主要向他们指明政治上的出路，并给予必要的关心和合作。在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周恩来对十九路军将领和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争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统一战线形成后，周恩来做的这类工作就更多了。如对冯玉祥、鹿钟麟领导下的西北军，对李济深、李宗仁领导下的两广军，对龙云、卢汉等领导下的滇军，对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领导下的川康军的争取，以及与程潜、卫立煌、张治中等领导下的--部分中央军都建立了比较友好的关系。

　　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冲的交往，堪称化敌为友的传世佳话。张冲曾在1932年炮制《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诬陷周恩来。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冲作为蒋介石的和谈代表，与周恩来的交往多了起来。周恩来在与张冲的接触中主动捐弃“宿怨”，凡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深深感动了张冲。两人携手站在抗日的大旗下，为了民族的大义并肩战斗。

　　(二)以斗争求联合，维护国共合作大局

　　由于国共两党各有自己的政权和军队，双方没有正式制定合作的共同政治纲领，也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这些特点，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对外进行民族斗争的同时，内部必然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冲突。因此，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斗争的目的是联合，并且制定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和对顽固派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周恩来坚决执行党的这些政策和方针。

　　周恩来在揭露和批评国民党错误政策的同时，善于发现、扩大各种有利于团结和抗日的因素，让人们真切感受到我党坚持统一战线政策的诚意。如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后，在两党关系濒临破裂的情况下，周恩来仍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他连续写了《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七七”四年》《团结起来打敌人》《“九一八”十年》等文章，反复强调“‘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这是今天中国抗战的铁则”。对国民党政府有:利于抗战的言论，如“九一八，十周年告全国国民书”中表示的抗战到底的态度，也给予肯定，呼吁大家“使这些主张坚持下去，实现起来”。同时，周恩来加强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接触、沟通。1942年下半年，两党代表又坐到了谈判桌旁。周恩来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于缓和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造成的两党紧张关系，坚持国共合作，巩固统一战线，是很有作用的。

　　(三)注重团结中间党派

　　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中间力量的主要代表有救国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中国民主同盟(“民盟”)等，在外敌入侵面前，他们也都参加了抗日统一战线。

　　抗战初期，中间党派一致拥护执政的国民党，其中一部分反对共产党的独立性，有的甚至主张取消共产党。由于中间党派社会影响力大，争取他们，对中共而言，意义重大。为了争取中间党派，周恩来经常和他们互通情况、商谈时局、研讨抗日民主大计。1938年年底，汪精卫叛国投敌，周恩来致信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黄炎培，通报有关动向，提出反对投降派的主张，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和斗争。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亲自与黄炎培和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介绍情况、讨论时局和解决办法。周恩来还经常对中间党派给予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政治上，当他们受到压制、迫害时，为他们伸张正义，鼓励和支持他们的斗争。在经济上，从实际出发，在有利于抗日民主运动的前提下，尊重和照顾他们的利益。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间党派的政治态度有了很大进步。到了抗战后期,大多数中间党派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及其对日的妥协态度，要求革新政治,实行民主，动员人民，抗战到底。这极大有利于抗日战争的发展和统一战线的巩固。

　　(四)重视争取民族工商业界

　　周恩来也重视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统战工作。为此，重庆南方局设立经济组，专门负责工商界统战工作。1939年1月25日，周恩来等到胡厥文的合作五金厂参观，并以题词表达敬意：“供给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

　　1942年1月，周恩来又前往渝鑫钢铁厂了解后方民营工业情况，并题词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的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周恩来还多次在“特园”邀请古耕虞、康心远等外贸界人士谈话，向他们阐明中国抗战胜利的前景，鼓励他们“要努力发展生产”，“保证供应，支援抗战”。周恩来与民族工商界人士的广泛交往、真诚鼓励，使他们明白了自身经济发展与民族抗战救国的内在联系，并坚持生产、支援抗战。同时，他们也在这种交往中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逐步接受了中共的政策主张。对于民族工商界的觉醒，周恩来后来回忆道“1944年,不仅小资产阶级，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了我们。”

　　二、凝聚全中国人心，举国御侮

　　中华民族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传统。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全国各族人民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团结一致“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伟大斗争中。为此，周恩来始终战斗在统一战线的最前沿，他既是一位运筹帷幄、智慧超群的指挥员，又是一名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的勇士，一直在奔走、呼号、战斗。

　　(一) 广泛动员人民群众投身抗战

　　关于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周恩来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圈子论述”:党的着眼点是要争取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要“划一个最大的圈子”，去夺取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把自己划在一个小圈子里边”空谈革命。周恩来正是以这种广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进行了大量争取各种抗日民主力量的工作。

