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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抗战时蒋介石的两副面孔
来源:魏宏运   2020-01-12 16:13:46

  在我国近代史上,蒋介石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古人曰: 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后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视角,对蒋介石褒贬不一是很自然的。我们不能只根据蒋的日记论事,应根据历史的实际发展来论述蒋的功过是非。

  一

  蒋介石提出安内攘外、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及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等一系列错误政策,使国土沦丧大半。当时,华北被肢解了,日伪殷汝耕政权的首府就设在与北平近在咫尺的通州。日军在平津地区经常演习,1936年11月2日,日驻屯军在平郊演习攻守战后,即分别由朝阳门广渠门入城,穿行市街,又集中西郊八宝山一带演习,由该军司令官田代检阅。由朝阳门入城者,经东四、东单、长安街、西单等地示威。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在大沽军演,汉奸则举行大游行,平津也成为华北最前线。日军踌躇满志,得寸进尺,1936年又与蒙奸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密谋,策划建立“蒙古大帝国( 或称元帝国) ”,其预拟版图从热河向西一直延伸到新疆。11月便向绥东绥北进犯,并有飞机助战。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感到生存受到威胁,毅然举起义旗,和日军战于陶林的红格尔图和武川的百灵庙。两个战役,都取得胜利。揭开了我国民族战争的序幕。

  绥远抗战兴起,举国振奋。《大公报》发表了守绥远的社评,其中讲:“一般国民之中日关系观,最近日趋于最小限,即绝无高调,亦并不讲报复,但一致坚决主张国事不可再误三误,以至于无穷之误。易言之,不论国力为何及一切条件为何,总之不堪再蹈五年以来之覆辙,坐看国土之再被削侵。此种情绪普遍于全国军队及知识界之间,不只北方也。”这里,包含两层意义: 一是尖锐抨击从“九一八”以来的丧权辱国政策,造成了民族的无穷灾难;一是忠告南京政府,悬崖勒马,不可再有误国政策。全国各阶级各阶层人民都被绥战动员起来,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从城市到农村,从大学教授到幼儿园小学生,从文化界领军人物到卖报小童,从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到商贩走卒、矿工、路工,从厨师、脚夫、卖山芋的、沿街算命的到乞丐、妓女、囚犯等社会最底层群众,都投入到援绥运动中。援绥运动如火如荼,或宣传或募捐,或节衣缩食,解囊捐输或赶制防毒面具,或购买棉衣、皮衣和药物,或组成慰问团,或组织战地服务团。曾参加过“一二八”战役的19路军战士将自己身穿的丝棉背心脱下来给前方战士,都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意。

  就华北而言,各界的表现都很突出,学界尤令人注目。北大、清华、燕京、师大、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协和、平大两医院及天津的南开大学和北洋工学院都是援绥的中坚力量,使运动得以持续发展。北大绥远抗战后援会于12月6日赴百灵庙,清华前线服务团也到了武川,燕京大学新闻系战地调查团于12月7日赴红格尔图。南开大学学生发起为绥省将士缝制棉衣军衣1万套,并于11月16日到17日素食两天,停炉火三天,捐款300元。他们组成的赴绥劳军代表团赴前线慰问,于11月25日由绥返津,向全校师生报告劳军经过,并议决: “(一) 电绥慰劳攻下百灵庙之国军;(二)请全国一致组救护团,募集大量皮棉衣服,运前线应用,并定29日演戏助捐,工商界捐款现在募集中。”北平各学校学生以绥远抗战关系民族国家存亡,救亡工作已至最后关头,应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奋起杀贼,特推派代表6人与津、保、京沪等地学生组织请愿团,赴京向政府请愿。25日晚6时离平赴津,当晚在天津与津、保两方代表会合,由津乘车南下。

  援绥抗战的爱国运动是很感人的,仅就捐款一项事实来说,有捐小铜元一枚者,有捐大铜元一枚者。北平幼稚师范中心幼儿园小学生说:“我们是小孩,可是我们爱我们中国,听说敌人来抢绥远,我们捐钱了。又把我们零食钱省下来,可是还太少,我们又开了一个元宵铺,赚了4元多,也捐了。”天津胶皮车5人团各捐一角,并附言:“我们5个人联合起来各捐一角,请代汇前方的战士。这个数目很小,可是我们的力量也就是如此,再多也捐不出来,这样我们已经把裤腰带勒得很紧了。我们要表现我们的爱国精神,叫我们下层的苦力知道爱国是每一个人所必有的责任与义务,请诸位先生不要见笑我们这点小意思。”脚夫李曾泉捐国币1元,并述其节约饮食经过:“大公报诸位先生,你们为代收捐款这样辛苦热心,我很受感动,又鉴于囚犯绝食捐助,自觉惭愧无地,但匀不出钱来表示我的一番意思,我每天住小店,夜间太冷,必须喝几分钱的酒才能熬出日头来,想到此,我停此喝酒,四顿饭减去两顿,5天半居然省出1元钱来,请你们收下转汇给冰雪中的士兵我们的同胞,表我们的寸心吧。”还有署名“罪人奴下奴”捐洋1元,并说:“我是奴下奴,每日做奴事,而心不奴志不奴,相信不至终身为奴。自贵报公布代收捐款日起,奴亦凑集1元,请代收转交绥远不教我当亡国奴的战士们。”这种爱国的情操,在南京执政者的身上是找不到的。相比之下,执政者的心灵是很污浊的。

