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在抗战时期的编辑活动
来源： 《《茅盾研究》第15辑——纪念茅盾诞辰120周年论文集》   2023-07-19 14:12:53

　　摘要： 抗战时期，茅盾以一个文化战士的身份坚守在自己的文艺阵地上，以笔为枪，用文艺的形式与日本侵略者及妥协派、投降派展开斗争，在编辑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茅盾在抗战时期编辑的报刊主要有《呐喊》(《烽火》)、《文艺阵地》、《立报·言林》、《笔谈》及《新绿丛辑》，其编辑活动及其成功经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值得我们总结和继承。

　　关键词：茅盾 抗战时期编辑期刊

　　茅盾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革命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他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编辑大家。他的编辑活动，包括报刊编辑、图书编辑和出版评论三个方面。就报刊编辑而言，在长达41年的编辑生涯中他相继编辑过十几种刊物，几十种图书，写下数十篇出版评论文章。五四新文学运动高涨期，他编辑革新《小说月报》，产生了轰动效应;左联时期，他编辑《文学》杂志引人瞩目;抗战前期，他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开一代风气。抗战爆发后，他以一个文化战士的身份坚守在自己的文艺阵地上，以笔为枪，用文艺的形式与日本侵略者及反动派展开斗争，在编辑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关于茅盾的编辑活动问题，从20世纪9年代开始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1994年徐帆发表《略论茅盾的编辑思想和实践》，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研究茅盾的编辑活动;1995年，李频出版《编辑家茅盾评传》，从编辑角度介绍评价了茅盾的文化业绩;2000年，吕旭龙发表《茅盾的编辑风格》用比较方法研究茅盾编辑特点关于茅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编辑活动，也有单篇论文发表，比如：熊飞宇的《《文艺阵地>的编辑特色》，吴昌立的《抗战时期对(文艺阵地)人性的关注》。但整体而言，学界对茅盾在抗战时期的编辑活动研究不够系统深入。本文试图较为系统地梳理茅盾在这一时期的编辑活动，总结这位伟大作家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对祖国文化、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

　　一、《呐喊》(《蜂火》)

　　1937年7月。抗战的烽火在华北燃起，不久上海也发生了战事情势十分严峻。面对危情，上海的作家们群情激奋，许多作家提出需要对上海已有的一此文学刊物，如《文学》、《文丛》、《中流》、《译文》等进行全面改版调整以适应抗战形势但是也有一些作家则认为，日本侵略军猛烈进攻上海，上海恐怕难以久守，在上海的所有文学刊物可能都要面临停办的处境。在新闻出版界颇具影响力的邹韬奋先生听取了各方面意见之后，分析说《文学》、《文从》、《中流》《译文》等“大型刊物忍怕适应不了目前这非常时期，需要另外办一些能及时反映这沸腾时代的小型报刊，如日报、周刊、三日刊等”。[1]邹韬奋的分析引起了茅盾的共鸣，茅盾觉得应当把已经停刊的《生活星期刊》杂志另取名字恢复发行。与此同时，多数作家、出版界人士坚持认为无论《文丛》、《译文》等大型文学刊物是否停刊，文艺界应当尽快创办一份能够适应战时需要，可以迅速传达出作家们呼声的机动灵活的小型文学刊物来，创刊的目的主要一方面在于唤起和鼓动全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和热情，另方面也要推动和促进文艺大众化工作的进程，最终开拓出一片抗战文艺的新天地来。茅盾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在抗战斗争中，每个作家都有拿枪上战场的勇气和决心，但是目前没有到需要作家、艺术家投笔从戎，去前线冲锋陷阵的时候。他认为，在抗战斗争中，“文艺战线也是一条重要的战线”[2]，作家艺术家在文艺这条战线上作战，凭借的武器就是手中之笔，作家的笔可以用来描绘抗日战士的勃勃英姿，也可以用来呼喊出中华民族哲死保卫国土的决心与壮志，同时也可揭露汉奸、亲日派的罪行，使全国人民认清其丑恶面目和本质，他还指出，以后作家、艺术家的工作岗位也不再是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写字间，前线、农村、工厂是作家、艺术家们发挥作用的地方。鉴于茅盾在文学界出版界的地位和声望，作家们一致认为茅盾做这个小型文学刊物的主编最为合适。这样，在《文学》、《中流》、《译文》等大型刊物停刊以后，由茅盾主编的《呐喊》杂志诞生了。茅盾在炮声降隆中写了《呐喊》的创刊献词一站上各自的岗位》，献词写道“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岗位罢!······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3]《呐喊》的创刊号于1937年8月25日面世，这是一份用小三十二开纸印刷的薄薄的杂志，每份仅售二分，刊物的封面上标着“文学社、文丛社、中流社、译文社合编”的字样。因为办刊经费紧张，该刊向社会声明用稿没有稿酬，但是，出乎编辑意料之外的是尽管没有稿费，作家们投稿十分踊跃。《呐喊》前面两期发表的稿件主要源于编辑约稿，由于《呐喊》创刊后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得到了文艺界广泛支持，所以到了第三期，即《烽火》第一期，就主要登载外来稿了。为什么要改刊名，那是因为当时对于《呐喊》这刊名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少人提出在抗日战争的大时代中仅有“呐喊”助威还是远远不够的，刊名应该体现出时代特色，于是改名为《烽火》。《烽火》最初在上海出版发行，上海被日军攻占后，遂迁至广州。在上海的时候，茅盾是编辑人，巴金是发行人。到了广州，巴金成了责任编辑，茅盾负责发行。[4]《呐喊》(《烽火》是抗战初期影响极大的刊物，茅盾主编该刊共计4个月。它在抗战中充分发挥了鼓舞士气、凝聚力量的作用。

