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1907—1988)《八月的乡村》(署名田军)与萧红《生死场》、叶紫《丰收》一同被收入鲁迅所编“奴隶丛书”中。
2021年0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纪念日。东北作家萧军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是最早反映“九一八”事变的文学作品之一，讲述了东北人民不甘当亡国奴、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它从构思到完成到“自费非法”出版，迄今也过去了八十多个年头。这些年里，海内海外到底出了多少个版本，无从考据。在众多抗日题材作品中，被列为近百年“红色经典”,难能可贵。
四十四年后的感慨
一九七八年底，香港文教出版社偶然寄赠的重版《八月的乡村》，引发作者萧军诸多的感慨——“这书不独恢复了鲁迅先生的《序言》，而且刊载了《三月的租界》。这一‘创举’无疑为批判‘四人帮’给读者增加了一个‘便利’。”
编者还特意加附了一张萧军的照片——那是他与萧红当年应邀出席鲁迅先生“梁园豫菜馆”宴会的合影，摄于上海有名的“万氏照相馆”。萧军身着的那件黑白格的绒布衬衣，是萧红前一个晚上不眠不休，从剪裁到缝纫一针一线赶制出来的。
萧军在这版本的扉页上留下这样的墨迹：
题香港版《八月的乡村》并叙
这是香港重版本，此书在国内已久无踪迹，香港尚能重版，感成二律以志。
萧军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晨
(一)
四四年前碧海滨，
勉从一笔写丹心：
三千里外家何在?
亿万黎庶国待存。
热泪偷弹茫渺夜，
秋风却立暮天云。
何堪重睹双双影，
余得虫沙劫后身。
(二)
无怨无尤亦不歌，
南山有岛北山罗。
豪情逝逐托琴剑，
觅句闲吟赋帛戈。
七十古稀人未老，
桑榆迟暮任蹉跎。
鸡虫失得一闲事，
入眼云烟取次过。
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诗写得有些苍凉。鲁迅当年扶持的三个“小奴隶”而今只留下年逾古稀的他一个人，不免心生感叹!
“稀奇客人”讲的故事
萧红在她的散文集《商市街》中有一个章节，开篇第一句：“来了一个稀奇的客人。”从而也揭示了一个不为外人知晓的秘密，此人是谁?——正是好友“黑人”介绍来的傅天飞。
黑人是舒群写作时的笔名，傅天飞与他曾是当年共读商船学校的同窗，而今是游击队的地下联络员，刚从山上下来。傅天飞把在义勇军游击队的所见所闻一股脑儿地倒给了老同学，希望用他的笔为山上的弟兄们写点儿什么。听到激动处，舒群一个劲儿地拍大腿，但也表示这样大的题材自己驾驭不了。
“我给你介绍个人吧，他准行!”
“谁?”
“三郎。”
“就是刚刚出版了《跋涉》的那个三郎?他住在什么地方?我要见到他……”
回溯到八十八年前的那个傍晚，正是该吃晚饭的时候，傅天飞叩响了商市街25号的大门。萧红一边煎着饼，一边跑到屋子里听两个男人说话，以致忘了炉子上的饼，煳了半块，烧起来，还冒着烟……
萧红在文中这样写道：“他们的谈话没有谈完，于是餐具我也不能去洗，就是站在门边不动……这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有时也夹着笑声，那个人是从磐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我只记住他很红的脸。”
《商市街》记述了“两萧”那一段艰难的苦日子。萧红给自己的爱人取了一个好记而且上口的名字——郎华。“郎华”一刻没在她的身边，她就寂寞，心里总是慌慌的。那天听完“山上”的情况后，萧军变得沉默了，常常在屋子里或院子里走来走去，不停地踱步，若有所思，总感觉一种汹涌澎湃的东西在冲腾翻滚……
不知为什么，几天来家门口时时有鬼祟的陌生人的影子出现。在警局工作的朋友催促萧军赶紧躲一躲，似乎“黑名单”上已经有了他的名字。萧红肚子疼的老毛病又犯了，几天也下不了床。为了筹措准备外逃的一切，萧军把她安排到朋友在乡下的家中休养。她只见萧军跑进跑出，说不出怀着怎样的心情在等他回来。被病痛和焦虑煎熬着的萧红这样写道：“一个星期过去了，我还不能从床上坐起来。到了第九天，郎华从外面举着鲜花回来，插在瓶子里，摆在桌上……”
愁云散去，她不知道就在这几天的时间里萧军成竹在胸，一部气势恢宏、紧张惨烈的东北人民奋起抗击日寇的画图业已完成构思。
为了不引起“狗”们的注意，萧军决定用“田军”署名。为了告慰那些失去了土地和天空的淳朴农民，书名定为《八月的乡村》。