  二

  看看南京政府的表现,令国人失望、愤怒、痛恨。当绥远战争爆发以前,蒙奸已蠢蠢欲动,媒体提请政府注意,而南京政府却热衷于谈判,“调整邦交”,《大公报》猛烈地进行批判:“中国人民对日感情之劣化,有极深厚之根据。东北四省之被侵占,两年来华北之横遭畸形分化,最为中国人民所痛心,而且目前绥远之被策动侵扰,尤招中国人民之激愤,如何能调整邦交?”日本驻华大使武官喜多诚一承认其肢解阴谋,对内蒙现局确已参加,承认其军官协助绥东蒙匪军事,承认其入侵内蒙、阴谋将一万七千方里之中国领土置于日本统治之下。日本军部后备军官已在察北设立大规模军事学校,专门训练蒙军,日本军官之补给,由蒙人担负。日本已售飞机给蒙军。在这种状态下,南京还高唱“敦交睦邻”,调整中日关系,并以取缔抗日行动为代价,以丧权辱国为得意之作。外交部直言:“近年来中国人民感情,虽因种种事实日益激愤,中国政府为保持两国之和平,以期待发现正当的外交解决途径,故力为告诫取缔。”这种言论,使国家之尊严丧失殆尽。

  为迫使南京取缔“排日”运动,从1936年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驻平日军在北平昌平的汤山、怀柔、八达岭、十三陵等地举行战术演习; 驻津日军在津郊的大毕庄、邢庄子、欢坨村、范庄子等地举行实弹射击,一片杀气腾腾。而南京政府竟心甘情愿,俯首帖耳,只要看看蒋介石的表现就再清楚不过了。蒋介石设行辕于洛阳,其追随者计划在洛阳广寒宫前花10万元以上建立中正纪念堂。11月12日到13日,蒋逍遥游览嵩山及中岳庙少林寺。他摆出两副面孔,一是表示抗日,是给国人看的; 一是镇压抗日运动,是呼应日方要求的。

  请看他的抗日表现,11月18日,陶林以东红格尔图战争爆发,蒋介石飞往太原,讲了几句不痛不痒、似是而非的话:“绥东蒙伪匪军扰乱问题之性质与关系,虽至为重大,然政府已有充分之准备与整个的计划,以吾观之,实甚安全,无需惊异,现在吾人一切应以坚固宁静沉着处理。我国自九一八后,不断进步,现已统一告成,全国团结一致,现代国家之基础已渐俱备。今后但须自强自立,埋头苦干,任何外患直不足惧,语云: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我能统一团结,自强自立,必须实行三民主义,建立现代国家,复兴中华民族。”就在蒋发表官样文章之际,绥东集宁学生救国会以耻辱的历史教训和现实的危险性紧迫性,恳请南京政府明瞭绥远民意,改弦更张,出兵援绥:“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东三省以不战而沦陷,热河省因失援而弃守,奇耻巨祸,自有史以来未之有也。去秋以来,情势更急,冀察之侵略,津沪之受胁,平郊之大规模演习,领土主权,两受损失,大好河山,行将色变,中华民族任人宰割,含垢忍痛,迄于今兹,而敌人依然得寸进尺,进攻不休,野心不死,觊觎绥东,是欲陷我民族于万劫不复之深渊。中山先生所遗托吾人之重任,先烈所以糜躯洒血以殉者,亦将永绝成功之望。每念及此,令人悲痛,令人发指,叛逆李守信等,在察招兵买马,储粮运械,残害同胞。翘首北望,无泪可挥,环顾抗事,悲愤欲绝。近日更猛攻我红格尔图阵地,欲使该地成为焦土,居心恶毒,匪言可喻。集宁为国防要地,绥远门户,如今危机四伏,一触即发,风鹤频惊,人心愤激,幸赖我军将士奋勇杀敌,固守疆土,匪逆终难越雷池一步。敝会本良心之促迫,在此风云紧张之时,但愿政府明瞭绥远之真正民意,树立救亡目标,并希全国同胞,共起援助,以伸民气,而却顽敌,使我中华民族永久光耀于世界。”这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呼声。类似的言论都指向南京,南京感受到舆论的压力,蒋介石作出了有限抗日的姿态,派陈诚到绥远主持军事,陈偕樊崧甫、刘耀扬、李则芳乘汽车离太原,还有 8 个团的兵力向绥境移动。洛阳行辕当局于12月2日还宣布: 如匪伪军仍盘踞不退,继续进扰,则定以全力出击。蒋介石且讲:“百灵庙之收复,实为我民族复兴之起点。”但这种姿态,并不是蒋的中心思想,11月1日蒋出席洛阳军分校扩大纪念周,作了题为《国家之现势与前途》的讲话,其中说:“欲谋复兴民族,必先肃清一切危害国家之汉奸,必须尽先消灭有知识有组织之汉奸,亦即为整个国家民族最大祸害之赤匪。”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抗战言论是虚伪的。