　　周恩来充分利用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有利条件，以其下辖的“第三厅”这一合法的政府机构名义，直接、公开地领导各阶层、各界人民救亡团体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救亡运动高潮。最突出的是1938年武汉三镇的“扩大宣传周”和“七七献金”运动。前者是为庆祝台儿庄胜利而举行的火炬游行，参加的人数达四五十万。而最能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爱国热情、出现许多感人肺腑事迹的则是“七七献金”运动。参加献金的人数达50多万，主力是各行业、各阶层的劳苦大众。周恩来捐献出他担任政治部副部长时一个月的薪金240元。仅5天时间，献金总收入即达100多万元。“第三厅”用这些献金买了10辆卡车,组成交通队，定期将宣传品、慰劳品送往前线。这场献金救国运动，不仅震动武汉，而且震动了全国乃至世界。在武汉“七七献金”的影响下，该运动在中国其他城市热烈开展，长沙、广州、重庆纷纷行动，都大获成功。此举堪称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凝聚人心共同抗战的成功范例。

　　(二) 领导文化界人士，推动抗战文化发展

　　文化界是抗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领导下的“第三厅”广泛团结和组织文化界进步人士开展抗日活动，推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是周恩来团结文化界人士的一块阵地。文协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曾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多次访问慰劳各地战场，推动了文艺工作者的下乡和入伍。文协成立后，文艺界各部门的统一战线团体也相继出现，作家、艺术家空前广泛地团结在一起服务抗战，坚决反击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文化侵略。同时，他们用笔杆发动民众抗日，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识，批判国民党的片面抗战，使抗战时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周恩来关心、爱护文化界人士。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为了保证留居香港地区的进步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周恩来紧急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必须将聚集在香港的文化人士、民主人士抢救回来。周恩来坐镇红岩，做出了具体安排。这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秘密大营救，历时200多天，行程数万里，遍及10余省、市，在中共财力极其窘迫的情况下，耗费百万，共营救300余人。

　　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为雾季，抗战时期，日军飞机在这期间减少了空袭。周恩来领导南方局积极引导重庆进步文化界，利用这段时间举行大规模演出，以唤醒民众，宣传抗战。从1941年到1945年，在长达4年的雾季公演活动中，共演出了《北京人》《棠棣之花》《天国春秋》《屈原》《结婚进行曲》等110多部话剧。正是由于党在这个阶段对群众进行宣传、鼓动、教育和组织工作，后来有一大批工人、青年和文化人士奔赴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或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直接踏上新的抗日救亡征途。

　　(三) 关心重视少数民族干部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发动各民族同胞共同抗日，周恩来指出：“今天在反对日本强盗的自卫战争面前，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不分任何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 都应该联合起来....中国抗战，非全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不能成功。”

　　周恩来关心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关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力量的发展。抗战时期，冯白驹组建领导的包括黎、苗等少数民族青年参加的琼崖独立纵队,为太平洋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冯白驹被周恩来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出生于蒙古族家庭的乌兰夫是我党早期党员，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他得到了周恩来的指导和帮助。在周恩来的影响下，抗战时期乌兰夫为发展内蒙古地区的革命力量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 以笔作刀枪，坚守舆论阵地

　　周恩来重视报刊宣传工作，他曾在给中华职教社的王席君题词中明确指出：“笔战是枪战的前驱，也是枪战的后盾”。

　　1938年年初，周恩来经过与国民党反复交涉和谈判，争取到了在国统区创办《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的合法权利。周恩来担任《新华日报》董事长，对《新华日报》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曾为该报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新华日报》上刊登了大量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著作、文章，宣传我党全面抗战、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持久抗战的方针。其中，周恩来先后发表各类代论、文章、讲话、声明和题词等24万余字共计108篇。《新华日报》 在国统区被誉为“灯塔”“北斗”。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新华日报》:我们不仅有一支八路军、新四军，还有一支“新华军”!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在武汉、广州被大量翻印，广为发行。通过这些党报、党刊，宣传了我党的政治主张，大量报道和表彰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推动了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宣传工作是我党的喉舌。人民力量的形成，宣传工作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当时在武汉出版的40多种刊物，大部分是我党领导或受我党影响编辑出版的。这些报刊和其他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一方面动员群众同仇敌忾，参加到抗战的行列中来，许多青年甚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共产党;另一方面，它牵制了国民党的投降倾向，使中共在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

　　三、凝聚国内外力量，并肩抗敌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局面，极大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美、苏、英等主要反法西斯国家联合起来，互相支援，互相配合，共同打击德、日、意法西斯。具有广阔国际视野的周恩来，敏锐关注着中国与世界战局的风云变幻，把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在统一战线周围。

　　(一)争取国际人士，赢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周恩来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深刻洞悉国际社会也“极注意中国问题”。

　　全面抗战伊始，周恩来便主张要把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联系在一起，把中国抗战放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尽可能把中国抗战宣传扩大到国外，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周恩来本着“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方针，着重从两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与国际人士广泛接触，广交朋友。美国进步作家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德国朋友王安娜，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等，他都曾多次会见过,有过深入的交谈，还先后安排他们到敌后去了解情况。这些国际友人对中国的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边区和军队的建设等都有过客观的宣传报道，使我党的政策和做法在许多方面获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如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揭露，斯特朗、斯诺、白修德等外国作家、记者把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那里了解到的事实写成报道，引起不少国际人士对中国事态的关切，仅华侨人士及团体从世界各地发往中国要求停止内战的电报就达千封以上，英美政府也派人对事件真相进行调查，并从其战略利益出发，要求国民党停止冲突行为。

