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与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
来源：《天津社会科学》李永东   2023-07-18 14:23:47

　　摘要：风景在茅盾的重庆和延安想象中与其说是背景、环境，不如说是地方形象本身。茅盾使用乡土与都市两套话语构设重 庆与延安的风景，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由地方风景的书写引向对民族精神、延安形象或战 时政治的想象。对中国政治地理的叙述，茅盾经常富有弹性地使用地域空间概念，重庆或延 安形象因此成了众多地理空间叠加的结果。在政治地理的比较视野下，国都重庆的中心价值被消解，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中国形象得以建构。

　　关键词：风景 茅盾 重庆 延安 中国形象 抗战 政治地理

　　全面抗战时期，茅盾辗转流徙于香港、新疆迪化、延安边区、重庆等地。他在重庆生 活三年有余，在延安停留了五个月。茅盾对战时中国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愿 景的思考，主要在重庆与延安的双向叙事中展开，重庆与延安形成了“对照、补充关系”[1]。重 庆与延安形象的构设常常以风景来加以装饰，风景成了茅盾构设战时中国形象不可或缺的存 在。茅盾对风景的处理方式，与大后方一般作家不同，不是作为生命信仰、自然崇拜或“乡间的美”而存在[2]，而是被充分地意识形态化了。他的重庆想象，善于由风景的书 写引向对 重庆的批判，或者以特殊的修辞把风景政治化。例如，由风景写真照片“有关国防”的 讨论， 影射当局严苛、荒唐的新闻检查制度[3]。他的延安想象，同样频繁地以风景的书写来“补助”事件和人 物的背景 ，增强地方色彩和美感[4]。风景在战时中国形象建构中的功用，表明风景的再现“事关国内政治，民族或阶级观念”[5]。本文 使用的“风景”概念，涵括了自然景色、乡村风光、地理气候之意，把山石、河流、树林、 田园、高原、峡谷、月光、黄沙、浓雾、寒暑等皆看作“风景”。 风景的书写，在茅盾的重庆和延安想象中与其说是背景、环境，不如说是地方形象本身。风景的书写，影响了茅盾的战时中国形象建构，从中可以洞悉茅盾想象战时中国的姿态 和策略。

　　风景中的乡土延安与都市重庆

　　中国文化对“风景”的发现和赋意，要比西方早得多。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关于情志 与风景的沟通早已形成了本土的美学传统。中国文艺从来就不把风景看作游离于思想情感之外的对象，而是认为“一切景语皆情语”(王国维《人间词话》)。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 ，风景的书写进入了一个更加繁复的表意系统，郁达夫、鲁迅、老舍、师陀等作家在理论或 实践上，皆有不俗的表现。茅盾亦是写风景的高手。

　　茅盾不是为了写风景而写风景，而是“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6]。在其作品中，风景联系着特定的地方和 人物， “一片风景就是一个空间，或者是一个地方的景色”[7]，风景与地方、人物关联后暗示出：“在某种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 不可”[8]。茅盾正是利 用风景的地方 色彩构设政治寓言。他总是由地方风景的书写，引向对民族精神、延安形象或党国政治的想 象，以此描绘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中国地图。 风景中的国都重庆，茅盾从未当作民族国家的象征来书写，反而在《雾中偶记》《 “雾重庆”拾零》等作品中把重庆当作民众、战士、民族解放、寒冷中国的对立面加以批判 ，由此把战时国都贬低为失道寡助的“地方性”城市。而风景中的延安，则在叙述中由“地 方”升格为民族的象征。《风景谈》《白杨礼赞》《大地山河》都是写西北、延安的风景， 由地方风景引申出对民族精神的礼赞。延安风景的书写隐含了这样的意味：西北黄土高原、 延安边区代表了战时中国，是民族抗战的希望所在。通过“把政治寓于风景之中”，茅盾确 立了延安在战时中国的中心地位，构设了代表民族国家的延安形象。

