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人生的四次历险
来源：中国民主同盟 陈伟平   2023-08-08 08:38:11

　　沈钧儒先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民主战士，其人生横跨清末、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四个不同历史时期。他为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平和民主奋斗了一生。沈钧儒的一生充满惊险，几遭杀身之祸，数次直面死亡威胁，然而他爱国救国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坚定的信念伴随他走向了最后的胜利，成为值得后人永远铭记和追忆的一代伟人。

　　普陀避难

　　北伐战争前夕，中国长期处于军阀混战的局面。把持江浙一带的军阀孙传芳拥兵20万，盘踞江、浙、皖、闽、赣东南五省，号称“五省联军司令”。为反对其军阀统治，沈钧儒与蔡元培、褚辅成等人共同发起江浙沪联省自治运动，1926年11月4日，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由沈钧儒起草并经各方修改的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章程和通电。与此同时，沈钧儒还积极参与上海自治运动，反对军阀统治，倡导争取民众基本权利，这当然为孙传芳所不容。12月26日，孙传芳在报纸上刊载启事，攻击和恫吓自治运动的发起者。针对孙传芳的启事，沈钧儒与蔡元培、褚辅成等33人也联名发表了一则由沈钧儒起草的启事，据理反驳，提出自治运动乃“民意所在，绝不宽贷”。孙传芳恼羞成怒，顿起杀心，密令取缔自治团体，缉拿自治领袖，声言“军法所在，决不宽贷”“格杀不论”，三省自治运动被迫中止，沈钧儒等人也不得不暂时走避。不久后，国民党浙江临时政府在宁波召开成立大会，沈钧儒、褚辅成等参加，孙传芳闻知即派出杀手准备在宁波伺机暗杀沈钧儒和褚辅成。幸有人暗中通报，沈钧儒和褚辅成迅速离开宁波外出避难。1927年1月，沈钧儒和褚辅成先到定海，又因消息走漏，避至沈家门、普陀等地，“连日迁移，日宿一地”，甚至一度进入山中寺庙避难，后又经海门、黄岩、大荆入温州雁荡山，再次寄宿寺庙。2月1日，除夕夜万家团圆之时，沈钧儒和褚辅成却依然在四处奔波躲避追杀的路上。后闻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司令部设在金华，2月5日，沈、褚二人从温州辗转几地抵达金华，当晚便住在司令部。这也是两人遭追杀以来睡得最踏实、安稳的一晚。从上年12月月底追杀通令发出起，一个多月时间里，作为孙传芳的必杀目标，沈、褚二人被杀手穷追不舍，险象环生，好在总有人明里暗里为他俩通风报信，每次都能在危急关头及时脱险。

　　狱中脱险

　　多事之秋诸事难料。1927年2月中旬，刚刚摆脱孙传芳追杀的沈钧儒得知国民革命军攻占杭州，便立刻离开金华前往杭州投入浙江省临时政府的筹建工作，得益于宣中华等共产党人的支持，沈钧儒一度担任政府秘书长，褚辅成替代张静江任代理主席。然而恰恰因为此事，沈钧儒和褚辅成遭张静江等国民党右派的不满甚至忌恨。没过多久，风暴骤至，沈钧儒和褚辅成再次遇险。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宣中华被捕并惨遭杀害。4月14日中午时分，沈钧儒和褚辅成被“公安局长‘邀’至‘留守营部’，以‘保护’为名，拘押于营部楼上，房外置守卒，更番持械监视”,拘押理由是在宣中华办公室搜查出“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并以此断定沈、褚两人有共产党嫌疑。张静江等国民党右派得知沈褚两人被拘，主张立即枪决，蒋介石也担心夜长梦多，秘密下达逮捕沈钧儒和褚辅成并立即枪决的公文。也许是苍天有眼，这份秘密公文恰巧被一位名叫马文车的沈钧儒昔日学生看到。马文车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处长，他看到公文，一方面悄悄将公文扣压数日，一方面紧急活动寻找能够营救沈、褚的人。当时，蔡元培、宋庆龄等得知情况也正积极展开营救，其中颇为得力的当属任职浙江省行政委员会的庄菘甫老先生。庄先生曾为蒋介石蒙师，和沈钧儒、褚辅成俱为浙江名流，又同在省政府共事，他得知消息非常震惊和愤怒，亲自前往南京，极力劝说蒋介石收回密令，当面直言：“褚、沈是浙江名宿，众望所归，杀害此二老，将何以见故乡父老?”面对老师的劝说，蒋介石佯装毫不知情，立即打电话询问情况，下令释放二人。4月21日，沈钧儒和褚辅成被专车“护送”至南京，蒋介石派马文车到二人住宿旅馆慰问。相比于前一次孙传芳的通令追杀，这一次死亡距沈、褚只一步之遥，幸有众人相救才得以幸免。

