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北抗日战争中的国际合作
来源：刘信君   2020-01-10 22:18:21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是一个重要原则。在东北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抗联”)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与朝鲜革命军及苏军密切配合，最终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上，这种合作时间早、形式多、成效大，但由于种种原因，关于抗联与朝鲜革命军、苏军合作的研究，始终得不到重视，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在抗日战争胜利70余年后的今天，理应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给予全面的评价，以对历史有个公正的交待。

　　一、抗联与朝鲜抗日力量的合作

　　中朝两国历史悠久，关系密切，休戚与共。“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建立了少数民族委员会，“坚决的领导他们和中国民族在一块儿共同对付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满洲国，领导中韩劳苦群众反对和揭破日本帝国主义、满洲国、国民党以及地主豪绅分裂中国劳苦民众联合的政策与阴谋……东满间岛一带要号召韩国人民坚决反对朝鲜民会及其走狗组织实行民族自决。满洲境内朝鲜独立军，应该派大批同志进去夺取独立党他们所领导下的群众。”东北人民革命军制定了“中、韩、蒙民众亲密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反对中韩剥削者、民族叛徒和王公喇嘛”。在制定的政治工作条例中，强调“人民革命军，是东北中韩蒙等民族抗日反‘满’联合的一种形式，同时又是工农联合的一种形式，因此政治工作必须巩固人民革命中的中韩蒙等民族联合和工农联合……”中共满洲省委、东北人民革命军制定的这些联合朝鲜人、朝鲜人民武装进行联合抗日的指示，为中朝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并在实际斗争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抗联领导人在东北抗日战争中十分重视与朝鲜革命者和朝鲜人民革命军的联合抗日工作和军事作战，其中杨靖宇是杰出代表。杨靖宇十分注意同朝鲜革命者的团结，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情如兄弟。在抗联确定的政治行动纲领中，明确规定：打破民族成见，中朝蒙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杨靖宇除了用这一条教育干部战士外，还在城乡朝鲜族人民居住的地方宣讲教育，散发传单。1935年，杨靖宇创作的《中韩工农联合起来》歌曲，还原了中韩民族劳苦大众在白山黑水间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战斗的真实场面，充分体现了中朝将士在共同抗日战争中结成的深厚友谊：“中韩民族劳苦民众亲密地联合，一齐向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开火，只有我们消灭这共同的敌人，那时我们才能取得生活和自由。联合呀，中韩民族，亲密地、巩固地、冲锋呀，杀进那，向着那日帝国。亲日汉奸卖国贼不分中韩国，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傀儡和走狗，民众不分中韩，全是日本死对头，千万莫上他们的欺骗和挑拨。联合呀，中韩民族!亲密地、巩固地、冲锋呀，杀进那!向着那日帝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满洲国’，共同建立抗日救国选举的政府，实行少数民族自决中韩共幸福，还要援助韩国革命定把日帝逐。联合起，中韩民族!亲密地、巩固地、冲锋呀!杀进哪!向着那日帝国。”此外，杨靖宇还亲自创作歌曲，宣传中朝民众团结抗日，特别提出要防止日伪的挑拨离间。如他创作的《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是这样写的：“……全世界上，最大的仇敌日帝属头等，焚烧掠夺奸淫侮辱，亡国且灭种。并朝吞中，莫非田中奏折的兽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绝不让它久逞。团结呀，中朝民众!离则亡，团则生!谨防备离间计，手携手打冲锋……”这首歌影响很大，传播较广。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联制定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唤醒了朝鲜民众，形成了中朝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局面。在东满、南满，许多朝鲜青年加入到抗日队伍之中，大大增加了抗日武装力量。据统计，1933年东满地区330余名游击队员中，朝鲜人占了约90%。1932年，李红光、李东光在南满组织了由朝鲜人组成的磐石游击队，后被杨靖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1933年9月，李红光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参谋长。1934年11月，李红光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

　　在东北抗日战争中，朝鲜革命者金日成、崔庸健、金一、崔贤、姜健(原名姜信泰)、金光侠、吴振宇、金策、徐哲、崔光、李乙雪等，都曾在中国东北与中国共产党人、爱国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并肩携手浴血苦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尤以金日成、崔庸健、金策为代表。

　　金日成于1932年在吉林省安图县明月沟创建了安图县抗日游击队，担任游击队队长兼政委。1933年初，金日成任东满游击队政委。1934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独立师后，朱镇为师长，王德泰为政委，下设4个团1个游击大队，赵春学任该师三团团长，金日成任三团政委。1934年6月24日，金日成率领二军独立师三团、四团各一部，进攻汪清大甸子(罗子沟)。在救国军史忠恒、柴世荣、孔宪荣等部的支持下，歼灭部分敌军、伪警察，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1935年5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后，下辖四个团，金日成任第三团政治委员。为了取得与北满及吉东地区抗日部队的联系，金日成率三团部分连队远征北满。

