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全民族抗战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中国力量之方法
来源：左用章   2020-01-07 23:15:45

　　在70多年前的全民族抗战中，周恩来既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及香港、澳门地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还担负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抗战战略和战役的决策等很多重大而又特殊的任务。特殊的岗位、特殊的使命,加之文武兼备等多方面的特殊才华，周恩来对全民族抗战做出了很多无与伦比的特殊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周恩来在全民族抗战中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凝聚中国力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特别杰出的贡献，具有深刻的理论性、高超的艺术性和实践的指导性。

　　一、紧扣主题，把握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中国力量的重点

　　思想政治工作总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时代主题相联系;总有特殊重要的任务需要完成。70多年前，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既主张抗日，又想依靠外援;既组织中国军队抗战，又害怕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既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又限制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还搞军事摩擦。在此时代背景下,周恩来着眼全局，在很多会议、演讲、报告、交谈和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始终紧扣全民族团结抗战这一时代赋予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题和主要任务。

　　1941年7月，周恩来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抗战的对象是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更加上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连接一起。如此巨大任务，非团结全中国人民全中国军队，不能达到”。与此同时，他批评那些“天天希望敌人北进或是南进，甚至天天等待敌人北进或是南进以解决我们困难，以决定我们对内政策的.....，最有害于争取胜利”。“专门希望日寇打别人，最是一种没出息的想头”。他大声疾呼:“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这是今天中国抗战的铁则。谁不遵守这个铁则，谁将成为万世的罪人”。他强调:“全中国的人民、全中国的军队、全中国的党派，大家向着一个目标前进，这就是:团结起来打敌人”。

　　周恩来关于全民族团结抗战重要性、必要性的论述，以及如何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战的论述，还有很多。周恩来深刻地把握住了全民族抗战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题和主要任务，抓住了全民族抗战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八年全面抗战中，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中国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有过摇摆;在联合共产党抗日问题上有过失误，搞了反共高潮，但仍不敢破裂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与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高举抗日大旗，坚持全民族团结抗战，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紧接地气，抓住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中国力量之根本点

　　八年全面抗战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题是全民族团结抗战。如何抓住这一主题，达到抗战胜利?靠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靠国、共两党军队的合作。而党和军队的根基是民众。因此, 全民族团结抗战最深厚的根基和力量源泉是民众;动员、組织民众，是全民族抗战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早在1937年7月，周恩来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需要全国同胞，每一个热血的黄帝子孙，坚忍不拔地努力奋斗”。同年，周恩来在《对日作战刍议)一文中指出。必须“发展到全民族全面的抗战，才能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全民族抗战必须在全民族中进行战争动员，.... 动员的基础应放在广大民众身上。”接着，周恩来论述了如何在民众中进行政治动员。经济动员，军事动员的原则及内容周恩来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抓住了凝聚中国力量进行全民族抗战之根本。

　　三、有的放矢，注意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中国力量的区分点

　　日本妄图灭亡中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遭到除了极少数汉奸之外的所有中国人及海外侨胞的反抗。参加抗日者，存在着阶级、阶层，政党、军队、民族、年龄、职业、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巨大差异，情况非常复杂。如何凝聚力量?周恩来区分对象，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周恩来1938年1月发表的《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下称“前文”)和1939年3月发表的《党在新四军中的政治工作》(下称“后文”)

　　前文主要是针对国民党军队的思政工作。在前文中，周恩来针对国民党军队丢掉了大革命时代的政治组织与制度，背离了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强调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针对国民党军队存在的问题，周恩来详细论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与内容;政治工作的组织与方法。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出对敌军应进行工作，“使敌军瓦解和涣散”“使敌军动摇”;“极力禁止虐待俘虏，经过优待、教育、解释后,立即把他们放回去”。后文则专门讲新四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后文中，周恩来论述了新四军政治委员，政治机关，营教导员、连指导员，连队的政治组织政治协理员的职责;强调新四军要注重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工作制度的建设等。1937年12月，周恩来发表了《现在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一文，集中地论述了全民族抗战中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1938年2月，他发表了《解决好伤病员问题的两个目的八个方法》一文,集中地论述了全民族抗战中医院及各级医务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外，周恩来还有许多关于其他民众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中国力量的论述。周恩来区分对象、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不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具有全面性和系统的理论性。