　　二、《文艺阵地》

　　1937年10月因上海发生战事茅盾于当月20日辗转来到汉口。上海生活书店的徐伯昕来看望茅盾，希望茅盾能主编一个类似《文学》的中型刊物。茅盾初步同意。1938年2月7日，茅盾再次与生活书店徐伯昕及邹韬奋会商谈办刊事宜，当即决定创办的刊物叫《文艺阵地》(半月刊)。因考虑到武汉形势紧张，也决定把《文艺阵地》的编辑与出版地设在广州。前往广州路经长沙，茅盾遇见了张天翼，便向他约稿，张天翼给他一篇短篇小说《华威先生》。2月24日茅盾来广州正式筹备出版《文艺阵地》。2月27日，茅盾由广州来到香港大量稿件从广州的生活书店转寄到茅盾手中，这些稿件有老舍的新京剧《忠烈图》;有萧红的散文《记鹿地夫妇》;有叶圣陶的杂感《从疏忽转到谨严》;有周文的通讯《文艺活动在成都》;有刘白羽的速写《疯人》以及从苏联回国不久的戈宝权寄来的《苏联剧坛近况》等等。这些稿件足够《文艺阵地》一期刊用。1938年4月16日，文艺阵地》创刊号如期出版。该刊的出版在文艺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尤其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反响更加强烈。这一篇短篇小说，用讽刺的笔法揭露了抗日战争中国统区存在着的黑暗面，成功塑造了新的文学形象一一华威先生，他整日忙忙碌碌地开会应酬，表面为抗战，实际为抢权。他想包揽抗日救亡的所有事务。他是一个务虚不务实的国民党“党棍”形象。这一作品的发表引起激烈的争议，褒贬不一。茅盾在《文艺阵地》发表《八月的感想》据理力争，从内容到艺术全面肯定了这篇讽刺小说的价值。之后，《文艺阵地》第三期又刊出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该作品引发争议和引起的轰动不亚于《华威先生》。“差半车麦秸”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典型1938年年底在杜重远的游说下，茅盾举家去了新疆，离开香港，刊物交由楼适夷接编。1939年楼适夷由香港去上海，编务工作也由香港转移至上海。1940年8月《文艺阵地》的5卷2期后，因被上海租界当局查禁而被迫停刊为了继续进行文艺活动，于是以辑刊的方式发行，并更名为《文阵从刊》，该刊是24开本，共出了两辑，一辑是《水火之间》，另一辑是《论鲁迅》。