　　1936年2月5日，中共东满特委与吉东道南特委、二军、五军代表，在宁安县南部老爷岭板石场的山沟密营召开会议。魏拯民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其中之一是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帝民族统一战线。在东满地区要“建立中韩民族反日统一战线”，“将目前的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和其他中国人的韩国人的反日游击队伍改编为中韩反日联合军”。1936年3月，为了团结更广泛的抗日力量，形成各民族共同抗日的局面，东北人民革命军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金日成任第二军第三师(后改为第六师)师长，下辖七、八、九、十团。据三师九团团长马德全回忆：“六师七团三百多人，主要是朝鲜人;六师警卫连七八十人，几乎全是朝鲜人。八团三百余人，朝鲜人占三分之一;九团约三百人，中国人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十团一百七八十人，中国人占百分之八十以上。”由此可知，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中，朝鲜籍战士所占比重很大。金日成率领的第三师(第六师)以东满为根据地，与周保中率领的第五军和李延禄率领的第四军协同作战，并多次率部过界挺进朝鲜作战，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1936年5月，第二军第六师(原三师)在东岗召开干部会议，贯彻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开展朝鲜族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商议建立“祖国光复会”等问题，会议通过了祖国光复会的十大纲领和《创立宣言》，选举金日成担任会长。此后，南满地区也成立了祖国光复会。朝鲜祖国光复会成立后，在东北广大朝侨居住地展开活动，支援中国抗日联军作战，促进了中朝两国在反帝斗争中的合作。

　　在长期的抗日斗争中，金日成与杨靖宇、周保中、魏拯民、童长荣、张蔚华、李兆麟、王德泰、李延禄、陈翰章、柴世荣、史忠恒、曹国安、冯仲云、宋茂璇、朴顺一、曹亚范、孙溶浩等东北抗日将领，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在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许多人流血牺牲。中共地下党员张蔚华被捕后，为了保护金日成，宁肯抛下纯真温柔的妻子、天真年幼的儿女、年老体弱的父母，选择服升汞自杀。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气节，体现了他与金日成兄弟般的情谊，也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对此，金日成曾悲痛地回忆道：“接到张蔚华自尽的噩耗，我一连几天夜不成眠、食不下咽。我感到空虚，仿佛苍天哗啦一声在我身边崩塌下来;我感到胸口郁闷疼痛，好像重重地挨了一闷棍;我神魂摇荡，犹如从千丈悬崖坠入无底的深渊。在那悲痛欲绝的日子里，在我的胸中不知响起了几百遍悲愤凄咽的挽歌”，“蔚华!我的好兄弟，我的好战友，我会用更勇敢的战斗，更多地杀死敌人，为你报仇的，安息吧，蔚华!”在这些带血的文字中，我们看到金日成与张蔚华高于生死的宝贵友谊。

　　1938年，第二军第六师在金日成指挥下在濛江一带活动。同年11月，第六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兵力相当于一个营)，金日成任指挥。此后，第二方面军在抚松、安图、和龙、长白等地坚持抗日斗争。1940年后，日本关东军加大了“围剿”抗联的兵力，手段残忍，战术多样;叛徒出卖，致使日军掌握了抗联的战略战术、生活方式和转移地点;东北严寒的冬季、长期的作战、没有休养的时间、供给断绝。在此情况下，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损失惨重，杨靖宇等抗联高级指挥员伤亡很大。1941年，部队缩编为抗联第一支队，金日成任支队长。为了保存革命的力量，经周保中与苏军协商，抗联部队陆续撤到苏联境内休整，金日成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第一营营长。

　　崔庸健于1933年4月任饶河农工义勇军队长。1934年2月，任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队长。1936年4月，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扩编为第四军第二师。同年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崔庸健任第七军参谋长。1937年3月，崔庸健任该军军长。1938年1月，抗联第七军整编，直属抗联第二路军指挥，崔庸健调到第二路军任总参谋长。3月，第二路军第七军在军长李学福(8月牺牲)、参谋长崔庸健率领下，转战虎林、富锦、同江、宝清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后转移到苏联境内，崔庸健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参谋长、东北党委员会书记。

　　金策于1936年8月任抗联第三军四师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12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在通河召开省委第二次执委会议。会议将北满临时省委改为北满省委，金策任北满省委书记。此后，金策领导朝鲜人参加了北满的抗日斗争，配合抗联第三路军李兆麟部作战。1941年1月，参加满洲全党代表会(第二次伯力会议)。同年10月，直接领导第三路军小部队。1942年9月，当选为东北党委员会执行委员。

　　总之，以金日成、崔庸健、金策为代表的朝鲜抗日将士，在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联各部队，密切配合，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为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东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毛泽东主席说：“东北抗日联军实际上是中朝联合军”。