  三

  蒋介石用“赤色汉奸”和“被赤色汉奸利用”的恶语来实行他的暴政,救国会和红军是他的专政对象。把民族敌人当朋友,把自己的同胞当仇敌。

  11月23日,百灵庙胜利之日蒋介石集团向上海救国会开刀。救国会是上海各界领军人士于1936年5月3日组成的,在其成立大会宣言中明确申明自己的志趣:“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实行全国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救国阵线会一再的主张,全国各实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在蒋介石的眼中,这个组织是非法的,是有罪的。上海市公安局会同法租界、公共租界捕房于同一天同一时间拘捕救国会7名常委入狱苏州,理由是他们组织救国会,主张抗日。他们是:

  沈钧儒,律师公会常务委员。

  李公仆,量才补习学校校长兼图书馆长,主办读书生活社,环球通讯社。

  王造时,平时除执行律师事务,又兼光华大学教授,也为《东方杂志》、《新中华》杂志撰写国际问题的专论。

  沙千里,平时除执行律师事务,又担任职业救国会总务和蚁社( 一个有千余成员的职业青年业余文化集体) 工作。

  邹韬奋,生活书店总经理,《生活星期刊》总主编兼发行人。

  章乃器,经济学家,浙江实业银行协理,经常写短论、散文和国际间的政治金融散文,著有《激流集》,《国际金融问题》,救国会早期不少文件是章起草的。

  史良,律师。

  这七人之外,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孙晓村和曹孟君也遭到同样命运。

  因为这一群体是为中国实行宪政而奋斗,影响深远,他们的被捕,引起了千万人的愤怒与不平,成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南京政府连忙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的名义,发布了声明,罗列了一些罪状,称: 李公仆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日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该救国会内部尚有共党分子潜伏”,“在沙家”( 指沙千里) 抄出之日文书籍《史的唯物论》;指七君子请张杨出兵援绥为罪状。随后又查禁救国会和一些进步人士所办杂志和所写的一批书,表明政府绝不屈从舆论,要对抗到底。而这更加激起国人的愤怒,引发起革命性的救亡运动,全国救国会发了《紧急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驳斥了横加于救国会的种种罪名。七君子在狱中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傲骨,沙千里论述了他们羁押生活的感言,振聋发聩,促人深思。如: 邹韬奋讲:“哲学的信念不管是好的,或是坏的,对于自己都是有益的,都可以使人在危难中处之泰然,持之弥坚。历史上一切视死如归,从容就义,可歌可泣的事迹,都是哲学信念所造成的。”李公仆讲:“我们要努力唤醒每个中国人有宁为抗战而死,不愿偷生而作亡国奴的决心,万众一心,必得最后的胜利。”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镇压了救国会,于12月4日从洛阳到西安,亲自指挥其部队,誓言在短期内消灭陕西红军,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定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他和各“剿匪”将领逐个谈话,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都要绝对听从他的命令。他相信自己的武力可以在两个月内肃清各省边区的红军。但是这次蒋的说话不灵了,红军、西北军、东北军已形成救国战线,蒋的不去抗日顽固坚持打内战的思维遭到了猛烈反击,张学良和蒋介石争论起来。张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七君子被捕后,他单枪匹马,乘军用机飞洛阳,请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蒋予以拒绝。张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回答:“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历史表明,救国会事件,绥远抗战问题和延续内战,成为西安事变的催化剂,蒋介石成了阶下囚,西安事变终于结束了十年内战,指明了中国历史的航程。

  (原载: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

  作者简介: 魏宏运,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津300071) 教授,主要从事民国社会史、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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