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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抗战和援绥抗日(上)
来源:钱占元   2020-01-11 21:12:24

  2005年是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60年前,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一道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让我们随钱占元先生的这篇纪念文章一同回到那如火如荼的年代,去感受那悲壮的历史,重温那英雄的故事......

  1936年冬,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三十五军军长、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指挥部队,打败了日伪军对绥远的进犯,这就是令国人注目的绥远抗战。这是1931年日本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抗击侵略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在全国各族各界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极大地鼓舞了亿万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毛泽东称绥远抗战是 “全国抗战之先声”。

  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占领地。1933年2月,日军出关进犯热河省,省主席汤玉麟不战而逃,百余日军骑兵轻取省会承德,全省沦陷。随后,日本侵略军南下,向长城线上的各要隘关口进攻,企图占领北平、天津,吞并华北。在全国人民的抗日声浪推动下,中国守军发动了长城抗战。尽管中国官兵英勇杀敌,以鲜血和生命打退日军,但南京政府急于与日方妥协,签订了完全由日方提出的《塘沽协定》,使华北的门户洞开,最终长城抗战以失败而告终。

  《塘沽协定》使日本侵略者占有东北和热河合法化,并在绥东、察北、冀东地区自由出入。但日本的侵略野心极大,下一个目标是占领资源富集的华北地区(当时包括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平津二市),于是在1935年制造了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连串事件,其中有臭名昭著的 《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史称华北事变。华北事变是日本通过策动“华北五省区自治运动”,扶植傀儡政权,攫取华北大部分主权,以便大量掠夺资源,排挤我国民族工商业的侵略行径,从而使中华民族危机日渐加深。

  华北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察北6县,侵略矛头指向绥远,在绥远设立特务机关、在归绥、包头、萨拉齐、集宁、丰镇等地收集情报,收买民族上层,制造民族矛盾,扰乱社会治安。1936年2月,日本支持亲日的苏尼特右旗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和蒙奸李守信拼凑了“蒙古军司令部”,辖两个军8个师,约一万多人,由德王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李守信任副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驻守察北地区,准备犯绥。5月12日,德王在日军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的扶植下,成立了“蒙古军政府”,改成吉思汗纪年,易帜为“蒙古旗”成为日本控制的伪满洲国之后又一个傀儡政权。为了扩充兵力,日本还将流窜于察绥地区的土匪和散兵游勇,组成约5000多人的“大汉义军”,土匪头子王英任总司令,孙万庆、雷中田任副司令;还拼凑了由王道一为总司令的“西北防共自治军”。这样,由日本出钱出武器、出教官,受日本指挥的为侵略绥远卖命的伪蒙汉反动武装达到2万多人。

  在华北和绥远危机之际,中国共产党积极鼓励和支持傅作义将军坚决抗日。早在1933年6月,党派张经武为代表秘密到归绥,会见了傅作义,动员他参加抗日;1936年8月,又派南汉宸到归绥,将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傅作义。信中指出:伪蒙古军威胁绥远,“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10月25日,再派彭雪枫带毛泽东的又一封信去见傅作义,再度鼓励将军抗战,更加坚定了傅作义的抗日决心。为取得包括保卫红格尔图、收复百灵庙、大庙的绥远抗战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保卫红格尔图之战

  绥远是通往西北的要冲,日本觊觎绥远是为了打开侵略西北各省的门户,进而切断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联系。1936年10月5日,日本关东军参谋、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在化德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大汉义军”为前锋,蒙古军两个军为左右两翼,分三路进犯绥东。同时日军在伪蒙军中配备了军事顾问,调用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投入侵略战争。

  傅作义将军侦察到日伪进犯绥东的敌情后,于11月8日,召开军事会议,命令骑兵一师师长彭毓斌、步兵二一一旅旅长董其武为绥东防守总指挥官和副总指挥官;骑兵二师师长孙长胜、步兵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绥北防守总、副指挥官。他向指挥官们强调指出,绥远抗战关系重大,胜则奠定抗日基础,败则前途堪忧,全体官兵要竭力克敌致胜。

  红格尔图位于绥远大青山北,陶林县(今察右中旗)的一个小镇,为绥东的门户,军事战略要地。日伪军经过数月筹划,由前敌总指挥、汉奸王英率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连,于11月13日夜,在3架日机轮番轰炸和炮火的猛轰下,向红格尔图绥军阵地发起进攻。防守绥军薄弱,只有两个骑兵连和一个机枪连总共300多人和当地蒙旗骑兵100多人。面对强敌,绥军奋力抵抗到14日,以少胜多打退日伪军。15日下午,1000多日伪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次发动进攻,又被绥军击退。16日傅作义将军亲莅集宁前线坐镇指挥,并有骑兵一师彭毓斌部和步兵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率部增援,增强了守军的必胜信心。当日晨,由田中吉隆亲自指挥日伪军5000多人,在飞机、炮火的掩护下,又向绥军猛攻。战斗中当地各界群众为守军运送弹药、抬担架、送水送饭。绥军不怕牺牲,英勇杀敌,打退了日伪军的7次进攻。战至18日,董其武率部出敌不意,攻克位于红格尔图东北的日伪军指挥部土城子村,日伪军几乎全军覆没,狼狈向商都方向逃窜。绥军骑兵部队奋勇追击至察哈尔境内。从14日至18日,红格尔图之役激战5昼夜胜利结束。此役歼敌400多人,俘敌300多人,其中有日军数人,包括日电台台长;缴获汽车、大车、电台等大量军用物品。绥远抗战首战告捷,重创了日伪军,守住了红格尔图要塞,极大地鼓舞了绥远军民的士气,为收复百灵庙奠定了基础。