　　此外，由朝鲜革命党领导的朝鲜革命军，先后与辽宁农民自卫团、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联合抗日，进行了一系列的联合作战。由韩国独立党领导的韩国独立军，与北满地区的吉林自卫军、抗日救国军等多支抗日部队进行了联合抗日武装斗争。

　　总之，东北抗日战争中，中朝革命者密切配合，为共同打败日本侵略者，并肩作战，谱写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赞歌。

　　二、抗联与苏军的合作

　　在东北抗日战争中，为了打败日本法西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东北抗联与苏联及苏军的配合十分密切。1931年9月19日，即“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除了号召人们以英勇的斗争，“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外，还提出了“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的口号。1932年八九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出《关于远东战争和共产党员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反对武装干涉苏联的斗争中的任务问题决议案》，在提出各国共产党、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要武装保卫苏联的任务和口号的同时，还发出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支援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号召。

　　1933年1月26日，在“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即一·二六指示信)中，再次强调：“满洲问题，有了很大的全世界的意义，满洲的命运不仅是与反苏联武装干涉及太平洋帝国主义大战的命运联系着，而且是与中国苏维埃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整个殖民地世界解放斗争进程的命运密切的联系着。我们党胜利地指导满洲的革命群众斗争，这不仅是完成自己民族解放革命任务和保护苏维埃的中国，而且也是完成国际的任务——在实际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中武装保护苏联”。东北抗联在制定的斗争方针中也提出了保卫苏联的任务：“东北党及东北游击队的任务不止是要光复东北，和响应国内抗战，同时要保卫伟大的无产阶级祖国及巩固世界和平的阵地苏联的远东边疆。”虽然这些带有“左倾色彩的指示，不符合当时中国东北的实际，但对于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作战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毛泽东曾明确地说：“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即用此以援助苏联。”应该说，这是东北抗日战争中同苏联合作的题中之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即与苏联远东军有了接触。1934年，活动在黑龙江饶河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七军参谋长崔石泉，即与苏军交换过日伪的情报。1938年一二月间，东北抗联领导人赵尚志、戴洪滨、祁致中、周保中等先后进入苏联境内，进行过联络，只不过境遇不同。赵、戴、祁被苏联扣押，周则得到苏军支援，为其配备了电台、报务员并提供中共中央的报纸和书籍。1938年8月、1939年5月，日军先后挑起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苏联远东地区受到了日军的进攻。根据东北抗日战争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杨靖宇号召东北抗联将士，把东北抗日战争与反对日本进攻苏联的战争结合起来，扰乱伪满洲国的后方，有力打击日伪军。东北抗联的武装抗日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某种程度上牵制了日军北进攻击苏联的计划。对此，苏联顾问承认：“在东北，日军被迫留住大量关东军。”1942年8月1日抗联教导旅成立时，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阿巴纳辛科也承认：“中国抗日联军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给日寇沉重打击，你们在打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开端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并且用武装和鲜血帮助了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单枪匹马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从而对加强国际革命力量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你们还付出重大牺牲为苏联红军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感谢你们用生命和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在远东有效的防范起了重大作用。”日本人也承认：“由于满洲人民的反满抗日斗争，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关东军迫于讨伐，致使本来的目的——整备对苏战略体系，始终也不得进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军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由所谓的“中立”转向支持，由消极压制转向积极合作。主要体现在对退入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不再遣返;1939年5月，苏军释放了赵尚志等人，并为赵部提供了部分武器弹药和一部无线电台;1939年夏，苏联远东军为东北抗联第七军参谋长崔石泉、王效明部提供一批日式武器弹药。1939年9月，苏联远东军接受冯仲云提出的在伯力召开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会议的要求。在1940年第一次伯力会议上，周保中与苏军达成了一些协议：苏军答应抗联战斗失利后可以进入苏联境内;苏军接纳并提供帮助。

　　从1940年秋冬开始，东北抗联各部陆续撤到苏联境内休整，由苏军负责进行建立整训。1942年8月，经东北抗联领导人提议，苏军同意，分散在南北野营的东北抗联部队集中起来，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旅长周保中，政治委员张寿篯(即李兆麟)，参谋长崔石泉(即崔庸健)。9月13日，经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了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以周保中、崔石泉等13人为委员，以崔石泉为书记。这样，在苏军帮助下，东北抗联及党组织统一了领导，保存了实力，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好了准备。

