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的通电》,号召全国人民积极援绥抗日。在绥远抗战期间,全国各族各界知名人士、爱国学生、社会团体、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以及广大群众,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掀起波澜壮阔的声援绥远军民抗日的热潮。慰问电函雪片似的飞来,援助抗日的现金和物资源源不断地寄往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和电台,把绥远抗战和援绥抗日列为报道的中心内容。全国各地组织的各种前线慰问团、慰问队、战地服务团、抗日救亡演出队纷至沓来,慰问绥远军民,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前所未有。位于内蒙古西部的绥远成了海内外华人注目的中心。
1936年11月25日,以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为团长的上海慰问团,带着全市人民募捐的10万银元慰问金乘专机率先抵绥。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和抗日将领亲莅新城东门外机场热烈欢迎。黄炎培在慰问宣言中赞扬:“绥远诸位将领、长官和全体士兵单独负此责任(打击日伪军的进犯),在冰天雪地之中,浴血奋斗,教吾们全国民众何等感激!何等兴奋!所带来的区区款项,仅仅表示我们感激兴奋的情绪万分之一罢了......同人还有一层感想,人之爱国,谁不如我。诸君为守御国土,不惜捐弃身家......”慰问团返沪后,黄炎培在上海《申报》发表了《绥远劳军一瞥》,向市民介绍了援绥慰问的情况和观感。同日,被拘押在上海警察局的“七君子”之一沈钧儒身陷囹圄,心系抗日,连夜赋诗:“战报入眼起惊呼,我军昨复百灵庙。反攻杀敌数载无,人人振奋称神妙。......”
是年11月下旬,上海妇女界领袖、国民党左派廖仲凯的夫人、国画家何香凝女士在沪举办个人画展,展出180幅作品,将全部门票收入寄至归绥,慰劳抗日将士。何女士还召开妇女援绥后援会,号召妇女欲求男女平等,必须尽忠国家,积极参加募捐。全国各地妇女界发起“为绥远抗日将士织毛衣、手套、缝棉衣”的援绥行动,清华大学的教授夫人们把学校食堂作为临时被服厂,朱自清夫人陈竹隐、冯友兰夫人载坤、张申府夫人刘清扬等一边缝,一边唱道:“大食堂,缝衣裳,送给绥远将士穿着上战场”。浙江慈溪县的一孀妇严陈氏,其夫在东北煤矿被日本人杀害,她将12万元遗产捐献出来。云南昆明一位老夫人李褚氏,临终前嘱咐儿子丧事简办,将省下的钱寄给绥远前线军队。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听到绥远抗战的佳音,全体决定吃窝窝头一个月,节约700元汇寄绥远前方以慰绥军。西安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贞亲自担任十七路军眷属主任,三天募捐到7000多元。妇女界援绥抗日感人肺腑的事迹不胜枚举。
在援绥抗日的募捐中,最踊跃、最积极的首推教育界,平津两市学校师生员工从11月中旬,通过举办游艺会、讲演会、体育比赛等集资捐款。清华、燕京等校学生发起“捐十万件皮衣”运动,为绥远将士捐献寒衣。天津学生援绥后援会同时发出捐款和送寒衣活动,各校女生纷纷参加为绥军战士缝棉衣、手套、毛袜等,共缝军衣1万套。上海、武汉、济南、重庆、广州等全国各大城市学校师生如火如荼地投入募捐活动。北平《蒙藏月报》第九卷第一期发表了《送寒衣》歌词:“送寒衣,送寒衣,寒衣送到征人知,针针缝就热情肠,送给英雄豪情飞,冲锋杀敌不顾身,登城先夺太阳旗,那管满天霜露冷,奇兵夜袭倭奴儿。”上海学生在送给战士的衣服兜里写的慰问信说:“千针缝,万针缝,送给绥远将士杀敌去冲锋......”表达了他们对抗日将士的一片真情。
工商界也不甘落后,上海总商会会长王晓籁和其他商界代表于11月下旬携10万元捐款入绥慰问;棉纺业共捐万元;各银号将冬季宴客之资悉数援绥。厦门、汉口、广州等地的商店也踊跃捐款。全国邮政工会发出援绥号召,要求邮电职工积极捐款。平汉、粤汉两条铁路员工共捐款3万多元。河南焦作中福煤矿工人决定捐出一日工资共约3000多元。汉阳兵工厂工人共捐出4000多元。
群众的捐献义举也影响了军政界要员,闫锡山遵其父命将87万遗产捐作战款,山西高级将领赵承绶、李服膺、周玳等每人至少万元,共捐出110多万元。国民党军政要员张学良、孔祥熙等每人也捐出万元以上;立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等分别致电傅作义慰问抗日将士;孙科、张继等发起组织了“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
宗教界提出“不分信仰一致救国”的口号,太原回教领袖马君图等联名致函全国伊斯兰教徒:号召教徒总动员,“爱我五千年文明之大中华”。全国各清真寺动员所有教徒都尽力捐献,以壮士气而寒敌胆。全国佛教代表大会于11月下旬在沪举行,向各寺教徒发出捐赠声援绥远的号召。天主教主教陆伯鸿在上海发起教胞捐款援绥的号召,并电请北平中央医院医护人员携药品赴绥为伤病战士服务。据报道,天主教医护人员的救护工作非常出色。基督教大牧师赵晋卿、周志禹、陈和相等在沪召开教堂代表会,决定成立基督教战区救济会,并捐款捐物投入援绥工作。
海外侨胞奋起援绥争先恐后。当绥远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海外,旅欧侨胞甚为兴奋,组织起全欧华侨抗日救国会,向傅作义将军致电:“望坚持抗敌到底,海外侨胞誓为后盾”。当听到国民政府逮捕章乃器等七君子的消息,立即向南京发电:救国会领袖七人被捕,“正寇攻绥方急,正应团结抗日,何乃自毁长城?”侨界名流陈嘉庚先生从南洋捐出巨资捐给绥远军队。菲律宾华侨王文堑、林少梅在返回故里完婚之际,适逢援绥抗日之机,欣然将结婚节约的费用寄至归绥,以表一片爱国之心。旅英学生、华商会等纷纷响应救国会“一日援绥款”号召,汇出1000英镑的援绥捐款。
