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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周恩来对苏联的国际统战工作述论
来源:丁英顺   2020-01-10 17:32:12

  抗战时期,被中外有识之士誉为中共“外交三骑士”(另两位是董必武和叶剑英)的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在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与此同时,周恩来还以重庆为中心,在抗战大后方对苏联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国际统战工作,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朽功勋。

  一、积极赴苏宣传,争取支持和援助

  1939年7月,从渝返延的周恩来意外从马上摔倒,右臂不幸骨折。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一般,周恩来病情拖延,终有残废之虞。[1] 因此,中共中央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治疗。9 月中旬,周恩来、邓颖超、王稼祥等来到苏联首都莫斯科。周恩来随即被共产国际安排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

  周恩来住院治伤期间,心中一直牵挂着中国战事。为争取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抗战的理解与支持,周恩来住院后就开始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问题备忘录》。这份备忘录长达116页,共5.5万字,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战新形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系以及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情况。一直到周恩来出院,文稿才最终翻译完成俄文。1940年4月,周恩来对文稿进行了部分摘选,在《共产国际》杂志上予以公开发表。

  出院后的周恩来更为忙碌。在1940年1月17日至1月19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报告,详细列举中共的抗战数据和抗战成绩,进而说明目前中国的抗战形势和发展,在会上引起重要反响,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理解和支持,坚定了对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信心。季米特洛夫更是在宴会上,对周恩来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2]

  在周恩来报告的基础上,共产国际最后作出了一系列相关决议,对中共的政治路线表示肯定,并指出:“共产党在中日战争期间为动员中国人民的力量起来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近来在自己队伍的成长方面也取得了成绩,成为国内一个巨大的政治因素。”决议认为中共目前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千百万人民克服投降危险。最后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与援助中国人民的运动。

  周恩来的苏联之行,向苏联人民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抗战现状,宣传了中共各方面的工作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情况,赢得苏联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如在经费援助方面,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及季米特洛夫多次沟通,获得30万美元的经费援助,回国时还随身带回6万美元和7500英镑的苏联拨款,“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留下一部分,其余的带回重庆”。[3] 除此之外,共产国际后来医疗药品设备、无线电器材、新闻纸等物资方面的援助,都与周恩来在苏联期间的积极争取是密不可分的。

  二、密切接触苏联使节,应对国共危局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形势日趋严重,周恩来积极加强对苏联等国的密切接触,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

  周恩来经常就国共关系、抗战、苏援等问题同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崔可夫进行交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和理解。在1940年11月2日的会谈中,潘友新认为“非新四军从江南撤退不使蒋满意和停止‘剿共’战争”。周恩来及时将其意见报中共中央。[4] 皖南事变后,为使国际社会了解真相,周恩来派南方局外事组王炳南、龚澎等去访问所认识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周恩来还约见崔可夫,揭露事变经过。崔可夫表示,如果国民党继续内战,他有权暂停援华军火于途中。后来崔可夫先后拜见何应钦、白崇禧,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予以谴责,并暗示中国内战将可能导致苏援停止。

  周恩来多次与潘友新进行商谈,意欲促使苏联对蒋介石施压。1941年1月25日,潘友新拜会蒋介石,并指出“新四军为数不过六七千人,何敢进攻邻近之大军”[5],揭穿其反诬新四军祸端的企图。在会谈中,潘友新一再表示“苏联政府对于此次之冲突与斗争,非常关怀,深恐由此引起内战,因而损及贵国抗战之力量”[6]。

  经过连日的奔波和对局势的判断,周恩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政治上全面进攻”、“军事上局部反攻”的建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这些建议,并吸收共产国际和苏联意见中的正确部分,正式确立了“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的策略。

  周恩来等人的政治宣传取得了良好进展。1941年2月23日,苏联大使馆举行苏联红军建军23周年纪念招待会。孙科、于右任等先后到会场。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到会,其实就是作出妥协姿态。3月6日在国民参政会上,蒋介石正式表示:“今后将绝无剿共的军事行为发生”。14日和25日,蒋又两次约见周恩来,表示要缓和两党关系。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得以维持。

  三、改组中苏文协,促进中苏文化交流

  抗战时期的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致力于沟通中苏文化、增进中苏友谊、争取民主进步,是战时中国中外文化团体中表现最为活跃的半官方性质的进步团体,被誉为“把中国争取和苏联建立文化合作与友好关系的知识界的进步力量联合了起来”。[7] 其中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参赞卡尔品斯基等为名誉会长。

  协会负责人孙科、陈立夫等不过问具体工作,而一些与中共关系紧密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邵力子、屈武、张西曼等,则支持国共合作,倡导增进中苏友谊和发展抗战进步文化。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苏文协常务理事兼秘书处主任的王昆仑,是周恩来直接联系的中共特别党员。

  抗战中,周恩来指示郭沫若、阳翰笙等陆续进入协会。1941 年改组后,“党员人数超过协会全体工作人员的 1/3,加上进步分子,占了协会工作人员中的绝大多数”[8]。周恩来还派戈宝权作为中苏文协与苏联大使馆文化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中国代表处、塔斯社重庆分社等单位的联系人。在南方局委员邓颖超的倡议下,中苏文协还成立了妇女委员会,委员有邓颖超、张晓梅、史良等,进一步加强中苏两国妇女的友好往来。

