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和援绥抗日（上）
来源：钱占元   2020-01-11 21:12:24

　　2005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60年前，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让我们随钱占元先生的这篇纪念文章一同回到那如火如荼的年代，去感受那悲壮的历史，重温那英雄的故事......

　　1936年冬，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三十五军军长、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指挥部队，打败了日伪军对绥远的进犯，这就是令国人注目的绥远抗战。这是1931年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抗击侵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在全国各族各界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鼓舞了亿万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毛泽东称绥远抗战是 “全国抗战之先声”。

　　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1933年2月，日军出关进犯热河省，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百余日军骑兵轻取省会承德，全省沦陷。随后，日本侵略军南下，向长城线上的各要隘关口进攻，企图占领北平、天津，吞并华北。在全国人民的抗日声浪推动下，中国守军发动了长城抗战。尽管中国官兵英勇杀敌，以鲜血和生命打退日军，但南京政府急于与日方妥协，签订了完全由日方提出的《塘沽协定》，使华北的门户洞开，最终长城抗战以失败而告终。

　　《塘沽协定》使日本侵略者占有东北和热河合法化，并在绥东、察北、冀东地区自由出入。但日本的侵略野心极大，下一个目标是占领资源富集的华北地区(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平津二市)，于是在1935年制造了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连串事件，其中有臭名昭著的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史称华北事变。华北事变是日本通过策动“华北五省区自治运动”，扶植傀儡政权，攫取华北大部分主权，以便大量掠夺资源，排挤我国民族工商业的侵略行径，从而使中华民族危机日渐加深。

　　华北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察北6县，侵略矛头指向绥远，在绥远设立特务机关、在归绥、包头、萨拉齐、集宁、丰镇等地收集情报，收买民族上层，制造民族矛盾，扰乱社会治安。1936年2月，日本支持亲日的苏尼特右旗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和蒙奸李守信拼凑了“蒙古军司令部”，辖两个军8个师，约一万多人，由德王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李守信任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驻守察北地区，准备犯绥。5月12日，德王在日军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的扶植下，成立了“蒙古军政府”，改成吉思汗纪年，易帜为“蒙古旗”成为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之后又一个傀儡政权。为了扩充兵力，日本还将流窜于察绥地区的土匪和散兵游勇，组成约5000多人的“大汉义军”，土匪头子王英任总司令，孙万庆、雷中田任副司令;还拼凑了由王道一为总司令的“西北防共自治军”。这样，由日本出钱出武器、出教官，受日本指挥的为侵略绥远卖命的伪蒙汉反动武装达到2万多人。

　　在华北和绥远危机之际，中国共产党积极鼓励和支持傅作义将军坚决抗日。早在1933年6月，党派张经武为代表秘密到归绥，会见了傅作义，动员他参加抗日;1936年8月，又派南汉宸到归绥，将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傅作义。信中指出：伪蒙古军威胁绥远，“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10月25日，再派彭雪枫带毛泽东的又一封信去见傅作义，再度鼓励将军抗战，更加坚定了傅作义的抗日决心。为取得包括保卫红格尔图、收复百灵庙、大庙的绥远抗战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保卫红格尔图之战

　　绥远是通往西北的要冲，日本觊觎绥远是为了打开侵略西北各省的门户，进而切断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1936年10月5日，日本关东军参谋、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在化德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大汉义军”为前锋，蒙古军两个军为左右两翼，分三路进犯绥东。同时日军在伪蒙军中配备了军事顾问，调用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投入侵略战争。

　　傅作义将军侦察到日伪进犯绥东的敌情后，于11月8日，召开军事会议，命令骑兵一师师长彭毓斌、步兵二一一旅旅长董其武为绥东防守总指挥官和副总指挥官;骑兵二师师长孙长胜、步兵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绥北防守总、副指挥官。他向指挥官们强调指出，绥远抗战关系重大，胜则奠定抗日基础，败则前途堪忧，全体官兵要竭力克敌致胜。

　　红格尔图位于绥远大青山北，陶林县(今察右中旗)的一个小镇，为绥东的门户，军事战略要地。日伪军经过数月筹划，由前敌总指挥、汉奸王英率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连，于11月13日夜，在3架日机轮番轰炸和炮火的猛轰下，向红格尔图绥军阵地发起进攻。防守绥军薄弱，只有两个骑兵连和一个机枪连总共300多人和当地蒙旗骑兵100多人。面对强敌，绥军奋力抵抗到14日，以少胜多打退日伪军。15日下午，1000多日伪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次发动进攻，又被绥军击退。16日傅作义将军亲莅集宁前线坐镇指挥，并有骑兵一师彭毓斌部和步兵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率部增援，增强了守军的必胜信心。当日晨，由田中吉隆亲自指挥日伪军5000多人，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又向绥军猛攻。战斗中当地各界群众为守军运送弹药、抬担架、送水送饭。绥军不怕牺牲，英勇杀敌，打退了日伪军的7次进攻。战至18日，董其武率部出敌不意，攻克位于红格尔图东北的日伪军指挥部土城子村，日伪军几乎全军覆没，狼狈向商都方向逃窜。绥军骑兵部队奋勇追击至察哈尔境内。从14日至18日，红格尔图之役激战5昼夜胜利结束。此役歼敌400多人，俘敌300多人，其中有日军数人，包括日电台台长;缴获汽车、大车、电台等大量军用物品。绥远抗战首战告捷，重创了日伪军，守住了红格尔图要塞，极大地鼓舞了绥远军民的士气，为收复百灵庙奠定了基础。