　　险遭枪决

　　大革命失败后，沈钧儒暂时脱离政界，投身法律界和教育界。然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民族危机加深，沈钧儒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成立救国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救国会的抗日主张和积极行动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向国民党政府施压，要求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同时，救国会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也为国民党所不容。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以“宣传抗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被关押后，鉴于他们身份特殊，同时慑于社会舆论，沈钧儒等人在狱中的生活及居住条件优于一般囚犯，除不准阅读报纸外，家属及社会各界可以自由探望，来往书信也不受限制，慰问的、送吃送用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给七君子带去极大的精神支持。然而，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内政治形势骤变，也影响到了被关押的七君子。12月14日，监狱突然向七君子宣布命令，禁止他们接见包括家属在内的任何人，同时加强岗哨巡逻，增派宪兵和保安队巡守。原来，当时正奉命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听闻七君子被捕深感震惊和愤怒。他独自飞往洛阳面见蒋介石，恳请蒋释放爱国人士。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两人会面气氛极度紧张，终致不欢而散。从洛阳回来后，张学良既为七君子的安危担忧，更为自己无力施援深感无奈和痛苦。他找来杨虎城商谈，提出“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即实行“兵谏”。几日后，面对准备亲自坐镇临潼“剿共”的蒋介石，张学良终于彻底绝望，西安事变由此发动。

　　西安事变发动当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对全国发出的通电中特别提到：“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并在后来提出的八项主张的第三条中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国民党认定西安事变虽不是救国会所为，但某种程度上是因他们而起，故迁怒于已被关押的七君子，国民党内部如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更是提出枪毙七君子以警告张、杨，他们忌恨救国会的抗日活动以及他们对张学良的实质性影响。因为七君子被抓，张学良在蒋介石“剿共”的关键时刻倒戈“兵谏”，不仅导致蒋介石的“剿共”计划被迫停止，还不得不接受国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这一切对国民党顽固派而言绝难容忍。

　　监狱气氛的骤然紧张使沈钧儒等人自然猜测到外面形势的剧变，也清晰地意识到在这混乱的局势中难免遭遇不测。对此，他们坦然面对，既然选择了抗日救国就不可能没有危险，他们商定，万一真的被枪毙，也要从容就义，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临刑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危急关头，国民政府迫于全国广泛开展的营救运动的舆论压力，以及时局的变化，最终不得不释放七君子，沈钧儒又一次逢凶化吉。

　　乔装赴港

　　一次次的生死危机丝毫没有停止沈钧儒的救国脚步。抗战胜利后，为了国内的和平与民主，沈钧儒积极活动。1946年年底，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议，再次挑起内战，因民盟竭力主张停战和平，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勒令解散，11月6日，张澜以民盟中央主席名义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宣告民盟解散。即便如此，沈钧儒仍丝毫不改为民主和平奋斗的初衷，坚决表示“民盟一定要搞下去，国内已不能公开搞，我们只有去香港”，“我如走不脱，剃掉胡子也要走”。当时，国内的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紧张，多位爱国民主人士遭暗杀或遇袭，沈钧儒也收到装有子弹的威胁信件，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挡沈钧儒重组民盟的信念和决心。

　　11月26日，一场由沈钧儒与家人共同演绎的金蝉脱壳、化名出逃的计划正式展开。沈钧儒的侄子沈诰驾车携幼子至沈钧儒长子沈谦的诊所，佯作请沈谦为孩子看病。当夜幕降临，趁着天黑，先是沈谦驾车外出，特务跟踪而去。看到特务离开，沈钧儒立即钻进沈诰的车子，只见沈钧儒身穿黑色呢大衣，头戴黑呢帽，一个大口罩包住大半个脸，标志性的长须则裹进大衣领里。趁着茫茫夜色，沈诰载着沈钧儒直奔太古码头，一到码头，沈诰迅速扶送沈钧儒上船，直接进入预定的房舱。考虑到沈钧儒不仅是声名赫赫的社会贤达，而且其本人又有着十分明显的外貌特征，在人群中非常容易被一眼认出，所以一进入房舱沈钧儒即面朝里侧卧于铺上。就这样，凭着家人的机智勇敢和密切配合，沈钧儒甩掉了“尾巴”，顺利登船，除了随行的秘书方学武，没人知道那个蒙着头朝里侧卧休息的乘客便是大名鼎鼎的沈钧儒。

　　从太古码头到吴淞口尚有两三个小时行程。这段时间里，国民党特务随时可能上船检查，只有出了吴淞口航行到公海才算彻底安全。晚上10时许，轮船终于徐徐启航，几小时后驶出吴淞口到达公海，期间负责护送的方学武始终保持高度警觉，沈钧儒则几乎全程保持侧卧姿势。一夜安然无事，第二天东方渐白，沈钧儒起床，这时候他已不再需要掩饰身份，方学武陪他去船上音乐厅喝茶。果不其然，一见到沈钧儒，许多乘客纷纷围过来和他握手问好，随后的几天行程里，沈钧儒始终被一种真诚的热情包围。他激动、兴奋，也感到非常温暖。

　　抵达香港后，沈钧儒和先前已经到达的民盟领导人章伯钧等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民盟组织，宣告放弃中间路线，引导民盟走上了一条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参与建立新中国的光明道路。民盟的历史由此改写，而沈钧儒的人生也从此迈向全新的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