  乘胜收复百灵庙

  百灵庙位于绥远省会归绥西北170公里,是绥北宗教、贸易、交通的中心,四面环山,易守难攻,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驻有日本特务机关和伪蒙军第七师。田中隆吉在红格尔图之役失败后并不死心,又在百灵庙疯狂备战,先后调王英伪军金宪章、石玉山的两个旅和察北伪蒙军约5000人,集结百灵庙,并运来大批武器、弹药和面粉等作战物资。

  1936年11月20日,傅作义在归绥分析敌情后,决定乘胜收复百灵庙,粉碎日伪军的威胁,任命孙长胜、孙兰峰为收复百灵庙的前敌总、副部指挥、率领3个步兵团和炮兵、装甲车、汽车队,于11月22日在百灵庙东南约70公里的二分子、公胡同一带集结。战前孙兰峰率团以上干部,化装成商人到百灵庙周围侦察敌情,熟悉地形,把指挥所设在百灵庙东南一地。

  23日夜阴云密布,气温降至摄氏零下25度,遍地积雪,道路难辨。各级指挥官用指北针确认方向。午夜12时,攻城部队按时到达百灵庙周围指定位置。突然一发信号弹划破夜空,部队总指挥下达全线出击令,各部队向指定方面发起进攻。日伪军虽有坚固的工事,却因深夜无人防守,伪军大乱。百灵庙日军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气急败坏地抽出指挥刀亲自督战,拼死阻击,激战4小时之久,绥军受阻。孙长胜、孙兰峰为防止天亮后敌人援军赶到,下令炮兵集中火力掩护装甲车队和步兵猛攻,要求黎明前歼敌。孙兰峰跛着负伤的腿亲临前线指挥,所有官兵奋勇杀敌,杀敌声震撼山谷,在硝烟中攻入城里,与敌展开巷战,日伪军惊慌失措,一个排伪军倒戈,掉转枪口向敌指挥部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七师师长穆克登宝等率残部,乘汽车向东北方向的大庙(锡拉木伦庙)逃去。24日晨,城里的日伪军被击溃,收复了百灵庙。此役毙敌300多人(包括日军20多),伤敌600多人,俘敌400多人;缴获各种炮13门、机枪20挺、步枪600余支、子弹甚多、电台3部、汽油500余桶、面粉2万多袋以及军用地图、战马和其他物资。傅作义部队也伤亡300多人。

  收复百灵庙之后,日伪军不甘失败,连日派飞机在百灵庙狂轰滥炸,寺庙和民房多被炸毁。田中隆吉指使胜岛角芳和王英伪军副司令雷中田,于12月2日夜,率日伪军4000多人由大庙再犯百灵庙。孙兰峰早有准备,于3日拂晓对山坡上翻穿白茬羊皮大衣的日伪军用机枪射击,当场击毙雷中田,共毙伤敌人500多,俘获200余人,其余逃窜,粉碎了日伪军再占百灵庙的图谋。

  瓦解伪军,收回大庙

  红格尔图、百灵庙之役后,日伪军军心浮动,多数官兵想摆脱日军控制,弃暗投明。傅作义将军发布公告,对伪军晓明大义,对投诚者予以重奖。王英的“大汉义军”中的石玉山、金宪章旅长看到今后出路,便派人与傅作义军联络。傅将军提出以捕杀日本顾问为先决条件。12月7日和8日,石玉山和金宪章率4000多伪军,当众将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7人悉数处决,又歼灭了盘踞大庙的伪蒙军第七师2000多人,缴获全部装备。于9日,正式通电起义,极大地削弱了日伪军的实力。绥远部队的士气大振。

  在有利形势下,傅将军下令收复日伪设在绥远的最后一个巢穴大庙。12月10日,绥军向大庙发起攻击,困守大庙的日伪军一击即溃,所有装备、弹药全部被缴获。12月17日,“大汉义军”又有安华亭、王子修两个旅反正。至此,“大汉义军”基本瓦解。日伪蒙军残部龟缩察北一带。绥远抗战胜利结束。

  发生在塞北边陲的绥远抗战,保卫了绥远、保卫了西北,其意义和影响深远,表达了全国亿万人民坚决抗日的心声,有力地证明对日本的侵略决不能妥协退让,只有奋起抵抗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同时对西安事变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先声。

  (原载:塞外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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