　　《风景谈》(1941)描绘了六幅风景剪影，分别为沙漠驼队、高原晚归、生产归来、 石洞避雨、桃林小憩、山峰号兵。在风景剪影中，人是风景的灵魂，自然无论死寂、荒凉， 还是优美、清冽，风景都因人的进入而变得富有生气，人的高贵精神主宰着自然，赋予风景 以灵魂。散文由远及近先写甘肃边界的戈壁风景，再写黄土高原的风景，然后落脚于延安的 风景 。六幅风景中的后四幅属于延安的风景，构设了怡然自乐、朝气蓬勃、精 神强健的延安形象。风景中有其乐融融的农民家庭，有乐观和谐的青年群体，更有刚毅有力 的民族战士。最后一幅风景图把延安形象上升到“民族精神化身”[9]的高度，定格为严肃、刚毅的战斗者形象。至此，由风景 到延安人到民族抗战精神的逻辑推演得以完成，战时延安形象跃然纸上。

　　风景中的战时延安形象是乡土的，牧歌的，崇高的。在延安，来自都市的青年人经历 了乡土化的过程，他们原有的身份、趣味在农业生产中被改变，生成崭新的集体劳动者身份 。 《风景谈》中的延安风景具有凝聚民族、创造新人的功能。“生产归来”的风景剪影中所描 绘的说七八种方言的一队人，表明了延安对全国青年的吸引力。这些青年有画画的、搞雕刻 的、拉提琴的、写文章的，他们在延安变成普通的劳动者，手上起了老茧。风景与人 相互映衬，共同构设了延安边区的精神写照。《开荒》(1941)以风景的描写起兴，进而描 写延安的新青年对黄土高原的改造。黄土高原上“说各种方言的，各种家庭出身的，经过各 种社会生活的青年男女，在那里‘开荒’”。与土地相 联系的生产劳动，使得个体变得无差别，变成生产集体。他们不仅从事生产的“开荒”，也 从事精神的“开荒”——“扫除文盲，实行民主，破除迷信，发展文艺，提倡科学”[10]。乡村劳作对都市青年的集体改造，以及五四精神对乡 土延安 的启蒙，形成了延安独特的地方品格。“以历史性或者自然性的因素为出发点”，茅盾对黄 土高原“进行了政治性的加工、塑造”[11]。自 然的神话与人的神话相结合，构设出黄土高原/延安的神奇形象。

　　《记“鲁迅艺术文学院”》(1941)的精神格调与《风景谈》类似，同样把鲁艺师生 的生产场景、闲暇生活当作“一首美妙的牧歌”[12]。牧歌情调少不了风景的铺陈，自然风光、农作 物、牛羊 牲畜为 鲁艺生活场景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人与景相配合，营构出静谧安详，或悠然自得，或活泼喜 悦的氛围，以及生命的自足状态。延安“美妙的牧歌”和“诗意的画面”[13]，建立在身份抹平的基础上。作 者对鲁 艺人的书写，反复强调所有人“一律的灰布制服”，无论他们之前是大都市名媛，还是京沪 名校毕业生，甚至从前的商人，于今都是“灰布制服，草鞋，爬山，吃小米饭的‘鲁艺’学 生”[14]， 都被改造成了 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人群”[15]，延安也就 成了兄 弟般平 等的大家庭。“民族与民族主义只在人被定义为平等、作为兄弟的社会里，才盛行起来。”[16]延安 平均化的朴素具有正义的意味，汇聚成一种集体意志，符合革命的要求和抗战的精神，也符 合中国人的“大同梦”。“重新分配财富”或“强行分配贫困”[17]，是 一种革 命策略。“延安是穷的，‘鲁艺’也是穷的”[18]，然而，由于朴素、贫穷的延安生活被赋予牧歌的 诗意情调 ，因此 没有丝毫的气馁与抱怨，反而激发出昂扬向上的地方精神，并由地方精神扩大为抗战中国的 民族精神。

　　茅盾关于黄土高原/延安的风景描写，有时突出其牧歌与诗意，有时则突出其崇高。 根据康德的观点，大漠、黄土高原、森林、峡谷这样的风景能够激起崇高的观念，《开荒》 《大地山河》的风景描写属于此类。“大地的面貌，也就是风景，也是人类的作品”[19]，风景的崇高是因为我们内部和思想的样式“把崇高性带 进自然的表象里去”[20]，也 就是说，茅盾通过风景的描 写，塑造了黄土高原/延安的崇高形象。 延安风景所呈现的两种风格，即诗意和荒凉，各有其深意。“背景的风景及天候，和 作中人物事件的作用，有调和与反衬的两种”[21]。当茅 盾以风景来“美化”延安，营造牧歌诗意的地方氛围时，风景与延安人事是一种调和关系， 调和后的延安是一片乐土，对全国各地的青年有着召唤和安抚的功能。当茅盾书写延安荒凉 的自然环境时，风景与延安人事形成了反衬关系，由此突显了延安坚韧有力的形象，表明延安是战时中国的希望之所在。诗意与荒凉的风景在作品中相互配合，共同构设了茅盾心中的延安形象。