　　在苏联境内进行整训期间，东北抗联在生活、学习及军训等诸方面，都得到了苏联及苏军的支持与援助。同时，东北抗联小部队派遣人员潜回东北，主要任务是：收集日伪军事部署和交通运输的情报;进行反满抗日宣传;寻找失散的东北抗联人员，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的组织;消灭日伪汉奸和破坏敌人交通设施。这种小部队活动少则3至5人，多则几十人，累计人数在300人以上。据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所编《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记载，1942年抗联小部队活动情况如下：“遁入苏联境内之共匪帮(东北抗日联军系统匪)于远东军司令部指令下，在伯力等地所设野营学校(谍报、谋略人员培训所)进行教育训练，随时接受对满谍报、思想工作指令而被派回满洲。本期宪兵所知匪徒(按：日寇对抗联的污称)扰乱治安情况为：交战22次，袭击78次，谍报74次，合计为174次”。

　　经过小部队5年长期的侦察活动，积累了详细的有关日伪的情报。据周保中夫人王一知回忆：“在军事情报中，我们对日寇十七个筑垒区的军事意图，敌人沿边界线的一些军事设施，如码头、飞机场、飞机架数、机库数量、伪装情况，都能基本掌握。在经济情报中，我们对日寇在东北的主要军事工厂、交通、矿山的规模、日军医院、多少张病床，以及日寇对中国工人农民的法西斯统治，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们还将东北的地理、地貌与日军兵力部署的情况制成各类图表。总之，凡是对军事行动有重大影响的情报，都是我们所侦察的项目。为此我们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从1941年春至1943年夏，抗联从事小部队军事侦察工作不幸牺牲的同志在30人以上，如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原第三路军秘书长张中孚等。1945年8月，苏联对日作战前，苏军将抗联小部队侦察到的日军防御工事部署绘制成图，发到参战部队每一位连以上军官手里。东北抗联小部队活动，为苏军解放东北作出了重大贡献。

　　8月8日，苏军对日作战后，东北抗联教导旅一小部分人员，分成若干小分队，配合苏军解放东北。而大部分人员的任务是：抢占战略要点，着手接收东北;抗联干部在各战略点上的主要负责人，一律担任苏军卫戍区副司令;东北抗联人员仍保持与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的隶属关系。抗联返回东北后，协助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各种反动势力，接收各城市，维持治安，建立政权，扩大武装，从而为中国共产党进军东北、经略东北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于东北抗联的历史功绩，斯大林等苏联主要领导人给予了表彰。1945年8月下旬，斯大林授予周保中、李兆麟、王效明、王明贵4人红旗勋章;苏联远东第一军区司令夫绍斯基为李思孝(江玉华)颁发《斯大林嘉奖证书》。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专门作出决定，充分肯定了东北抗联配合苏军解放东北的重大作用：“‘八一五’东北光复初期，又协同苏联红军及八路军、新四军，最后击败日寇，解放了东北。是中国党光荣历史不可分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东北抗战中国际合作是实质性的，其作用是巨大的，其影响是深远的。但是，长期以来，关于抗联与朝鲜革命军及苏军的合作抗日，却很少有人研究，也没有给予充分的肯定。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中共中央对东北抗联不太了解，双方失去联系长达10年之久;二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长期受到王明、康生思想影响。而后来，王明的“左”倾路线受到了批判，康生则被打倒，致使抗联研究成为“禁区”;三是东北抗联历史上还有许多争议问题没有解决，即使幸存的抗联老干部老战士对一些问题也没有统一意见，因而影响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四是建国后受国际关系影响，如中苏之间发生的论战、中苏珍宝岛军事冲突。同时，中朝关系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出现的波动等，中苏朝关系的变化也影响了对抗联国际合作的研究;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抗联干部被扣上叛徒、特务的帽子被打倒。这些因素，导致对抗联与朝鲜革命军及苏军的国际合作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无人问津。改革开放后，这种局面有了改变。1986年4月，中共中央在批示同意的《东北抗日联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纪要》中，对于东北抗联与朝、苏军合作抗战问题，给予了全面的肯定性评价：“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体现着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人民抗日武装。它的指战员同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战士并肩战斗，在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斗争中，结成了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战斗友谊。它的斗争，对于日本法西斯入侵苏联的企图和武装挑衅，起了牵制作用。它在后期同苏联远东军建立的协同作战的关系，是各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中互相支援、共同对敌的关系。”中共中央的肯定性评价促进了对抗联史研究，但主要体现在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及对一般问题的研究上，而对抗联的国际合作研究，却毫无进展。如今，抗战胜利已经70余年，政治与学术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在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东北抗联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在阅兵式上，首次出现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方阵;东北三省省委按照中央的批示，也召开了“弘扬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学术研讨会”。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应该趁此东风，加强东北抗联研究，尤其应该加强东北抗战中的国际合作研究，以凸显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并告慰东北抗联英烈的在天之灵!

　　总之，东北与朝、苏军之间的国际合作，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东北抗日战争中的国际主义精神必将永载史册，光耀千秋!

　　(原载：第2期 2017年3月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简介]刘信君(1962—)，男，内蒙古赤峰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中国东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