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救助
来源：丁泽丽，池子华   2020-01-12 20:50:08

　　绥远抗战救护为中国红十字会抗战初期开展的大规模人道救护行动，其救援模式呈现出新的态势，救护机制渐趋成熟，在战争救护中发挥的力量更是举足轻重，但并未受到学界足够关注，目前，相关研究仅在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行动中统而论之，尚无专文全面深入探讨。本文重新梳理相关史料，以中国红十字会募捐、救护为主线，以联合行动、独立行动为视角，全面考察中国红十字会的绥远救援。

　　一、绥远烽烟与红十字会的救护动员

　　《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得陇望蜀，企图控制整个华北、西北地区，进而灭亡中国。绥远为西北门户，首当其冲。1935年，日本关东军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提出“扩大和加强内蒙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1]278。

　　1936年春，日本侵略者唆使蒙奸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伪军李守信部侵占察北六县后，遂将势力向绥远渗透，绥东地区战云密布。红格尔图为绥远东北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其西距陶林县城80公里，南距集宁90公里，东距日本盘踞的商都30公里，三面环山，仅一面开阔，通往归绥、陶林、大庙、百灵庙等地较为便利，为察绥交通要冲，商都入绥必经孔道[2]78。6月下旬，日军开始侵略行动，伪边防自治军司令于志谦、副司令马子玉率领司令部人员及卫队300余人，由张北县城移往张北、兴和交界之三保沟，逼近绥远，“以为实行侵略之试探”。战争随即爆发，此为“绥远挺战之开始”[3]2。之后，伪边防自治军多次率军进犯红格尔图一带，均为绥远防军挫败。

　　10月，日本侵略者召开军事会议，制定攻绥方案。11月12日，敌军大举进攻红格尔图。日军首先以所谓“大汉义军”总司令王英为前敌总指挥，率领石玉山、杨守城两个骑兵旅及金甲三步兵旅和两个炮兵连，进犯红格尔图。之后，日本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亲自指挥李守信的伪骑兵第二师尹宝山部、王英的石玉山部、杨守城的两个骑兵旅、金甲三的步兵，共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发起攻击[2]78。绥远省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率军迎头痛击，鏖战7昼夜，重创来犯之敌。至18日，红格尔图战事结束，共击毙敌伪军1700余人，俘虏300余人，中国军队阵亡70余人，伤200余人[4]95。接着乘胜追击，11月24日，苦战收复百灵庙，12月9日进而收复被日伪军盘踞的大庙(锡拉木楞庙)。

　　战火蔓延，伤亡日增。然中国军方救护设施不敷应用。绥远抗战之初，其军医暂由阎锡山创办之川至医院及教会医院、山西省医院中调用，“免强应付”;卫生材料由太原中西、五洲、华英、振华等5药房供给，然所存不多;伤兵医院仅有1所，只能容纳五六十人，红格尔图战役中其余伤兵因无法收容，只得就近送往大同各教会医院。战事伊始，救护疲于应付，“一旦战事扩大，而塞外村落甚稀，药品人才既不够应用，而伤兵医院之设置及运输伤兵等问题均将发生绝大困难”(1936年11月28日《申报》)。有鉴于此，中国红十字会“秉博爱恤兵之宗旨，以救死扶伤为职志”[5]1，责无旁贷展开救护。因作战区域远在绥远，按照以往方式直接组织救护队奔赴前线，显然不现实。于是地处上海的中国红十字总会审时度势，调整救护模式，积极部署救护行动。

　　首先，联合成立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以下简称慰劳会)。红格尔图战役结束时，即11月18日，中国红十字会与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联络，决议由三团体共同组成慰劳会，给予前方将士以物质、精神支持。推定徐寄庼、刘鸿生、王儒堂、颜福庆、李馥荪等25人为委员会委员，金润庠为总干事，杨管北为副总干事，陈光甫、杜月笙、徐新之、李馥荪等7人为经济委员，并指定中国、交通、上海、浙江兴业、浙江实业等10银行、四行储蓄会及福源、同 裕、同润三钱庄为慰劳捐款代收处(1936年11月18日《时事新报》)，慰劳会就此诞生。11月20日，慰劳会召开第一次委员会议，完善组织体系，王晓籁、杜月笙、刘鸿生为主席委员，陈光甫、邵燕山、钱新之、穆藕初、林康侯、庞京周为常务委员，黄任之、严谔声兼任秘书，黄金荣、张啸林、金廷荪等10人为委员，徐永祥、潘序伦两会计师办理审核及会计事宜，组织干事会，并添加中兴、华侨、国华、浦东等8银行及中一信托公司代收捐款[6]133。