　　以风景的书写来替地方宣传，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见端倪[22]。全面抗战时期 茅 盾对延 安地方风景的书写，并非为了激发旅游消费，而是寄寓着独属边区根据地的民族国家观念 ，这种观念不仅植根于地缘共同体，亦“植根于相互扶助的感情，进而植根于需要这种相互 扶助之社会现实”[23]。茅盾笔下的延安风景由此获得了政治表达功能，提供了理想社会的愿 景。 延安形象是自然的、乡村的、生产的、牧歌的、乐观的、平等的、艺术的、战斗的， 其风景元素内含延安的凝聚力、认同感和抗战精神。与此对照，都市的、摩登的、繁华的、 享乐的、苟安的重庆“风景”，就成了罪恶的代名词。

　　《雾中偶记》(1941)的风景描写是为了隐喻作者对“皖南事变”的态度。对于国共 摩擦事件，文章借“雾重庆”来隐喻，但散文开头既不谈雾，也不直接谈重庆，而是先把地 域加以模糊化，写“奇寒”、“天要变了”。天气的寒冷与变化，是自然气候，散文随后把 它转换为北方军民的苦难叙述——老百姓和战士受冻挨饿。全国都是寒冷的，唯独“重庆是 ‘温暖’的”，“不见枯草，芭蕉还是这么绿，而且绿的太惨” 。由此，“温暖”重庆被置于寒冷中国的对立面。进而由天气的寒冷、温暖转 向“雾 季”。这是又一次借风景转向政治叙事：“在雾季，重庆是活跃的，因为轰炸的威胁少了， 是活动的万花筒：奸商、小偷、大盗、汉奸、狞笑、恶眼、悲愤、无耻、奇冤、一切，而且 还有沉默。”[24]由此，邪恶的重庆形象得以建构，语 句中夹杂的“汉奸”“奇冤”等语词隐约指向当局制造的“皖南事变”[25]。后文联系话剧《雾重庆》，进一步揭露当局的反动 面目， “舞台在暗转，袁慕容的戏快完，家棣一定要上台”[26]，借剧 情隐喻国民党政府将完蛋，抗日民众将主宰历史。散文最后一段，风景与政治融合一体：夜 深，鼠猖獗，雾更加浓了以致不辨皂白，浓雾之后是朗天化日，血债将偿，“我们的”(非 重庆的 )民族解放斗争不达目的不止。

　　《“雾重庆”拾零》(1941)写雾重庆，却从大轰炸谈起，由残留的炸痕想象大轰炸 的“厉害”，但作者并没有遵循一般的写作思路，把重庆大轰炸朝着谴责日寇暴行和赞叹重 庆人 “愈炸愈强”的抗战意志的方向进行阐释，而是以类比的方式，由大轰炸的“厉害”超过想 象，引出“‘雾重庆’也比我所预料的更活跃，更乌烟瘴气，而且更莫名其妙”[27]，进而转向对“乌烟瘴气”的重庆的丑恶书写。在茅 盾的笔 下，重 庆的天气总是阴沉沉、灰蒙蒙、晦暗不明，如果偶尔有好天气，也不应当。《腐蚀》(1941 )中赵惠明第一天的日记，写到九月十五的“天气这样好，也没有警报”，赵惠明怀疑这天 的天气为什么这么好，她憎恨这样的好天气，因为她来重庆之前经历的九月十五是“阴暗而 可怕的”[28]。

　　在茅盾的想象中，延安的风景把各地青年聚拢，把关系拉近，引发精神共鸣，人与自 然的美好崇高相互诠释。重庆则是另一番模样，风景的色彩晦暗，自然气候令人生厌，风景 与人的生存相龃龉，风景违背了正义的、不幸的人们的主观意愿，本地风光与全国情形格格 不入，总之，风景显明了人的不堪境遇和城市的邪恶。通过风景的政治化，茅盾的重庆与延 安书写达到了这样的效果：重庆是一座失道寡助的城市，内部分裂，乱象丛生，毫无希望， 而延安则令人向往，汇聚了民族抗战的力量和希望。