　　四、推诚布公，力求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中国力量之实效点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平等待人、特人以诚、推诚布公，才能收到实效。在这方面，周恩來堪称典范。

　　1937年7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一历史文献，看似简单、容易、只有1200多字。其实，非常不简单、不容易。它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历时7个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4地同国民党5次谈判的基础上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同年9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公开发表，震动全中国，影响全世界，成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的标志。它将中国共产党光明磊落、推诚布公与中国国民党合作抗日,昭示天下。历史证明：没有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全民族抗战的完全胜利。

　　全民族抗战中，国民党上层人物，不论党政军, “不论他们的政治态度属左中,还是属右,周恩来都和他们恳切交谈抗战建国的意见，阐述中共的方针、政策。他同张治中、邵力子、张冲等关系都很密切，可以推心置腹地交谈各种问题”。冯玉祥认为：周恩来对抗战形势和前途的精辟分析和交谈“极精明细密,殊可敬可佩也”。白崇禧对周恩来关于徐州战役的建议，“甚为赞赏，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作战时。基本上采纳了周恩来的意见”。1939年3月，周恩来在浙江金华期间,“不放过一切机会同黄绍竑(浙江省主席)商谈团结抗战和如何治理好浙江省政的问题。黄对中共的主张表示赞同,很佩服周恩来的高瞻远瞩和坦诚待人”。全民族抗战期间,周恩来对西南地方实力派刘文辉、龙云、邓锡侯、潘文华等以诚相待,做了许多团结争取工作,使他们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和信任。他们为团结抗战、对西南地区人民民主力量的保护和发展，做出了难能可贵的重要贡献。

　　全民族抗战中,尤其在重庆期间,周恩来对民族资产阶级做了大量的工作。周恩来“平易近人、态度亲切”、“思想极为敏捷、讲话朴质无华”，使民族资本家及工商界人士“如沐春风”、“深受启发”。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

　　周恩来推诚布公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其实效不仅仅见之于抗战中,而且见之于抗战胜利后的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之后，乃至影响到今天。

　　五、倡导创新，寻求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中国力量的亮点

　　1939年3月，周恩来在新四军的一次干部会上指出:“单靠着我们过去那样领导工作，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今天要竭力使我们政治工作领导机关创造更多新的方式方法来运用，适应新的环境”。他还指出:卫生部门要“想尽各种方法进行政治教育。对医务人员、伤病人员、杂务人员，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教材，不是去套用部队的那一套”。

　　综观周恩来在全民族抗战中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中国力量的方式方法，有演讲、登门拜访、个别交谈;举办茶话会、座谈会、 纪念会;参加聚餐会;发表论文、著作;鼓励、支持文艺演出;等等。其创新亮点很多。例如: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运用媒体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前后为《新华日报》撰写的文章有58篇，题词有11次;在《群众》周刊上发表文章13篇”。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文章、题词，不完全是专门讲思政工作的，但是其大多数是关于抗战形势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再如，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举行群众性集会是“犯禁”的。周恩来却找到一种扩大影响的新的斗争方式。这就是1941年11月16日在重庆举办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会。参加这次纪念会的有共产党、国民党、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困体、文化界、 学术界、新闻界的代表人物2000人，济济一堂，盛极一时。通过这次活动，“显示了进步文化界团结战斗的力量，一扫第二次反共高潮以来笼罩在重庆上空的沉闷空气”。同一天，《新华日报》还出版《纪念郭沫若先生创作25周年特刊》。周恩来为特刊题写刊头，并写了代论:《我要说的话》。这就大大地扩展了纪念会的影响。 此外，还有许多创新亮点，可谓精彩纷呈。周恩来站立时代和历史的前头，关于全民族抗战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创新的理论和举措，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大大地扩大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受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对团结抗日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六、紧贴时局，掌握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中国力量的关节点