　　其次，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经济委员会。因“绥远告急，亟需加紧工作”，继慰劳会成立的第二日，经济委员会于上海诞生，顾名思义，为筹募救护经费而设，其成员名单如下：

　　主席：王正廷;副主席：杜月笙、刘鸿生;常务委员：林康侯、虞冾卿、王晓籁、钱新之、俞佐廷、穆藕初、宋汉章、袁履登、张慰如;委员：吴铁城、朱子桥、叶誉虎、姚慕莲、赵晋卿、徐新六、朱吟江、汪伯奇、金廷荪、唐寿民、陈光甫、秦润卿、叶扶霄、卢学溥、顾馨一、叶琢堂、闻兰亭、王一亭、关絅之、陆伯鸿、黄涵之、姚虞琴、沈联芳、劳敬修、狄楚青、竺梅先、孙卫甫、吴蕴斋、王伯元、金润庠、王培元(1936年11月20日《时事新报》)。

　　从这一名单表中不难看出：一则成员均在红十字会内任要职，如王正廷为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杜月笙、刘鸿生为副会长，常务委员、委员均为红十字会常议会、理事会的常议员、理事。以往战地救护募捐均由总会直接开展，尚未成立专门管理机构，经济委员会的成立表明中国红十字会自身建设的加强;二则委员大多为上海名流，可以借助其社会影响，进行广泛动员。上海资源丰富，善团林立，慈善力量雄厚，以上海为中心设立筹募机构，可以更好地为救援提供后援支持。

　　再次，在北平成立经济委员会华北临时分会。经费浩繁，筹集匪易，“非群策群力共同筹募不足以实施”。为扩大善款来源，总会决定另于北平设立经济委员会华北临时分会，协助募集救护经费，该会委员由平津各界热心公益人士组成[7]69-71。经济委员会分会之所以设于北平，一则该地曾为总会所在地，多年的政治、经济中心，慈善力量较为雄厚;二则北平距离绥远较近且总会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设于此地，便于直接开展救护行动;三则该分会的成立缓解在上海总会筹募经费压力的同时，可以产生联动效应。

　　二、筹款募捐提供后援保障

　　慰劳会、总会经济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华北临时分会的成立为筹募行动的展开提供了组织保障，为此各组织积极行动，筹集款物。

　　(一)款项方面

　　慰劳会成立后，即着手筹集善款。首先，应前方需款之急，慰劳会向银行借款10万由中国银行汇往绥远[6]148。其次，积极开展募款活动，具体方法：1.在《申 报》《新 闻 报》《时事新报》等各大报刊不断发布征募启事，“务希各界人士，慷慨输将，踊跃捐纳”[8]132。 2.致电新加坡、菲律宾中华商会，“务希贵会努力筹款，随时赐汇，曷胜企祷”[10]414。3.联合燕燕歌咏社发起全市歌唱界联合播音大会：征求各商店之一日广吿，所得广吿费交上海银行作为慰劳救护捐款;各社各团体于播音时动员听众踊跃捐款，交上海银行代收并载明某社劝募字样。为激励各社各团体加入，燕燕歌咏社表示，“得广吿费或捐款最多者由燕燕歌咏社赠纪念品”(1936年11月30日《申报》)。4.邀请沪上名流演剧，如12月11日，慰劳救护会“邀请梅兰芳、程砚秋两君，在沪演唱义务剧，以全部收入作为援绥捐款，为期四周，另请本市名媛闺秀600人，担任招待”[6]143-144，鼓励各界人士踊跃捐款。5.动员其他组织发动捐款，如函请上海钱业公会准慰劳会“代向所属会员迅予劝募捐款汇解前方，以壮士气，”钱业公会表示同意(1936年12月3日《申报》)。

　　在慰劳会的努力下，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募捐活动收到良好效果。慰劳会将所收捐款于《申报》一一公布，由1936年11月25日至1937年1月26日《申报》刊载数据可知，(1)此次募捐历时两月，慰劳会收捐公布42次，每日发布一次(其中第30、31、36、39、40次未载)，从团体到个人，无论捐助多寡，一概刊登，足见慰劳会收款规范透明。(2)此次慰劳会共募集捐款达8万余元(实则募集10万元[9]504，故上述遗漏5次共计捐款应为2万元左右)，日最多捐款逾万元，平均每日募集达2000余元，可见各界捐款之踊跃;(3)12月1日至3日，日捐款数目攀顶峰，与此间中国军队取得百灵庙大捷，极大地激励了后方援助热情，不无关系。