　　地理空间的叠加与民族政治的隐喻

　　风景与城市形象有着对应关系，茅盾使用乡土与都市两套话语构设重庆与延安的风景 ，分别赋予其不同的政治寓意。但是，茅盾并不满足于对重庆与延安分而论之。《如是我见 我闻》系列散文，潜藏着茅盾以风景来隐喻战时中国的良苦用心，他把风景上升到政治地理 学的高度，对重庆与延安的战时形象进行了正邪比较，描绘了战时中国的政治地图。政治地 理学是一门基于地理特点关于区域政治关系的学问，可以用来讨论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 ，也可用来描述国家内部各区域所形成的政治格局[29]。《如是我见我闻》的政治地 理学体 现在对大后方各个区域的叙述中，“自然地理特征转化成象征符码”[30]，以之隐喻战时中 国的政治格局，消解国都重庆的中心价值，赋予延安以民族国家的象征意义。

　　《如是我见我闻》记录了茅盾在大后方的旅途见闻和主观感想。茅盾离开新疆后，辗 转兰州、西安、延安、重庆、成都、贵阳等地，《如是我见我闻》就是茅盾1940年5月至194 1年3月流徙之旅的零碎记述，发表于1941年香港《华商报》副刊《灯塔》，包括《弁言》共 18篇。作者在《弁言》中写到，这些“七零八落的记述”，“毫无连贯”，所做观察并没有 戴着有色眼镜，“意在存真”。“没有戴眼镜”“意在存 真”一说，玩的是障眼法。在《弁言》的开头，茅盾就以春秋笔法，指出当局的检查员裁定 “风景”的摄取“有关国防”，表明了他的政治化书写姿态。“七零八落的记述”“只有太 天真的孩子才会当一件事去鉴赏猜详”[31]，也 暗示了茅盾的地方性书写，有其深意所在。? 茅盾的地方风景书写，属于政治地理学的写法。涉及大后方多个城镇的“ 七零八落的记述”，看似“毫无连贯”，实在有其内在逻辑。首先，茅盾是一路写下来，各 篇的先后次序大致按照他在大后方的游历路线排列。其次，所有篇章内含区分的逻辑，构设 了两个形象系列：一个是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代表战时中国的希望;另一个是以重庆为中 心的国统区，属于繁华景象装饰的黑暗地带。表面看来，《如是我见我闻》系列散文并没有 盯着重庆或延安写，专写重庆的只有《“雾重庆”拾零》一文，专写延安的一篇都没有。不 过，如果打开战时中国地图，就会发现，茅盾的书写带有明显的地方性的政治立场，以之对 大后方两类地理空间进行区分，并加以意识形态化。

　　茅盾对地理空间的限定，经常富有弹性地使用地名概念，如北方、西北、西京等范围 大小不等的指称不时出现。茅盾使用这些地域名词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其中的使用逻辑值得 推敲。抓住延安与重庆这两个政治核心，就能洞悉系列散文中地理空间的聚合原则。黄土高 原、西北、北方等地理空间指称，在《如是我见我闻》中可以看作延安的同位语;西南、 某镇、后方等地理空间指称，则可以看作重庆的同位语。也就是说，同一政治归属的地理空 间之间有着借代关系，在表意上可以相互替代。北方、西北、黄土高原这些地理名词，不 是普泛意义上的空间指称，而是特指。北方并不是泛指秦岭-淮河一线以北的包括西北大后 方和华北、东北沦陷区的中国北部地区，它其实与西北、黄土高原、陕甘宁边区、延安是同 质的地理空间，我们从《如是我见我闻》系列散文的上下文语境以及互文关系中可以推断出 。并且，茅盾也有意识地强化地理空间的复指关系。《某镇》不指出写何地，开头就说“反 正在四川境内，这样的镇很多，我们就称它为某镇罢”。 结尾又写到：“这个随时势而繁荣的小镇，别的虽比不上重庆之类的大都市，但物价之昂贵 却毫不落后。”[32]文章的首尾语句使得“ 某镇 ”与重庆构成 了同位语，写某镇，写四川境内“一般”的镇，也就是写重庆。《最漂亮的生意》一文，叙 述因公路运输而“创造”出诸多繁华市镇这一现象后，随即信手拈出“一个标本”，“地点 ，离重庆约十余公里”[33]。散文前面所提到的 “国府特许” “雄视西南”等表述，进一步巩固了此地与重庆的类同关系。地理空间的聚合关系，也可借 同心圆来释解，两个同心圆的圆心分别是重庆和延安，往外延展，则是西南与西北之类的 地理空间。茅盾对大后方的书写，根据其“意图”和“注意的中心”[34]，形成了以重庆和延 安为表 述重心的空间关系模式。重庆或延安形象为众多地理空间叠加的结果，涉及的城市空间、 自然风景和人事，都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加工和塑造。