　　1940年冬天，茅盾从延安来到重庆，他筹备《文艺阵地》复刊。1941年1月10日续出第6卷第1期。但由于遭到国民党文化机关的阻挠，《文艺阵地》不得已于1942年1月(第7卷第4 期)再度停刊。1943年1月至1944年3月，为了弥补《文艺阵地》停刊所造成的损失和缺憾，茅盾和同仁们又筹划出版《文阵新辑》从刊，该刊物是24开本，共出三辑，它们分别是《去国》、《哈罗尔德的旅行及其它》、《纵横前后方》。

　　从1938年4月16日刊至1944年3月停刊，文艺阵地》共出63期期间发表了许多文艺精品，除了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外，还有沙汀的《老烟的故事》、丁玲的《在医院中》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萧乾的《刘粹刚之死》骆宾基的《东战场别动队》、周而复的《播种篇》艾青的《吹号者》陈白尘的《魔》、茅盾的《白杨礼赞》李南桌的《广现实主义》等。它所发表的高质量作品明显多于同时期其他刊物。茅盾在抗战时期主编这一大型刊物，在中国抗战史上和文化史上留下光辉的足迹。这一刊物是联接国统区与解放区作家的纽带，也是联接中外作家的纽带。它为动员民众，鼓动抗战，繁荣抗战文艺做出很大贡献这一杂志与抗战“文协”会刊《抗战文艺》有着同样的影响力，在抗战文坛享有美誉。《文艺阵地》是产生优秀抗战文学的园地，也是培植抗战文艺新人的摇篮。

　　三、《立报·言林》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有进步色彩且很有影响力的报纸《立报》被迫停刊。之后，《立报》总经理、主编萨空了和茅盾都来到香港，于是萨空了去找茅盾商量《立报》在香港复刊的事宜，他邀请茅盾去编辑《立报》的副刊《言林》。《立报》在上海出版时，《立报·言林》是由谢六逸编辑，其风格玲珑，多样，轻松，精悍，茅盾以往常在上面发表杂文，对此十分熟悉。当萨空了邀请茅盾担任副刊编辑时，茅盾说：我在香港正在编辑《文艺阵地》恐怕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来编辑《言林》了但萨空了坚持说，这并不矛盾，他让茅盾同时编两种杂志。他给茅盾分析说：《文艺阵地》半月出一期，用稿也不多，占用不了他太多时间，而《立报·言林》每一期只有2500字需要他编辑，工作量不大，顺手的事。而且他还劝茅盾到香港安家说那边生活条件、写作条件都要比广州优越，环境安静，不必天天躲日军空袭。萨空了还怕茅盾有顾虑，进一步劝他说，他完全可以在香港把《文艺阵地》编好，然后再寄到广州来排版印刷，他只负责编辑，让生活书店负责印刷发行。万一有事情需要到广州来处理，也不过是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抗战时期香港物价飞涨，茅盾的收入不够一家人开销。考虑到生活问题，为了能够安心搞创作和编刊，茅盾接受了萨空了的建议和请求。确如《立报》总经理、主编萨空了所讲，《言林》的编辑工作不太复杂，这个副刊主要发表杂文、短论、诗歌等，所来稿件一般篇幅短小，文体也较为单纯。《立报》在香港复刊时，茅盾编辑副刊《言林》，他在复刊号的献词中说明了办刊的主张：“凡对人生社会，百般问题，喜欢开口的人，都请到这里来谈天····。。今日我中华民族正在和侵略的恶废作殊死战，《言林》虽小，不敢自处于战线之外，《言林》虽说不上是什么重兵器，然亦不甘自谓在文化战线上它的火力是无足轻重的。它将守着它的岗位，沉着射击。《言林》不拘于一种战术：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凡属拿手好戏，都请来表演。。。。。。”[5]

