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1896-1981年),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等,字雁冰,浙江嘉兴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之一。
茅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为党的文艺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实践者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广泛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文艺救亡活动,在抗战文化史上留下了人生光辉的一页。
抗战初期:茅盾在上海的编辑活动
1937年抗战爆发后,茅盾主编的《中囯的一日》开一代文人的先河。他以一个文化战士的身份坚守在自己的文艺阵地上,以笔为枪,用文艺的形式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斗争,在编辑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那时,抗战的烽火在华北燃起,不久上海也发生了战事,情势十分严峻。面对危情,上海作家群情激奋,许多作家提出需要对上海已有的一些文学刊物,如《文学》《文丛》《中流》等进行全面改版调整以适应抗战形势。但是,也有一些作家则认为,日本侵略军猛烈进攻上海,上海恐怕难以久守,在上海的所有文学刊物可能都要面临停办的处境。在新闻出版界颇具影响力的邹韬奋听取了各方面意见之后,分析说《文学》《文丛》《中流》等大型刊物恐怕适应不了目前的非常时期,需要另外办一些能及时反映这个沸腾时代的小型报刊,如日报、周刊、三日刊等。邹韬奋的分析引起了茅盾的共鸣,茅盾觉得应当把已经停刊的《生活星期刊》杂志另取名字恢复发行。与此同时,多数作家、出版界人士坚持认为无论《文丛》《译文》等大型文学刊物是否停刊,文艺界应当尽快创办一份能够适应战时需要,可以迅速传达出作家呼声的机动灵活的小型文学刊物,创刊的目的主要是一方面唤起和鼓动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和热情,另一方面也要推动和促进文艺大众化工作的进程,最终开拓出一片抗战文艺的新天地。
茅盾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在抗战斗争中,每个作家都有拿枪上战场的勇气和决心,但是目前没有到需要作家、艺术家投笔从戎,去前线冲锋陷阵的时候。他认为,在抗战斗争中,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战线,作家、艺术家在文艺这条战线上作战,凭借的武器就是手中之笔。作家的笔可以用来描绘抗日战士的勃勃英姿,也可以用来呼喊出中华民族誓死保卫国土的决心与壮志,同时也可揭露汉奸、亲日派的罪行,使全国人民认清其丑恶面目和本质。他还指出,以后作家、艺术家的工作岗位也不再是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写字间,前线、农村、工厂是作家、艺术家们发挥作用的地方。
鉴于茅盾在文学界出版界的地位和声望,作家们一致认为茅盾做这个小型文学刊物的主编最为合适。这样在《文学》《中流》《译文》等大型刊物停刊以后,由茅盾主编的《呐喊》杂志诞生。茅盾在炮声隆隆中写了《呐喊》的创刊词——《站上各自的岗位》,献词中写道:“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岗位罢!”
抗战中期:茅盾在重庆的创作活动
1940年11月下旬,受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邀请,茅盾和夫人孔德沚从革命圣地的延安,来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战时陪都重庆。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重庆国民政府当局长期排斥郭沫若为首的众多坚持抗战的作家和艺术家,国民党特务经常捣乱,对文艺作品“横挑鼻子竖挑眼”,刁难抗战文化宣传工作。
为了加强国统区的文化抗战力量,郭沫若鼎力举荐茅盾来重庆领导文化委员会的工作。当时住红岩村的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考虑到茅盾在全国的巨大影响,同意郭沫若的建议,致电延安邀请茅盾赶赴重庆,主持国统区重庆抗战文化委员会的工作。
茅盾一到重庆,首先就是去红岩村拜访周恩来。周恩来对茅盾说:“茅盾先生,劳您大驾出任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常务委员,目的是给你披一件官方外衣,委员会的实际工作自有别人去做。你是大作家,还是发挥你的作用,用笔来战斗吧!”茅盾一听,坚定地说道:“我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安排!”关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文化怎样开展,周恩来和茅盾谈了许多。经过周恩来的介绍,茅盾领会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策略。
同年12月7日,中华抗敌文协举行茶话会。大家兴致勃勃地畅谈抗日形势,庆贺茅盾等一批作家来渝团聚。茅盾来渝的首要任务就是复刊《文艺阵地》,于是召开了编委会议。参加的编委有曹靖华、艾青、沙汀等。会议由茅盾主持,经过讨论,作出有关复刊的几项决定:第一,将半月刊改为月刊;第二,出一个革新启事;第三,编委做适当调整和补充;第四,复刊后的《文艺阵地》,内容方面更加丰富、充实,力求篇篇耐读。《文艺阵地》复刊号第一期上,刊载了茅盾的《风景谈》。这篇散文以明快的笔调,描绘了解放区人民生活、生产、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以及军队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官兵平等局面,构成了一幅水乳交融、令人悦目的画面。正如茅盾所说:“我看得呆了,我仿佛看见了民族的精神化身”。