　　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即召开会议，讨论筹募事宜，预算“需费甚巨，全年计算约需五十七万元，就目前而论约需十五万”。经讨论，全体委员担任募款，两月内(1936年12月1日至1937年2月1日)每人经募5000元[6]133-134。

　　(二)慰劳物品方面

　　为了解前方所需，以便“对症下药”，11月23日，慰劳会派王晓籁、林康侯、颜福庆、庞京周等6人从上海出发，25日飞抵绥远，于各伤兵医院进行实地考察，26日飞回上海。此行，慰劳会“对于前线伤兵之状况、医药卫生材料之多寡均得明了真相，俾在救护工作上获得充分之准备云”[10]129。中国红会庞京周秘书长将前方所需物品及注意事项明确报告如下：一、医疗器械药品及棉花纱布等卫生材料，以简单为标准，以北方不易购得者为宜;二、布(担架材料)、汽车、病房的老布被褥等救护工具急需;三、御寒用具质料须坚固;四、防毒面具须附活性炭;五、粮米食品只求量多，如盐、菜、大麦等最适宜;六、热水瓶、干粮、罐食、精细药品等犒劳杂品，受伤战士需求尤为迫切(1936年12月21日，上海《大晚报》)。

　　鉴于前线慰劳物品种类繁多，慰劳会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如何办理医药及御寒物品。决议：“(一)关于医药救护事宜，由救护事业协进会会同红十字会救护委员会办理，(二)关于御寒品征集：(甲)邀集各界妇女界开会，请分任征募;(乙)由市商会召集有关各业商议征集。”[8]410

　　在慰劳会的多方动员下，各界踊跃捐助，慰劳会“收到各界慰劳御寒物品甚伙”，其中以丝棉马夹及绒线手套、绒线衫裤为最多。为保证慰劳物资及时运达绥远前线，慰劳会特于干事部内添设运输组，石芝坤、董子华为正、副主任(1936年12月21日，上海《大晚报》)。1936年12月24日，第一批御寒物品：卫生衫裤529件、丝棉背心3014件、各种手套1621、绒线背心123件、冲毛袜318双、上等皮手套54副等，共计48箱运往前线[6]152。 12月29日开始募集第二批御寒物品，至1937年1月8日，仅仅10天，慰劳会即收到丝棉背心10832件、棉背心1434件、卫生衫裤8709件、各种驼绒布手套10213件、毛线手套1300副、纱线手套6880副、新旧棉衣裤1347件、毛袜4406双、纱线袜6391双、毛巾6000条、毛线背心270件、毛线绒衫171件、棉布袜415双、前门牌牙粉10万袋等，共计307箱，于1月20日运往前线。慰劳会前后输送前方两批御寒物品，共计355箱，对于在“冰天雪地，苦战为难”的将士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太原绥靖公署特函鸣谢：“承贵会募集大宗物品慰劳剿匪将士，隆施稠迭，感佩莫名，已宣吿前方袍泽同深感惠也。”(1937年3月11日《申报》)

　　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医药卫生用品的征募工作亦紧锣密鼓推进中。首先，总会将所存医药用品寄往前方，以应急需。其次，动员会内医护人员“多制裹伤包”“赶制医药囊”，补充前方不足[6]141-142。最后，不断发布征募启事，募集救护材料。在总会的动员下，一方面沪上各界人士踊跃输捐，另一方面沪上各团体积极支持，如上海市协进会专门组织药品供应委员会，将所收急救药包约13万支送往红十字会[6]149-150。 总会将所收医用药品先后三次运往前方，共计医械药品400余件，急救包20余万包，主要运往傅作义三十五军军医处及预备后方医院、华北临时救护委员会、红十字会绥远分会军民联合处，其中第一次装运199件两箱，第二次装运50罐、42箱、4麻袋，第三次装运102件。

　　大量医药卫生用品不断送往前方，对于苦战多日的绥远战区可谓“久旱甘霖”。傅作义将军特致函感谢，“承惠捐卫生急救包二万包，用以鼓励士气，爱国热忱，殊堪铭佩……专此鸣谢”(1937年3月23日，上海《时事新报》)。