　　在《如是我见我闻》中，与延安边区、八路军相关的风景、道路、人事，都呈现出生 机勃勃、团结奋进、井然有序的气象。《白杨礼赞》《秦岭之夜》这两篇作品都把延安精神 置于风景、气候中来表现。通常认为，《白杨礼赞》是通过白杨树来象征北方农民，象征“ 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35]。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白杨树只象征北方农民，而不是 象征不 分南北的中国农民呢?其实，这里的北方不是泛指的、中性意义的地理空间，而是特殊的政 治空间。首先，我们需要对文中的白杨树进行地理定位。《白杨礼赞》是顺着前一篇《风雪 华家岭》的路线写下来的，根据茅盾从兰州坐汽车去西安的路线，他走的是西兰公路，过了 华家岭，翻过六盘山，就进入了文中所描写的黄土高原，接近陕甘宁边区的地带。作者大概 是以西北黄土高原来模糊指称陕甘宁边区。其次，白杨树的象征意义所指涉的区域空间值得 探究。文中的白杨树是指西北的白杨树，但是白杨树所象征的地域空间及其精神主体，除了 北方农民，还有“敌后”、“华北平原”守卫家乡的哨兵与浴血奋战的士兵。打开战时中国 地图，我们当明白茅盾应是以“敌后”哨兵、“华北平原”士兵来模糊指称抗日根据地的八 路军、游击队。白杨树的地域归属与象征空间，不断以北方、西北、黄土高原、敌后、华北 平原等指称出现，这种空间指称似乎有些混乱，而其真意就在混乱中透露出来。茅盾说“《 白杨礼赞》非取材于一地或一时”[36]，其实，取材于何地何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白杨树所象征的地域范围 。说到 底，茅盾借自然地理风貌暗示政治空间，建构的是以延安为中心的抗战中国形象。散文最初 使用的精神主体是“农民”“哨兵”，到文后则升格为“民众”“民族”，由此，地方取代 了民族国家，建构出“延安的抗战中国”形象。

　　茅盾对重庆与延安的构想，倾向于两相比较，文本间或文本内的对比关系有效地实现 了政治地理的隐喻。在《白杨礼赞》中，作为风景的树木与地域结合后，构设出了延安的政 治地理隐喻，文末“贵族化的楠木”则把国统区置于民众、敌后根据地以及民族解放战争的 对立面。对比是《如是我见我闻》构设延安与重庆形象的重要策略。公路、军人、司机、城 镇的书写，都被置于政治地理的比较视野下。

　　《风雪华家岭》政治地理的构设主要体现在开头的公路叙述。所叙及的“西兰公路” 1938年前还是有名的“稀烂公路”，1940年则已“实在不错”。其功劳 归于“西北公路局的‘德政’”。茅盾为什么开头就歌颂一条公路呢?西兰公路是西北公 路的一段，抗战军兴，西北公路为国际要冲，“接济神圣抗战的大动脉”[37]，由苏联运输过来的军需品，“对 于中国 伟大的独立战争之成败，关系颇巨”[38]。所谓公路“德政”，与其说表达了对“沈局长”的敬意，不如说 是为了 向苏联盟友致敬。这里顺便插一句，茅盾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的西北公路局 “沈局长”，应该是指宋希尚。宋希尚曾毕业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与 茅盾的弟弟沈泽民是同学，1938-1942年担任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局长[39]。