茅盾来到重庆后,中共南方局立即把他安排在当时邹韬奋刚组建的生活书店里。这个书店位于重庆市内民族路冉家巷13号的小阁楼,因茅盾文学成就和名气太大,在那儿只住了三晚,之后,有关方面人员又将他转移到现在的渝中区观音岩斜坡下枣子岚垭一幢叫良庄的小别墅住了下来。在这里,茅盾以文作战,写下了许多不朽抗战檄文,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个时期茅盾的小说、散文,讴歌了西北抗日根据地和揭露重庆大后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现实,被全国读者堪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经典。那一篇篇绵里藏针的文字里,为历史记录下了80多年前真实的重庆,刻画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国统区那些丑陋肮脏的现状:揭露了某些国民党官员为发国难财而不惜用妻子、女儿贿赂上司;暴露了国民政府制定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的丑陋现象;鞭打了因“走私、囤积”而令运输业成为陪都“天字第一号生意”,结果导致汽车司机和上司相互勾结,拼命吞食公款。
茅盾在重庆领导文化工作后,不久“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关系进入水火不相容的紧张状况,这时的重庆笼罩着在白色恐怖之中。就在这时,茅盾利用《文艺阵地》和《国讯》杂志发表文章,惹恼了国民政府当局,国民党恼羞成怒,指使特务抓捕茅盾。中共南方局在得知消息后,党组织有关人士便很快通知茅盾立即转移,中共南方局周恩来书记,在离枣子岚垭不远处的曾家岩50号秘密接见了茅盾。告诉他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到香港,以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和迫害。这时在重庆红岩村党组织有关人士的精心安排下,茅盾夫妇悄悄住进巴县南泉。
巍巍南泉,山清水秀,风景如画,风光旖旎,茅盾被优美的景色所吸引。他将在南泉度过的时光写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此乃疗养胜地,有山有水,还有温泉,游人不少。”再如他在《“雾重庆”拾零》文中又赞美南泉:“南温泉为名胜之区,虎啸尤为幽雅。主席林森与院长孔祥熙别墅,对峙于两峰之巅,万绿丛中,红楼一角,自是‘不凡’。”茅盾夫妇在重庆南泉居住了20多天,在这些日子里,由于重庆南泉优美的风景触发了茅盾的灵感,于是,茅盾信手拈来,文如泉涌,写下了6篇经典之作,即《兰州杂碎》《风雪华家岭》《白杨礼赞》《西京插曲》《市场》和《“雾重庆”拾零》。
凡是上过中学的人都读过茅盾《白杨礼赞》的散文,那言简意明优美流畅的文字,那寓意深刻白杨的形象,那婉曲象征的文笔,那结构严谨的手法,无不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脑际,久久难忘!《白杨礼赞》是最受读者欢迎的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后来,成为中国九年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的范文。
抗战后期:茅盾在贵阳的文艺活动
日本侵略者占领香港后,茅盾和其他文化人士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江游击队的保护下,离开危险区。
1942年3月9日,茅盾夫妇等文化名人到桂林,因为要创作长篇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茅盾大约于1942年左右,离开桂林,乘汽车路过贵阳并停留了几天,在贵阳,他阅读了老朋友谢六逸写的散文《贵阳巡礼》和《司机生活片断》,激起了他的文学创作欲望。
1945年,茅盾在《贵州日报》副刊《新垒》发表《贝当与赖伐尔》《不可补救的损失》等优秀作品。同年6月10日,茅盾在《大刚报》副刊《阵地》发表了《读春暖花开的时候》评论。这是姚雪垠的长篇小说,写的是抗战时期台儿庄战役以前,一群男女青年的生活,茅盾先生肯定了作品的重大影响。
1945年7月4日,文艺界为了表彰茅盾对新文学事业的卓越贡献和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在团结文艺工作者坚持抗战、进步、推动文艺工作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蹇先艾在《贵阳日报》的《新垒》副刊上也发表了纪念文章《补祝茅盾先生的寿辰》,《大刚报》副刊还发表了叶圣陶《略谈雁冰的文学功底》等等。这些文章,高度赞扬和评价了茅盾50年来革命活动和文学活动。
茅盾在这个时期,不仅创作了大量的小品,而且出版了《炮火的洗礼》《见闻杂记》《生活之一页》《时间的记录》等文集。他在《大刚报》上发表了《时间的记录:后记》,文章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更加黑暗,民不聊生。茅盾这篇《后记》中,表现他在抗战时代的独特感受,跳动着大时代的脉搏。不久,茅盾又在《大刚报》上发表“读宋霖的小说《滩》”,他热心扶持文学新人,在贵阳,有口皆碑,成为美谈。
1981年3月27日,茅盾在北京逝世。他在病危期间,依然深切关怀着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逝世前两周,即3月14日,他在病榻上向儿子韦韬口授了如下遗嘱: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二十五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奖。”
于是,在中国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从此诞生,“茅盾文学奖”是中国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文学奖,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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