　　乘胜收复百灵庙

　　百灵庙位于绥远省会归绥西北170公里，是绥北宗教、贸易、交通的中心，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驻有日本特务机关和伪蒙军第七师。田中隆吉在红格尔图之役失败后并不死心，又在百灵庙疯狂备战，先后调王英伪军金宪章、石玉山的两个旅和察北伪蒙军约5000人，集结百灵庙，并运来大批武器、弹药和面粉等作战物资。

　　1936年11月20日，傅作义在归绥分析敌情后，决定乘胜收复百灵庙，粉碎日伪军的威胁，任命孙长胜、孙兰峰为收复百灵庙的前敌总、副部指挥、率领3个步兵团和炮兵、装甲车、汽车队，于11月22日在百灵庙东南约70公里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带集结。战前孙兰峰率团以上干部，化装成商人到百灵庙周围侦察敌情，熟悉地形，把指挥所设在百灵庙东南一地。

　　23日夜阴云密布，气温降至摄氏零下25度，遍地积雪，道路难辨。各级指挥官用指北针确认方向。午夜12时，攻城部队按时到达百灵庙周围指定位置。突然一发信号弹划破夜空，部队总指挥下达全线出击令，各部队向指定方面发起进攻。日伪军虽有坚固的工事，却因深夜无人防守，伪军大乱。百灵庙日军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气急败坏地抽出指挥刀亲自督战，拼死阻击，激战4小时之久，绥军受阻。孙长胜、孙兰峰为防止天亮后敌人援军赶到，下令炮兵集中火力掩护装甲车队和步兵猛攻，要求黎明前歼敌。孙兰峰跛着负伤的腿亲临前线指挥，所有官兵奋勇杀敌，杀敌声震撼山谷，在硝烟中攻入城里，与敌展开巷战，日伪军惊慌失措，一个排伪军倒戈，掉转枪口向敌指挥部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等率残部，乘汽车向东北方向的大庙(锡拉木伦庙)逃去。24日晨，城里的日伪军被击溃，收复了百灵庙。此役毙敌300多人(包括日军20多)，伤敌600多人，俘敌400多人;缴获各种炮13门、机枪20挺、步枪600余支、子弹甚多、电台3部、汽油500余桶、面粉2万多袋以及军用地图、战马和其他物资。傅作义部队也伤亡300多人。

　　收复百灵庙之后，日伪军不甘失败，连日派飞机在百灵庙狂轰滥炸，寺庙和民房多被炸毁。田中隆吉指使胜岛角芳和王英伪军副司令雷中田，于12月2日夜，率日伪军4000多人由大庙再犯百灵庙。孙兰峰早有准备，于3日拂晓对山坡上翻穿白茬羊皮大衣的日伪军用机枪射击，当场击毙雷中田，共毙伤敌人500多，俘获200余人，其余逃窜，粉碎了日伪军再占百灵庙的图谋。

　　瓦解伪军，收回大庙

　　红格尔图、百灵庙之役后，日伪军军心浮动，多数官兵想摆脱日军控制，弃暗投明。傅作义将军发布公告，对伪军晓明大义，对投诚者予以重奖。王英的“大汉义军”中的石玉山、金宪章旅长看到今后出路，便派人与傅作义军联络。傅将军提出以捕杀日本顾问为先决条件。12月7日和8日，石玉山和金宪章率4000多伪军，当众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7人悉数处决，又歼灭了盘踞大庙的伪蒙军第七师2000多人，缴获全部装备。于9日，正式通电起义，极大地削弱了日伪军的实力。绥远部队的士气大振。

　　在有利形势下，傅将军下令收复日伪设在绥远的最后一个巢穴大庙。12月10日，绥军向大庙发起攻击，困守大庙的日伪军一击即溃，所有装备、弹药全部被缴获。12月17日，“大汉义军”又有安华亭、王子修两个旅反正。至此，“大汉义军”基本瓦解。日伪蒙军残部龟缩察北一带。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发生在塞北边陲的绥远抗战，保卫了绥远、保卫了西北，其意义和影响深远，表达了全国亿万人民坚决抗日的心声，有力地证明对日本的侵略决不能妥协退让，只有奋起抵抗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同时对西安事变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先声。

　　(原载：塞外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