　　人们的思想，往往随着国际、国内重大时局的变化而变化。在关乎民族、阶级、政党个人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年代，尤其显著。全民族八年全面抗战中，时局复杂多变，周恩来全局在胸，及时地做思想政治工作，为人们指明方向。据统计，从1941年5月到1941年底，仅半年多时间里，周恩来先后在《新华日报》上发表10多篇评论文章，对影响世界时局的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及其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做了科学的分析，拨开了许多人心中的迷雾。

　　其一，是对国统区军民尤其是对国民党上层人士。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夜，“蒋介石向国民党官员表示:中国唯一的希望只能依靠美....，《大公报》的张季鸾等，也对时局表示悲观.....，国民党内还有一部分人又在酝酿投降日本”。针对此， 同年5月25日，周恩来发表了《论目前战局》一文。该文论据充分，说理透辟，对当时的时局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后来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见解是正确的。周恩来的这篇文章，对于国民党上层看清时局，克服依赖心理和悲观情绪，起了积极的作用。“对鼓舞全国军民克服困难、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其二，对中共中央南方局留守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员。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非常担心处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周恩来和南方局同志的安全，多次电催周恩来等重要干部于最短期间离渝。经周恩来反复陈说，中共中央最后同意周恩来等一部分同志留在重庆坚持斗争。周恩来对“留下来坚守岗位的人员进行了严格的气节教育和保密教育”。当时，坚持在重庆红岩工作的同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有恩来同志在，我们毫无所惧”。周恩来紧贴时局，针对南方局留在重庆坚持斗争的同志的现实思想，掌握思想政治工作关节点的做法，具有及时性、前瞻性和预防性，对凝聚中国力量、争取抗日战争胜利，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七、关爱入微，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中国力量的影响力

　　一般地说，人是有思想、讲礼节和重感情的。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考虑到这些因素。周恩来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和高手。在全民族抗战中，周恩来以人为本，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关爱备至、关怀备至的事例非常多而感人。

　　1940年12月，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被蒋介石下令逮捕、囚禁。周恩来运用《新华日报》发消息等方式营救马寅初。由于国内外舆论压力强大，蒋介石被迫于1942年8月释放马寅初，但仍被软禁家中。马寅初经济上陷入困境。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刊用马寅初的文章，“给最高的稿酬，以这种特殊方式给马寅初予以接济。”马寅初非常感动，视周恩来为“知己”。

　　邹韬奋是杰出的新闻记者、政治家、出版家。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发出了“将邹韬奋就地惩办”的通缉密令。在周恩来的关怀指导下，邹韬奋于1941年2月秘密离开重庆去香港。香港沦陷后，1942年1月，邹韬奋经我们党营救到达东江抗日根据地。同年冬，由于周恩来的安排，邹韬奋辗转到达苏北盐阜抗日根据地。这期间，邹韬奋遭到国民党特务追踪，非常危险。但在关键时刻，邹韬奋一直得到周恩来的悉心关照。1944年7月，邹韬奋在上海治病弥留时特别谈到“恩来同志是我毕生最敬佩的朋友”。周恩来细致入微地关心爱护同志、朋友的事例还有很多。他通过这一方法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大大地增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度和郊果。凡思想、政治、乃至生活上受到周恩来关爱过的友人，都能与中国共产党坦诚相见，推心置腹，畅所欲言，患难与共，并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长期合作，代代相传。

　　周恩来全民族抗战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中国力量的内容及其方法历史贡献巨大。它也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上的一座丰碑。探讨周恩来全民族抗战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中国力量的方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