  改组后的中苏文协成为推动中苏文化交流的中心,经常在苏联十月革命、鲁迅诞辰、郭沫若寿辰等纪念日举办系列活动。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针对中国人民对抗战前景的担忧,中苏文协曾面向社会多次举办《苏德战争前途》、《太平洋战争的分析》、《抗日战争前途》等主题讲座,向民众分析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指明胜利必将到来。

  协会创办的《中苏文化》杂志是南方局和进步力量宣传中苏文化、坚持持久抗战的重要舆论阵地,“起到了与党报党刊《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相配合,相呼应的宣传作用”。[9] 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指导下,《中苏文化》出版发行了《抗战四周年纪念特刊》、《抗战4年来之新文艺运动特辑》等刊物和《等着我吧》、《日日夜夜》、《前线》等苏联优秀的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作品。

  现代文学翻译家曹靖华来渝,即被周恩来告知“由老舍负责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和中苏文化协会……都是直接归党领导……现在你到中苏文化协会担任常务理事”[10],并担任《中苏文化》编委。曹靖华在翻译出版苏联文学作品之余,还抽出时间帮助苏联驻华大使馆开办汉语培训班。据时任苏联驻华使馆二秘的齐赫文斯基回忆说,曹靖华对教学工作极为认真,“不论烈日炎炎的酷暑或寒风凛冽的严冬,不论大雾弥漫或秋雨连绵,每天清晨,总能看到他穿一件长齐脚跟的中式蓝布大褂,一只手拿着一把竹制的黄色油布雨伞,另一只手提着一个装着书的蓝布书包,登上苏联驻华使馆所在地的枇杷山,给他的年轻的苏联学生上课”。[11] 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著名的外交官或是东方学家,例如 M•贾丕才、K• 克鲁季科夫等。苏联大使曾在一次大会上发言说:“今天在座的曹靖华先生是中国和苏联的一座活的桥梁……”[12]

  四、扩大报道宣传,声援苏联反法西斯战争

  抗战时期,周恩来还兼任新华日报社董事会董事长,指导《新华日报》的对苏报道宣传工作,对苏联人民正在进行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给予巨大的同情和声援。

  苏德战争爆发后,《新华日报》发表多篇社论和十几篇文章声援苏联。周恩来在1941年6月29日的代论中呼吁,“法西斯侵略的战火已转向苏联,苏德战争已成为主体,苏联已站在全世界反抗法西斯奴役斗争的最前线,背负着保卫世界自由的重任,而被法西斯奴役的人民和民族,将得到恢复自由独立的机会,甚至被纳粹攻打的英国,也得到喘息的机会”[13]。同天还刊登了南方局常委、《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和副总编辑章汉夫等人文章,号召发动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群众运动,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

  为声援苏联,每年的十月革命节、红军建军节等重大节日,《新华日报》都以大篇幅进行报道宣传。1942年,为纪念苏联红军建军24周年,《新华日报》辟出专门版面刊登发起慰问苏联红军签名运动的文告,“抗战五年来,苏联一直是我们最忠诚的友人,在今日反侵略大战中,我们真是患难与共祸福相联的挚友,趁此伟大红军节日行将到来之际,本报特发起写慰问信的签名运动,号召亲爱的读者,踊跃参加签名……”[14]。该文告在渝引起极大反响,陪都各界人士纷纷签名。在1942年2月23日纪念日当天,《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代论,盛赞“全世界划分为法西斯和反法西斯两大阵线并进行着最后决战的时候,红军便是人类绝大多数的主要希望所寄。而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援助,亦将期待于红军”。就在同一天,周恩来亦撰写《在列宁斯大林旗帜之下,苏联红军胜利的前进!》长文,高呼“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烈火中,苏联红军已成为保卫全世界人类自由解放的力量!”《新华日报》对苏联红军24周年如此隆重而又别开生面的祝贺和报道,既声援了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也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抗战时期南方局外事工作的一项特殊使命。而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开展的对苏国际统战工作正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它加强了中共中央与苏联之间的交往与合作,争取苏联对中共和中国抗战的理解与支持,增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力量,从而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文为 2015 年重庆社科规划培育项目《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研究》(2015PY56)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 中央文献研究室 . 周恩来年谱 (1898-1949)[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225.

  [2] 中央文献研究室 . 周恩来年谱 (1898-1949)[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227.

  [3] 师哲 :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144.

  [4] 中央文献研究室 . 周恩来年谱 (1898-1949)[M]. 北京 :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473.

  [5] 秦孝仪 :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 ( 三 )·中苏关系 [M]. 台北 : 中央文物供应社 ,1981:387.

  [6] 古屋奎二 : 蒋总统秘录 ( 第 12 册 )[M]. 台北 : 中央日报社 ,1978:115.

  [7] 阿瓦林等著 . 中国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1955:216.

  [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中共党史资料 ( 第 42 辑 )[M]. 北京 :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53.

  [9] 侯外庐 : 我在重庆的工作经历 [A].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 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下)[C].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04:474.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三门峡市委员会 , 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 三门峡文史资料 ( 第 11 辑 )[M].2002:318.

  [11] 齐赫文斯基 : 我的老师——曹靖华 [A]. 张德美 . 曹靖华纪念文集 [C]. 郑州 :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2:391.

  [12] 彭龄 : 伏牛山的儿子 : 曹靖华传 [M].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2008:212.

  [13] 周恩来 : 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的斗争 [N]. 新华日报 ,1941-06-29(1).

  [14] 慰问苏联红军 [N]. 新华日报 ,1942-02-16(2).

  (原载:南方论刊·2017 年第10期 作者简介:丁英顺,安徽枞阳人,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馆员,主要从事南方局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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