　　关于西北公路的政治解读可能显得过于主观，如果注意到茅盾对西北公路和西南公路 的比较，就会发现，公路的政治地理隐喻是存在的。西北公路与西南公路，都是战时中国的 重要运输通道，却被赋予了不同的政治意义。西北公路不仅是“援华公路要道”[40]，也是延安方面与苏联进行联 络的重 要通道，在公路经过的重要城市兰州、西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西北公路局管理 严格，照章办事，其司机也守规矩，“颇知自爱自重，言谈行举都是受过点教育的派头”[41]。茅盾笔下的西南公路则是另一番模样，以重 庆为起点的 西南公路上尘土飞扬，运输公司俨然是党国机关的缩影。运输公司带有“半官”性质，管理 员为国民党党员，每天不忘对司机进行“训话”，大部分司机也“加入了三青团”[42]。到了晚上，运输公司则是另一番模样，上上下下沉迷 于 赌钱、 买笑。同样是国民政府修筑、管理的公路，因邻近空间、联络城市的区别，茅盾便赋予西北 公路与西南公路以不同的色彩，以公路来喻示重庆的恶政。

　　大后方的军人在《如是我见我闻》中，并不是作为无差别的“国民革命军”被叙及， 而是被区分为延安的军人和党国的军人，其精神风貌与个人境遇隐喻了延安政权、重庆当局 的性质。先于《如是我见我闻》发表的《风景谈》一文，把延安山峰上的号兵和荷枪战士当 作“民族的精神化身”来塑造[43]。《如是 我见我闻》系列散文之一的《白杨礼赞》，以黄土高原上“坚强不屈与挺拔”的白杨树，隐 喻活跃在边区和敌后的抗日将士。以上两文都侧重对延安方面的军人进行精神塑像，暗示了 延安方面坚定的抗战意志。相关的篇章还有《秦岭之夜》。茅盾由延安经秦岭到重庆，乘坐 的是八路军的军车。《秦岭之夜》不是为了写秦岭的风光与气候，也不是单纯记述汽车抛锚 与修理事件，而是为了表现八路军不畏严寒，团结合作，纪律严明，活泼快乐的精神风貌， 是献给八路军的颂歌。

　　茅盾对战时军人的书写，主要由人与环境的关系入手。这样的叙述角度便于建构政治 地理的隐喻。延安军人形象的建构主要借助恶劣的自然环境来完成，侧重精神塑像。军人精 神与 延安精神、民族精神、抗战精神相通约。为党国效力的军人，茅盾则侧重从个人境遇来刻画 ，由军人境遇来揭示党国统治和国都重庆的病症。《“雾重庆”拾零》中供职于重庆军事机 关的某上校，奉公守法，却生存艰难，甚至到了断炊的地步，妻子抱怨“如此不如为娼”。 贫困 使得老母悬梁自尽，妻子不知去向，上校拔出“成功成仁”之剑，自杀身亡。《司机生活片 段》《“如何优待征属”》两文，构成了这样一个表意逻辑，国统区抗日军人的眷属，生活 艰难，得不到政府的有效“优待”，“征属少妇们之‘优待’也还只能让司机先生之类的去 ‘负责’罢了”[44]。一位下级军官对于这种现 象感到心灰意 冷，他担心寄回家的那点钱，真不够家里的开销，他不敢保证妻子不走上卖笑之路。在国 统区，战士在“火线上拼命”，他们的女人在后方被“有办法”的人玩弄，这让他们感到“ 寒心”。

　　后方跑运输的司机与前线的党国军人，在生活中几乎不会产生交集，茅盾通过“征属 ”问题，巧妙地把司机与军人拉扯在一起，使后方生活与前线抗战发生了实质性的联系，由 此编织了延安与重庆两相对照的政治寓言。在重庆，“半官”运输公司的司机每个月总也有 千把元的“进账”，每天要抽两包老刀牌香烟，生活奢靡，至少养着两个老婆，有两个家， “重庆一个，贵阳一个”[45]。茅盾刻意把 这些司机与“ 卖笑生活的女子”捆绑在一起叙述，《“如何优待征属”》《司机生活片段》《最漂亮的生 意》皆采用这一套路。茅盾以之作为解构重庆抗战形象的杀手锏，不惜反复使用。在《最漂 亮的生意》中，离重庆十余里的乡间，因运输公司的油水厚，竟创造出了一个繁华市镇， 镇上一切的“物质设备”都是为了满足运输公司从业人员的享乐。司机的荒淫生活与“征属 ”的艰难生活有着内在关联。公路旁的“卖笑生活的女子”来历复杂，“有的是从敌人的炮 火下逃得了性命，千里流亡，被生活的鞭子赶上了这条路的;也有的未尝流亡，丈夫或哥哥 正在前线流血，她们在后方却不得不牺牲皮肉从那些‘为抗战服务’的幸运儿手里乞取一点 衣食的资料”[46]。卖笑女 的身世，对党国 统治与重庆社 会构成了巨大的讽刺和无声的控诉。与之相对，“西北的优待抗属条例中有组织代耕队种种 办法”[47]，为“征属”的生活 提供了切实的保 障。需要补充 的是，《如是我见我闻》之后创作的《腐蚀》《船上》等小说中的重庆军人和警察，已成为 恶鬼横行的重庆社会的一部分。以此可见，军人形象不过是茅盾根据写作意图调用的叙事资 源，是映照党国和重庆罪恶的一面镜子。