　　此外，因前方救护车辆不敷应用，中国红十字总会还联合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道路协会发起募集救护车运动。1936年12月15日，三团体举行茶话会，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王正廷报告筹募宗旨：“此次匪伪窃发，犯我绥边……兹以雪地冰天，交通险阻，辗转输送，迁延需时，救护前方武装同志，自属刻不容缓之举……爰拟发起筹募救护车运动，征集汽车若干辆，送交红十字会，以便在前方专作救护伤兵之用”。为此，三团体成立购车委员会，由各成员推派代表组织，决议购车办法如下：“(一)此项汽车，特商各行购买，然定价予以特别折扣;(二)集行允售若干辆办法，本会即将牌号定价，现售实价及特别折扣，分别列表注明捐启，俾资矜式;(三)前项车辆，一律送交中国红十字会，以备救护前线伤兵之需，不得移作他项用途;(四)此次购置车辆，由本会联合本市各慈善团体募集征收捐款，随时交由指定银行收存，于购车时提用之。”[6]146-147 有了一定的救护车辆作后盾，将极大便利中国红十字会前线救护行动的展开。

　　三、组织统筹前线救护

　　筹集款物提供后援保障的同时，中国红十字会积极统筹前线救护。

　　一方面，为绥远救护培训急需人才。绥远战事爆发前，应抗战救护需要中国红十字会已经成立救护委员会，开始组织救护训练班，开展救护技能培训，以备非常之需。各学员入班后学习各种救护技术，包括简易诊断学、药剂术、护病术、防毒术及急救常识、担架术等。救护训练班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如有志愿参加者，不论团体个人均可前往报告。绥远战事爆发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特组织救护担架训练班，以两月为限，学成后开赴绥远救护。截止1936年11月23日，加入者已有200余人，受训者百余人(1936年11月23日上海《民报》)。

　　鉴于前线环境复杂，“救护人员非经训练，不能在前线服务”[6]148-149， 红十字会学员有限，战事加剧，“救护人才，亦感缺乏”(1936年12月2日，上海《时事新报》)，总会应其他团体邀请，积极协助办理训练事宜，以应前线救护人才之需。上海市救护事业协进会成立后，鉴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设于本市，平日之设，具有基础，临时之措置亦见周详，顾考万国红会，原则偏重经济、卫生、救死扶伤等职责”(1936年11月19日上海《民报》)。故其训练推行委员会委员江问渔特与中国红十字会协商开办训练班事宜。经双方协议，制定办法9条，由红十字会与协进会合办救护师资训练班，协进会自办学员救护训练班，师资、教材由红十字会供给，协进会须缴纳一定费用。训练班共10班，每班50人，学习担架术、急救术、防毒术(1936年11月21日上海《民报》)。此外，上海史量才学校、女青年会、交通大学、上海青年会务女校等处护病学、毒气学、战时外科学、简易实验诊断术等亦交由中国红十字总会代办。

　　另一方面，组织开展战事救护。战事未爆发前，绥远红十字分会未雨绸缪，着手筹备救护事宜。绥远告急之时，红会绥远分会“因经费无着，捐款无方，致应办事业心长力拙，进行棘手”，特致电总会请拨经费，以“筹设医院储存药物，俾作届时扶伤裹创救死护亡之准备”，并请求总会“派员来绥主持指导，以利进行”。总会念绥远分会“平日办理会务本极认真，现在适逢绥东劫匪战事紧张”，即由中国银行汇款1000元，“作为救护之用”[11]36-37。战事爆发后，绥远分会奔赴前线协助输送收容伤兵至后方疗治[8]412。