　　二是冲破阻挠，开展与外国政府官方及民间团体的交往。国民政府迁址重庆后，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共代表团通过各种途径同各国驻重庆的官方及民间团体建立联系，对云集重庆的30多个反法西斯国家的大使馆、40余家外交代表机构、30多个中外文化协会、数十家外交通讯报刊机构以及频繁往来的各国群众团体等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抗战时期，英、美、苏等国对中国事务的态度非常微妙，它们各自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自己的战略需要来确定对华政策。只有及时洞察形势发展趋向和各国政策的变化，才能在对外交往中取得主动。周恩来做到了这一点。1940年9月德、意、日签订同盟协议后，日本帝国主义配合德、意的欧洲攻势加紧南进，与美国的利益发生了日益尖锐的冲突，美国迫切需要中国加强抗日力量，拖住日本，遏制其南进。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而希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能较好地发挥作用。周恩来抓住这一时机，与罗斯福总统代表居里、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知名人士巴特雷等的深入交谈，争取他们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同情和帮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当时美国驻远东军司令史迪威就曾建议国民党把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几十万军队和共产党用来抵抗的军队调出来打日军，并主张美国援华物资中应有一部分供给共产党的抗日军队。

　　周恩来以他的超人智慧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深深折服了与他接触的外国人,抗战时期，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说：“周恩来是一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接触的人，都接受共产党人对于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国际社会通过周恩来了解了真实的中国，认识了共产党，很多国家都同情和支持共产党。这些间接地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壮大。

　　(二) 团结动员海外华侨，投入祖国抗日救亡运动

　　广大海外华侨历来具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为了开辟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抗战期间周恩来积极团结海外华侨，动员他们投入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0年3月，著名南洋爱国侨领陈嘉庚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到阔别19年的祖国，此行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国内政治状况。他首先到了重庆，又冲破重重阻拦到访延安，在延安期间会见了当地各界人士以及毛泽东、朱德等人，却没能见到周恩来。当陈嘉庚访问延安归来时，周恩来也从外地回到重庆。7月21日，周恩来在重庆会见了陈嘉庚，对陈嘉庚和海外侨胞为国内抗日所做出的贡献十分赞许。陈嘉庚最盼望的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一致对外。周恩来态度鲜明地说:“国共合作是历史潮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对抗战)的三大主张。顽固派搞摩擦是不会得逞的!”延安之行的实地考察和周恩来在重庆的郑重表态，进--步坚定了陈嘉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最后胜利必属我”的信念。周恩来与陈嘉庚的交往是中国共产党对海外侨胞统一战线工作的缩影。

　　1941年，著名北美爱国侨领司徒美堂被国民政府遴选为参政会的华侨参政员。他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和大后方民众的困苦，对国民党感到极为失望,于是拒绝加入国民党并不肯任官职。司徒美堂到达重庆的次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也到旅馆来看望他。周恩来高度评价了司徒美堂的爱国热忱及其在美洲华侨中所做出的卓越贡献，还介绍了延安和祖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坚持进步的情况。听完周恩来向他介绍敌后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的情况，并亲眼看到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后，司徒美堂对祖国抗战坚定了信心。1943年2月，司徒美堂决定回到美国做华侨工作，周恩来亲自为司徒美堂送行，并嘱咐他将祖国抗日的重要性及抗日的真相告知旅美华侨，司徒美堂欣然应允。回到美国后，他便呼吁国内各党派团结抗战，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司徒美堂还积极发动华侨捐款支持抗战，在美洲，他不顾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攻击，在财力上给八路军、新四军以极大的支持。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全民族抗战时期，周恩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人,既处在国内外风云激荡、政治斗争纷繁复杂的武汉、重庆统一战线的第一线,也置身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时刻经受着信念、意志与生死的考验。他始终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高举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以卓越的领导才干、丰富的斗争智慧，特别是独特的人格魅力，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顾全民族利益大局的博大胸襟，发展了进步力量，争取了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打击了日寇及投降派，从而凝聚了各党派共识、凝聚了全中国人心、凝聚了国内外力量，为这场伟大民族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替代的卓越功勋。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周恩来在抗日民族统--战线做出的卓越贡献启示我们:必须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凝聚为中华儿女的根本利益、共同愿景和最大共识;必须凝聚13亿人心，团结一致，和衷共济，“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向发力、齐心协力、形成合力;必须广泛吸收世界文明有益成果，博采各国文明之长，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相互交流，合作共赢，广泛凝聚国内外力量，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

　　(邱文利: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副馆长副研究馆 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