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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绥远抗战胜利原因探析
来源:韩艳娟   2020-01-12 15:48:07

  绥远抗战是中国军队在绥远省地区抗击日伪军进攻的作战,爆发于1936年8月,历时近5个月,由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傅作义领导。绥远抗战主要包括三次战役,即:红格尔图战役、百灵庙大捷、收复大庙。绥远抗战的胜利使日军在绥远的优势丧失殆尽,鼓舞了全民的抗日士气,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对绥远抗战胜利的原因进行探析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以马克思唯物主义史观作为理论依据,从主客观两方面分析胜利原因,认为傅作义能够领导绥远抗战取得胜利主要是由三个原因促成的。

  一、傅作义受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

  傅作义生于1895年,时值中日甲午战争。他在国家民族任人宰割、欺凌的年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傅作义6岁入私塾受启蒙教育,10岁入荣河县立小学堂,13岁入运城河东中学堂。课外他喜读《三国演义》、《说岳全传》、《水浒》等小说,书中人物的忠义之行和爱国精神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后来的抗日活动中,他常以岳飞的言行和精神来鼓励自己和部将,由此可见传统历史文化对他的影响。1910年,15岁的傅作义决心弃文经武,毅然考入了山西陆军小学。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满腔热诚的投身革命,剪掉了辫子,参加了光复山西的起义。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傅作义又谋划刺杀袁世凯,但未遂愿。傅作义在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了北京清河陆军中学,后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1918年毕业,时年23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在傅作义身上体现了出来。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我东三省三个月即沦陷敌手。对此,傅作义痛恨之极,在绥远向所属部队全体官兵进行抗日动员,响亮提出“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1](P4) 的口号,并规定部队早晚点名后,齐声高呼:“誓保国土,以尽责任,不惜牺牲,以雪耻辱”[2](P4) 。同时,专就对日作战的战术,开展战前大练兵。这些行为,都充分表现了傅作义大义凛然的爱国情怀。

  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我长城一线遂宣告急。傅作义将军于1933年1月5日,主动要求率部抵抗侵略。5月初,傅作义率35军开赴北平外围的密云、怀柔一线战场,同日军西蒙义一师团展开恶战。敌人在飞机、大炮、坦克、步兵的协助下,日夜狂攻,我官兵愈战愈勇,击退了西蒙义一的14次进攻,最终守住了阵地,取得了胜利。但是,就在痛击日军之时,南京国民政府竟与日方达成了停战协定,要求傅作义诸部撤出阵地。后来,经过交涉,决定双方同时后撤,傅作义才忿然下令撤兵。

  长城抗战结束后,日本将它的侵略魔爪又伸入绥远,这更激怒了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傅作义。在多次请缨未成之后,他决定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商讨反击问题。1936年11月8日便召开营以上军官秘密军事会议,会上傅作义坚定的表示:“日寇占我察北,又犯我绥东、绥远,是我全军将士的耻辱。爱国军人守土有责,我们一定要打!”[5](P5) 最后会议决定,进攻侵略绥远的日军。