自愿为抗击日伪助一臂之力的还有江苏、山西、福建等省的监狱犯人(多为政治犯)提出“绝食一日”省出囚食,悉数捐给前方将士,他们表示:“宁愿饿肚一日,也要节省出饭钱支前杀敌。”一些大城市流落的游民、乞丐也组织起劳务队,将劳动所得和政府津贴的两日伙食费寄至绥远前方。又如青岛一乞丐头将半月讨要所得的四毛九分钱送交银行汇绥劳军。
截止1936年底,来自全国各族各界捐献的款物折款500多万元,其中现款就达300多万元,可供绥远军队一年的军饷有余,《大公报》代收津、沪两市的捐款共23万元之多;捐献的皮衣、棉衣、鞋袜、毛毯、白布、药品、医疗器械、饼干、罐头等物品在仓库堆积如山,还有大量金银玉器等贵重饰物,充分表现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的爱国热忱。
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2月,先后有43个群众团体莅绥进行慰问活动。其中著名的有:1936年12月初,中共中央派出以南汉宸为首的慰问团,向三十五军抗日将士赠送了写着“为国御侮”的锦旗,表示只要绥远需要,红军抗日先遣队将立即开赴前线,给了绥远将士巨大鼓舞。紧接着北平市民战地服务团、北大抗战后援会、清华大学绥远战地服务团、北平学联代表团等先后抵绥,其中有中共地下党员郑天翔、著名女作家谢冰心、文化名人雷洁琼等从上海到北平参团。还有山东齐鲁大学慰问团、华北战地妇女看护所、太原妇女看护所、南京妇女慰问团、上海妇女儿童慰问团、新安儿童赴绥旅行团......他们肩负着家乡父老乡亲们的嘱托,千里迢迢来绥慰问抗日将士。由太原女子师范组成的看护队,分两批来绥。第一批由地下党员宋维静带领27人,于12月21日抵绥。经几天的实习,28日,她们到绥远公教医院投入护理工作,有的到手术室当助手,有的在病房给伤员喂水、喂饭、换药、包扎绷带,有的帮助伤员洗脸洗手,整理病床和室内外卫生#挤时间代伤员写家信、分发慰问品、读报,队员们还组织游艺会、演出节目,一切为了伤病员尽快康复,重返抗日前线。期间她们挤时间赴百灵庙等地慰问戍边部队。为了表示感谢,傅作义将军赠送给她们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妇女身,壮士志,赴绥远,护战士。”1937年2月7日,第二批看护队11人抵绥,分配在正风中学临时医院和旧城宽巷子兵站医院,投入紧张的服务工作,临别时傅作义将军赠给她们每人一枚援绥纪念章。
在援绥抗战活动中,全国文艺界引人注目。1937年1月21日,以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为团长的“上海妇女儿童前线慰问团”一行39人抵绥,其中有著名编导和演员崔嵬、袁牧之,音乐家吕骥、陈良模等。当晚他们不顾路途劳顿即到归绥各医院慰劳伤病员,并将《慰劳团告前方将士书》转送绥远各部队,表达上海人民援绥抗日的心声。她们在“九一八”纪念堂演出两场抗日剧目,场场暴满。在演《放下你的鞭子》中,崔嵬饰父、陈波儿饰女儿,剧本控诉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当女儿真切感人地哭诉其父女被日本人残害的悲惨情景时,台上演员流泪,台下群众抽泣,观众中不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接着演出了新创作的表现蒙汉民族团结抗日的短剧《张家店》,最后是6位男女演员和儿童组成的合唱队,由崔嵬指挥,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观众抑制不住激情,站起来也跟着唱,把演出推向高潮。音乐家吕骥还为绥军谱写了《三十五军军歌》,在街头向市民教唱救亡歌曲。2月9日,以张瑞芳为首的第二批“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一行9人抵绥,携带大批慰问品,轮流到各医院,慰问伤病员,进行演讲,演出小节目,教唱救亡歌曲。这些来自大城市的文艺工作者和学生、儿童在演出之后,还顶风冒雪,颠簸数日翻越大青山,来到大调、乌兰花、百灵庙慰问抗日将士,表达全国人民誓做前方战士的后盾的决心。谢冰心为抗日英烈撰写传记。著名记者范长江亲赴阵地采访,写出报告文学《壮哉,红格尔图》,报道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
1937年3月15日,绥远各族军民3万多人,在公主府前的抗日烈士陵园举行了“绥远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国民党中政会主席汪精卫、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闫锡山,著名学者傅增湘、傅斯年,文艺界代表崔嵬、吕骥、张瑞芳,北平学联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代表陆平等参加了大会。会上宣读了蒋介石、汪精卫、闫锡山及北平学联和“民先”等的祭文。傅作义致悼词:此役凭着将士热血的沸腾,终于战胜一切,保卫了绥远领土完整,恢复了丧失的民族自信心,感谢国人节衣缩食,服务前线的爱国之情。大会还收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从延安发来的唁电:“诸将士英勇杀敌成仁取义,伟大精神是以昭示后世,风励全国。”
绥远抗战虽然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规模并不算大,却能唤起全国各族人民声势浩大的援绥抗日运动,是因为代表了亿万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共同意志,他们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义举永载中华民族的史册。
(原载:塞外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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