　　在茅盾所构设的大后方的政治地理关系中，延安的面孔是乡土的、生产的、贫穷的， 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的面孔则是城市的、消费的、繁荣的。茅盾频繁使用“繁荣”一词来 形容国统区城镇的状况，把“繁荣”当作罪恶来书写。《如是我见我闻》的系列散文中，兰 州、西京、宝鸡、某镇、重庆、贵阳，无一例外日渐繁荣，其繁荣不是生产的繁荣，而是消 费的繁荣，林立的旅馆、饭店、茶馆以及隐秘的淫窟，点缀其间的是时髦的装 束、丰足的洋货、昂贵的消费品，消费者则为官吏、投机商、太太们、司机，以及 各类“有办法”的人物。茅盾之所以把重庆等城市的“繁荣”归入战时之恶，乃在于“繁荣 ”的背后是官吏的横征暴敛，是乡村的颓败和民众的疾苦，是“征属”的屈辱生活。在重庆 ，小小暴发户成为“繁荣”雾重庆的一分子，而原来的“中产阶级”却落到了典卖衣物的 可怜境地，奉公守法的上校一家靠借贷度日，终至走上绝路(《“雾重庆”拾零》)。在宝 鸡，农民所遭遇的盘剥敲诈，“成就了新市区的豪华奢侈，他们给宝鸡赢得了‘繁荣’”[48]。在《如是我见我闻》系列散文中， “繁荣” 的表意功能 朝着多个维度扩散，道德审判、阶级情绪、民族观念，皆可由“繁荣”一词生发。抗战时期 茅盾的文化趣味倾向民族特色，在他所写到的西南城市中，唯独对“民族形式”的大都会— —成都，表达了些许好感。而对大后方城镇的“上海气派” “苏浙沪气味”“都市生活的派 头”[49]，则流露出厌 恨的情绪。

　　洋货、旅馆、酒店等城市之物所构成的“繁荣”景观，之所以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 ， 是因为“消费也有自己的地理学” ，“商品是无数地理区域的重合”，物质文化表明了消费者如何“安 排与世界的关系”[50]。丰足的“洋货”是官商勾结的结果，“洋货 ”的走 私与消费意味着对“ 洋货”来源地(敌占区、殖民城市)的变相支持，是一种“变相的资敌行为”[51]，伤害了战时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有损民族实业的发 展。“繁 荣”的 景观与洋货的消费，也对民族共同体起到了分裂的作用，因为消费模式意味着“归属社会群 体的方式，以及表现自己特征的方式”[52]。如果说 “繁荣”的景观与洋货的消费把重庆分裂成了两个世界，那么，朴素贫穷的生活和一律的“ 灰布制服”，则把延安塑造成了民主平等的统一世界。当然，“繁荣”的阐释中所包含何种 政治意识形态，关键在于“眼光”和“立场”，茅盾在“繁荣”中看到了不平等和罪恶，而 老舍关注的是敌机在重庆肆虐后，“众市民随炸随修，楼房日日新。市容美观、街宽房俊， 更显出坚决抗战大无畏精神”[53]。 “‘风景’中情绪的‘反映’和想象性投射可被解读为意识形态的梦工场”[54]。茅盾的战时中国书写，以隐喻象征 来实现风 景、地 理的政治化。在风景的书写中，延安在战时中国的地位得以升华，而重庆则被降格，延安、 重庆在中国政治地图中的中心、边缘身份被改写，最终建构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战时中国形象 。