　　《立报·言林》复刊初期，因稿源不足，茅盾还要动手赶稿写文章，复刊的第周，茅盾每天要为《立报·言林》写一篇文章，之后不久许多地方的投稿就雪片一样地飞来，以至很快形成了一支经常供稿的稳定写作队伍。茅盾是一位编辑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了，他深知要办好一个副刊最关键的问题是每天需要有一篇重点文章，它新颖精彩。起初，茅盾很担心这样的重点文章难以落实，于是不得不自已动笔，但不久这一问题解决了：他培养的固定的写作队伍投来的稿件，一般都不需要他花费多大力气就能安排在头条。这是一群青年作家队伍，大约有十来个人。他们个个思维活跃，文笔流畅，有较为深厚的理论素养。这些作家都能按照茅盾的要求写出他所需要的文章来。这一群青年有李南桌、黄绳、袁水拍、杜埃、林焕平等。与青年作家交流多，他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茅盾在编辑《言林》期间，他是比较偷快的。1938年12月20日茅盾要离开香港去新疆遂辞去《言林》编辑工作，与此同时，萨空了也去新疆，《立报》停刊。

　　四、《笔谈》及《新绿丛辑》

　　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开辟“第二战线”，中共中央安排茅盾再去香港。当时在重庆执行公务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约见了茅盾，并对他说：“我把你从延安请到重庆，没想到政局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现在又要请你离开重庆了。这次我们建议你到香港去。三八年你在香港编过《文艺阵地》，对那里比较熟悉。现在香港有很大变化，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海外华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爱国侨胞支持的窗口，又是内地与上海孤岛联系的桥梁。万一国内政局发生剧变，香港将成为我们重要的战斗堡垒。因此，我们要加强香港的力量，在那里开辟一个新阵线。”[6]茅盾接受了任务：他去香港办一个文艺刊物。但是究竟办什么性质的刊物，他还一时没有定下。经过反复斟酌，茅盾最终倾向于办一个小品文刊物。因为办大型的文艺刊物与香港当时的环境和气氛不适应，而中型文艺刊物已经有了周鲸文和端木良主编的《时代文学》，而且茅盾考虑到在各种斗争十分复杂的时代更需要有强烈鲜明战斗性的刊物，纯文艺刊物缺乏战斗力。小品文期刊与大中型文艺期刊相比较，虽然它不便打阵地战，却便于“游击队”大显神威。而在动荡的抗战相持阶段，“更应该打游击战”。[7]这份文艺期刊终于问世了。它是半月刊，刊名为《笔谈》，以发表小品文为主要职志。为了征集稿子，茅盾给各地朋友发去“征稿简约”：“一、这是个文艺性的综合刊物，半月出版一次，每期约四万字;经常供给的，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字。庄谐并收，辛甘兼备，也谈天说地，也画龙画狗。也有创作，也有翻译。不敢自谢多么富于营养，但敢保证没有麻醉也没有毒。二、内容如果要分类，则第一，关于游记或地方印象;第二，人物志，以及遗闻轶事;第三，杂感随笔，上下古今，政治社会，各从所好;第四，读书札记，书报春秋;第五，文艺作品，诗歌，小说，戏曲，报告：第六，时论拔萃。以上六类，不一定期期都有，但总想做到有则必不是充数滥等。”《笔谈》创刊后得到进步作家的大力支持，优秀的稿件源源不断。叶以群投来了小说，戈宝权投来了译文，杨刚投来了散文，远在重庆的郭沫若、上海的楼适夷等等也都寄来了稿件。尤其柳亚子先生为《笔谈》写的关于革命掌故的札记《羿楼日札》，更使新生的《笔谈》增色不少。茅盾除了办刊，也亲自为刊物撰写时事评论，纵谈抗战时期国内外形势。

　　茅盾主编《笔谈》(半月刊)1941 年9月1日创刊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他于1942年1月9日离开香港内地，该刊停办3个多月共出7期。

　　抗战时期，未成名作家出版作品十分困难。书店老板出书往往先看作者的名气。名气大的他们愿意为其出书，没名气的或名气小的他们不愿意出这些作者的书。为了使未成名作家有出版作品的机会，茅盾决定与自强出版社合作出版一套从书，专门出版未成名作家的作品。这样，为了扶植无名作者，从1943年12月至1944年9月，茅盾主编了一套从书《新绿从辑》，共出三辑。第一辑：穗青的小说《脱缰的马》(1943年12月)。青当时是一个刚刚露头的文艺青年，此前在《文艺阵地》发表过处女作《在火车站》，茅盾读了《脱缰的马》原稿，发现这是一部少见的佳作，于是在《新绿从辑》第一辑登出。第二辑：郁的小说《遥远的爱》(1944年4月)。此前，女青年李玉如投来一篇小说《遥远的爱》，茅盾读后觉得很好，提出几条修改意见，让她修改。之后把这部小说登在《新绿丛辑》第二辑发表，并为作者取了一个有文采的笔名一“郁茹”。第三辑是两个中篇：小说王维镐的《没有结局的故事》和韩罕明的《小城风月》1944年9月)。为了提高这些作家的知名度茅盾分别为这些作家的作品写了序盲，而且组织老作家写读后感附于作品之后通过茅盾的宣传介绍确实扩大了这些作者的影响力。