　　战事激烈，伤亡惨重，百灵庙大战，中国军队受伤士兵达500余人，然此时战区“只有一个比国医院，对于手术材料，尚未完备，救护人才，亦感缺乏”，前方急需充实救护力量[6]141。北平青年学生对于救护颇为热情，纷纷来函请求总会组织救护队。为此，总会特派庞京周赴北平，与各大中学及协和医学院筹商组织救护队开赴前线。在总会救护委员会的动员下，北平医界名流发起筹备救护委员会华北临时分会会议，分为准备、组织、重伤、手术4组，必要时赴前方参加政府所设“野战”“预备”“兵站”“后方”各医院担任重伤手术治疗。为节省经费，4组中仅2组配备X光机，最少工作6个月[12]395-396。鉴于筹备需时，前线救护紧张，遂于1936年12月上旬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华北临时分会”，着手办理华北临时救护防疫工作[13]438。临时分会成立后，即组队驰赴前方，设立临时医院收治伤兵，之后总会聘定姜文熙、全绍清、方石珊、杨朗川、吴祥凤等为委员[7]70，于1937年1月20日正式成立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且颁发图记章程及委员聘书函，分函华北各省市政府予以协助，以利进行。该会成立后，所有平津一带后方事务，均由华北、平津分会办理[14]61-64。尽管此次救护伤兵具体人数尚未搜索到相关统计数据，但《申报》1936年12月4日上的一则报道，截至12月中旬，“前线一带，已布遍红十字旗帜，”足以说明此次行动红十字会的救护力度。救护伤兵外，鉴于难民聚集，总会特拨10万元设立难民收容所，以资接济[15]。1936年底收复大庙后，绥远抗战接近尾声，中国红十字会各项救护工作亦先后结束。

　　四、救护行动的价值

　　绥远抗战是自“九·一八”抗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取得胜利的一次作战。在此过程中，中国红十字会及时组织救援机构，多方推进救援行动，对抗战胜利及中国红十字事业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首先，就救护运动本身而言，绥远抗战的辉煌，中国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功不可没。慰劳救护行动不仅激发前方将士高昂的斗志，而且唤起人们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强烈关注，诚如傅作义将军所言：“迭蒙海内外爱国人士热情援助，既予物资补充，复荷精神鼓励，可钦可敬。但慰劳意义，非仅限于今日作战官兵，要在激励将来无穷斗志;非仅限于今日爱国热忱，要在唤醒将来全民奋起”[16]，其积极效应显而易见。

　　其次，就救护模式而言，也呈现出新的态势。筹募款物上：中国红十字会一方面联合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组建绥远剿匪慰劳救护委员会，为前线筹集慰劳物品，一方面专门成立经济委员会，筹募救护经费。二者看似性质相同均为募捐机构，然其目的不同，前者筹募慰劳物品直接慰劳前线将士，后者专为筹募救护经费，支持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及绥远分会开展战地救护行动，无疑前者的成立，缓解了红十字会的募捐压力，使红十字会可集中精力开展救护工作，这也显现出红十字会将救护作为唯一工作目标的趋势[17]50-53。救护人才训练上：中国红十字会开展自身训练的同时，积极协助其他团体训练救护人员。要言之，此次救护，红十字会联合、独立行动，“并驾齐驱”，推动救护工作的圆满完成。

　　再次，就慰劳会本身而言，其运行模式值得借鉴。慰劳会运作有声有色，严格规范且有条不紊，如在款物接收方面，会内专设经济委员会，慰劳物品签收须由王晓籁、杜月笙、林康侯会同总干事金润庠联合签署;捐款支付由两委员签字，支票须由经济委员李馥荪、秦润卿、斐云卿3人中两人签发;会务经费须由总干事金润庠会同徐永祚签发(1936年12月1日，上海《新闻夜报》)。为避免出现善款滥用现象，慰劳会特将善款委托上海市银行、钱庄，共计26家代收，且掣有正式收据，如此也便于直接缴还借款及汇款前线。此外，联合组建募集机构也进一步提高了征募款物的效率和力度。

　　最后，促进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机制不断完善。应战事救护所需，中国红十字总会先后成立总会经济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华北分会、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这些组织的成立并非临时性救护机构，虽因绥远抗战救护而生，却不为绥远战事结束而终。如绥远战事结束之后，所有平津一带后方事务均由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处理。不可否认，在此次战争救护中，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成立时间相对较晚，未能第一时间组织救护行动。然全面抗战之火于北平附近卢沟桥点燃后，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即刻投入救护[18]102-103，功劳卓著。经济委员会、救护委员会，各司其职，无疑完善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体制机制。

　　绥远抗战救护相较于抗战初期前两次大规模救护行动(“一·二八”淞沪抗战救护、长城抗战救护)有所突破，其救助范围更加全面，将慰劳前线将士纳入工作范畴，彰显“恤兵”宗旨;其救助核心———“救护”趋势更加凸显，设立经济委员会、救护委员会华北分会，推动红十字会救护机制不断趋于完善，为全面抗战救护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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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2016年3月第41卷第2期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简介：丁泽丽(1990—)，女，河南固始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