　　风景、地理的政治隐喻的建构，可以脱离社会现实的拘囿，不必拘泥于生活的真实。 政治意图的实现，只须抽象的观念和眼花缭乱的修辞相配合，就能达到。也就是说，茅盾笔 下的风景中国、政治中国，首先是作为一种修辞效果而存在。尽管茅盾的战时中国想象为延 安立场所操纵，其形象过于扁平化，但风景、地理政治的引入，无疑增加了其作品的思想张 力和艺术表现力。

 

　　注释：

　　[1] 黄万华：《史述和史论：战时中国文学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页。

　　[2]范智红：《世变缘常：四十年代小说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版，第1 3～16页。

　　[3]《茅盾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 986年版，第2 2～23页。

　　[4]《郁达夫全集》第10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 163页 。

　　[5] W. J.T.米切尔编：《风景与权力》，杨丽、万信琼译，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6]《茅盾全集》 第35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6页。

　　[7] W.J.T.米切尔编：《风景与权 力》， 第4页。

　　[8] 《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页。

　　[9]茅盾：《风景谈 》，《 文艺阵地》1941年第1期。

　　[10]《茅 盾全集》第12卷，第122页。

　　[11]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政治的反思》， 载 薛毅主 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3页。

　　[12]茅盾：《记“鲁迅艺术文学 院”( 上)》 ，《学习》1941年第2期。

　　[13]茅 盾：《 记“鲁 迅艺术文学院”(下)》，《学习》1941年第4期。

　　[14]茅盾：《记“鲁迅艺术文学院”(上)》，《学习》1941年第2期。

　　[15]前田哲男：《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 道路： 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王希亮译，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16]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郑文彬等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页 。

　　[17]威尔杜兰特 、阿里 尔杜兰 特：《历史的教训》，倪玉平、张闶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

　　[18]茅盾：《记“鲁迅艺术文学院 ”(上 )》， 《学习》1941年第2期。

　　[19]亨利·列斐伏尔：《对空间政治的反思》，载薛毅主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 第3卷，第55页。

　　[20]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 64年版，第85页。

　　[21]《郁达夫全集》第10卷，第164 页。

　　[22]吴晓东：《郁达 夫与 中国现 代“风景的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

　　[23]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 年 版，第6页。

　　[24]《茅盾全集》第12卷，第19、20页。

　　[25]“皖南事变 ”后，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的头版发表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26]《茅盾全集》第12卷，第21页 。

　　[27]《 茅盾全 集》第12卷，第65页。

　　[28]《茅盾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29]王恩涌等编著：《政治地理学： 时空中 的政治格局》，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

　　[30]张全之：《重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异乡”》，《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31]《茅盾全集》第12卷，第23页。

　　[32]《茅盾全集》第12卷，第57、60页。

　　[33]《茅盾全集》第12卷，第74页。

　　[34] 迈克·克朗： 《文化 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35] 茅盾：《白杨礼赞 》，《 文艺阵地》1941年第3期。

　　[36]《茅盾全集》第3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第33 3页。

　　[37]中国旅行 社研究 室：《西北公路》，《旅行杂志》1944年第1期。

　　[38] G. A. Fitch：《西北公路》，亮臣译，《国际间 》1940年第9期。

　　[39]参见 宋希 尚《抗 战以来之西北公路》，《抗战与交通》1940年第33期;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6 册，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67～68页;李佳佳《西北公路局研究(1935-1949)》， 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茅盾全集》第35卷，第247、339～342页。

　　[40]陈翰笙： 《西北公路的新意义》，《上海周报》1941年第5期。

　　[41]《茅盾全集》第12卷，第75页。

　　[42]《茅 盾全集》第12卷，第76页。

　　[43]茅盾：《风景谈》，《文艺阵地》1941年第1 期。

　　[44]《茅盾全集》第12卷，第83页。

　　[45]《茅盾全集》第12卷，第76～77页。

　　[46]《茅盾全集》第12卷，第74～75页。

　　[47]《茅盾全集》第12卷，第81页。

　　[48]《茅盾全集》第12卷，第51页。

　　[49]《茅盾全集》第12卷，第27、85、74页。

　　[50]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第153、168、174页。

　　[51]《茅 盾全集 》第35卷，第340页。

　　[52]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第174 页。

　　[53]《老舍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版，第2 3页。

　　[54] W.J.T. 米切尔编：《风景与权力》，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