　　五、结语

　　总的来说，茅盾在抗战时期的编辑活动有这样一些特点。

　　1. 旗帜鲜明，服务抗战。抗战时期的茅盾以文化战士自许，他所主编刊物，坚持为抗战现实服务，对所主编刊物的性质宗旨有明确定位，立场鲜明，既注重思想性，也注重文艺性，遵循市场规律但不以赢利为目的，其刊物能够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爱憎分明，战斗性强，文化品位高。同时，茅盾能敏锐感知时代脉搏，善于捕捉社会热点问题，他所编刊物时代感强，不少作品能够引起轰动效应。尽管这些刊物生存时间长短不一，但每种刊物一经他的编辑出版便很快成为名刊，发挥了时代号角的作用。

　　2. 依靠作家，严谨办刊。茅盾为人谦逊，善于团结优秀作家，由于他有丰富的人脉资源，稿源充足。《文艺阵地》是抗战时期影响极大的文艺刊物，它的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应当是得到了文艺界广泛的支持。《文艺阵地》有较为稳定的稿源，经常为该刊撰稿的老作家或者后来经《文艺阵地》扶植培养而成名的年轻作家，就有七十多位。可以说是进步爱国的广大作家们是《文艺阵地》生存的坚强后盾。《笔谈》的生存发展也是以广大的作家群的支持为基础的。抗战时期大批文化界人士和作家云集香港如胡绳、乔冠华、以群、袁水拍、戈宝权、骆宾基、胡风、林焕平、丁聪等，他们都经常为茅盾的刊物写稿、译稿，有时提供插图。由于有丰富的稿源加之茅盾审稿严格，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校对仔细认真，一丝不苟，如此保证了刊物的质量。

　　3. 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茅盾甘为他人作嫁衣，在编辑他人的文字，审阅他人的稿件的同时也注重发现和培养文艺新人，积极扶持新人新作，使刊物能够保持生机与活力。抗战时期涌现的文艺新人如姚雪垠、杜埃、林焕平、李南桌、黄绳、袁水拍、萧曼若、穗青、寒波、周正仪等都得到了茅盾的提携。茅盾十分赏识的青年评论家李南桌，在《文艺阵地》上发表了八篇论文：《论典型》、《广现实主义》、《再广现实主义》、《论“差不多”和“差得多”》、《评曹禺的<原野)》、《关于文艺大众化》《抗战与戏刷》、《关于鲁迅先生》。

　　4. 繁荣文艺，建设文化。茅盾在香港主编《文艺阵地》《立报·言林》及《笔谈》，为香港这一“文化沙漠”变为“文化绿洲”起了较大的促进作用。抗战前，香港是一个畸形儿，物质极度繁荣，文化十分萧条。随着茅盾等大批作家来到香港，他们编辑出版报刊，使香港的文艺在抗战中赢来第一个高潮。当然，茅盾的编辑活动对全国抗战文艺的发展和文化建设也做出重要贡献。

　　总之，茅盾在抗战时期的编辑活动及其成就，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有许多地方我们值得总结和继承。

 

　　[1]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 茅盾，《烽火连天的日子》，《茅盾全集》第3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136 页。

　　[3] 同上,第139 页。

　　[4] 巴金：《悼念茅盾同志》，《文艺报》1981年第 8期。

　　[5] 于连祥：《逃最馆主 茅盾传》，浙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页。

　　[6] 茅盾：《在抗战的逆流中》，《茅盾全集》第 3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6页

　　[7] 吕旭龙，《从笔谈看茅盾的编辑个性》，《茅盾研究》第八集，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