  二、国民党政府对日态度的转变

  傅作义能够领导绥远抗战取得胜利,和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某些转变,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最高当局蒋介石和晋省当局阎锡山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华北事变后,日军更加咄咄逼人,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这必然就加剧了它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冲突,而英美帝国主义的态度又左右着蒋介石政府的政策。1936年7月10日,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御侮之限度》的演说,他说他不能签订承认“满洲国”的协定。指出“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决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能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损害领土主权条约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2](152) 此后,蒋介石又指示外交部长张群在与日方谈判时还特别强调应提请日本政府必须注意“严肃取缔绥远事件发生”。9月18日,南京政府颁布命令,对傅作义在绥省“剿匪安民,保固边圉”的行动表示嘉奖和鼓励。10月21日,蒋介石又致电阎锡山,指出“绥远敌志在必得,且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3](P337) ,令阎锡山应“乘敌准备未完之前,决以优势兵力由平泉地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折断伪匪南北两路之联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4](P337) 蒋介石这种对绥远抗战的主动的态度,无疑对傅作义领导绥远抗战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晋系军阀阎锡山为了切身的利益,对绥远抗战也给予了一定的支持。1936年10月25日,在傅作义向他请示机宜时,他指示到:“以最近所筑的国防工事为据点进行抗战,但不要主动出击,以免激怒日军大举进犯,甚至将战火燃烧到山西。”随后,阎锡山命令王靖国的第19军、李服膺的第68师及独立第7旅、第8旅等部为援绥部队,先以第68师入绥,其余各部开赴晋北大同附近集结待命。阎锡山为了保住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利用晋绥人民的抗日情绪,以母亲的名义动用家私遗产支援绥远抗战,他对外声称:“奉慈母云:国难严重,……. 应即将尔父遗产八十七万元捐作救国之用,谅尔亦必乐为也”[4](P337)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阎锡山确以实际行动推进了绥远抗战的胜利。

  可以说正是由于国民党多方人物对绥远抗战的积极态度,除却了傅作义的后顾之忧,坚定了他的抗战信心。

  三、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全国人民援绥运动

  1935 年的《八一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就提醒全国人民应注意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正在积极实行成立“蒙古国”和“华北国”的计划。中共不仅从宣传上,而且从实际行动中给予傅作义以相当的援助。1931年,共产党员王若飞在包头被特务逮捕,傅作义没有象蒋介石对待陈延年等人那样加以杀害,而是判刑了事。王若飞在归绥“关押”期间,不断写《劝傅作义抗战书》等信件给傅作义,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傅作义也有书信往返,与王若飞共同探讨救国道路,这对傅作义坚定抗战起了重要作用。1935年底中共加强对内蒙工作的领导,傅作义的秘书中就有潘纪文、王一然、乌兰夫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这些人帮助傅作义为抗日做准备,并以发动民众的方法训练乡建指导员和“壮丁”,先后四期培训出乡建指导员 1200余人,壮丁10万余人。这些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帮助傅作义领导绥远人民修筑了绥东、归绥等地的国防工事,这就为后来绥远抗战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1936年秋,当局势最紧张的时候,中共中央派南汉宸秘密来绥,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鼓励傅抗战到底。信中写道:“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日,弟等决为后援。”[5](P82) 两个月后,毛泽东又致函傅作义,对其领导的初期对日作战予以高度评价:“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帅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以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敬可贺。”[1](P7) 红军的支持,对傅作义无异是雪中送炭,使傅作义得以把驻守在陕、绥边界用以对付红军的部队尽数东调,开赴抗日第一线。

  1936年9月,上海救国会发动三百个宣传队走上街头,进行援绥抗日宣传。接着,在华北、西北、华南等地,在当地救国会的领导下,也掀起了风起云涌的群众性援绥运动。北平的学生募集万件皮衣,各地女校赶制丝棉背心,上海学童捐助买早点和糖果的零钱,穷苦同胞节用汗血微资,援助绥远抗战。可以说,全国人民的这种以舆论为先声,以募捐为主要形式的援绥运动,不仅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使全国的军民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更给了傅作义抵抗到底的决心和勇气。

  傅作义绥远抗战的胜利,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观方面,傅作义长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其具有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在面临绥远危机时愤起抵抗。客观方面,国民党多方人物的支持,共产党的帮助以及全民援绥运动的推进,为傅作义解决了后顾之忧,使其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并最终取得了绥远抗战的胜利。

  【参考文献】

  [1] 董其武. 傅作义先生生平概述[A]. 傅作义生平[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2] 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 ( 第 2集)[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

  [3] 黄存林主编. 长城察绥抗战[M]. 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93.

  [4] 毛泽东书信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5] 高秋萍. 国民党起义将领[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原载:傅作义绥远抗战胜利原因探析 文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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