傅天飞的形象必须有，干脆就叫他“小红脸儿”;还有陈柱司令、铁鹰队长、萧明、李三弟、李七嫂、康老疙瘩、安娜、刘大个子……以至日本兵松原、地主王三东家的“原型”，都准确定位。人物形象要在具体的事件中展示出来，这是一支并不庞大的“人民革命军”，但举的是红旗，唱的是《国际歌》，要让一种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在每个细节中得以体现。
鲁迅先生看过之后，称“这是一部很好的书”、“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而且有所得的”。他给予了该书充分肯定，还有专家将此书褒扬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文学上的一面旗帜。”
逋客生涯
“两萧”逃离开险象环生的哈尔滨，从大连乘船去往青岛——从“满洲国”回到了“祖国”。
这是一艘名为“大连丸”的日本邮船。此时的萧军已化名“刘毓竹”，自称到青岛投亲靠友。
就在即将登船时，刹那间出现了一伙凶神恶煞般的特务和日本水上稽查队的人，把他们拦了下来：“姓什么?叫什么?什么职业?和这个女人什么关系?……”一个歪戴着帽子的家伙一口气不停地查问。萧军对答如流，面不改色。特务乜斜了一眼身体孱弱的萧红，朝船的方向努努嘴，示意她可以走了。
接着又是一通不喘气的追问：“到青岛去干什么?投奔谁?做什么营生的?住哪个区哪条街门牌多少?……”
按事先准备的说辞，萧军不慌不忙一一作答。他把提箱撂在地上，摸出那个没有任何破绽的“刘毓竹”的证件递了过去。
“看你的这双眼睛，怎么也不像个良民!”特务们实在不甘心，有几个已经在提箱中乱翻起来……萧军怒了，把原本搭在臂弯里的风衣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又索性从兜里掏出个苹果，气不打一处来地啃了一口。
“呜——呜——”开船的汽笛声响彻了码头。特务们一无所获，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这并不高大威猛的汉子捡起地上的风衣，掸掸浮土，提着箱子朝船舱走去。神清气爽，大步流星。
“大连丸”启动了。“拿点儿茶咱们喝吧，口有点儿渴。”看着脸色煞白惊魂未定的萧红，萧军提出了这请求。
“茶?什么茶……我早把它带筒都一齐丢了!”萧红看着右手边的船舷，她明明记得临行的晚上，萧军是把《八月的乡村》的草稿塞在了那个茶叶筒里的!
“唉，可惜了我的一筒好茶……”萧军拍拍风衣的口袋，“在这儿呐!”他狡黠地笑着说。其实就在特务们翻检的提箱夹层，也还藏有他所搜集到的不少日寇罪行的图片。
萧红只是看着他，再没说一句话。
在青岛，他们很快地安定下来。白天萧军去《晨报》编辑稿件，晚上青灯对影，各写各的——萧红夜以继日，一心一意把那篇《王阿嫂之死》延续成《生死场》;萧军继续完成《八月的乡村》，“勉从一笔写丹心”。
但萧军的写作“卡壳了”!他不知道如何处置那淳朴、善良、情窦初开，却又因散漫而违犯了部队纪律的青年农民唐老疙瘩，他犯了难……
萧军不满意自己，以致想把写成的部分烧掉——“别，别!我替你抄出来。”每当这时候，已经完成了《生死场》创作的萧红一定支持他，陪伴他到海边走一走，吹吹海风。而后来请鲁迅先生批评的用“美浓纸”抄录的《八月的乡村》手稿，正是萧红的劳动。这纸害得在灯下工作的鲁迅先生，边摇头边用白纸衬下来勉为其难地审阅，还只叹息是自己的眼睛不行了。
萧军不知道自己所写的这样题材，能不能对社会的推动有所作用，他陷入迷茫中——这可是国民政府所谓“言抗日者杀无赦”的时候!
青岛荒岛书店是萧军经常光顾的地方，中共地下党员孙乐文佯装这里的“老板”。偶然一次谈到写作题材的苦闷，老孙支了一个招儿——找鲁迅，他是中国文化的主将。
“写封信，把你要问的说清楚。信寄‘上海 内山书店 周豫才’，我在那儿见过内山和鲁迅，他们对话常常用日语，关系非同一般。”孙乐文说。
“能行吗?”
“试试吧，总比苦闷和迷茫强啊!”
萧军鼓起勇气，寄出了一封向鲁迅先生提问的信——连同他和萧红离开哈尔滨时的双人照、一本《跋涉》和萧红誊写清楚的《生死场》手稿。
焦急的等待之后，收到的是先生即复的手札!这信竟使萧军和朋友们几次是“噙着泪水”在读。先生答应他们的稿子“可以看一看”，并明确指出“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绝不会一样。”
这推心置腹的话语体现了怎样伟大的心灵!
一个深秋的夜晚，海浪拍打着礁石，溅起了高高的浪花，海风飙急地狂啸。孙乐文把萧军约到了栈桥尽东头一个昏暗的角落，掏出了40元钱，他略显紧张地对萧军叮嘱说：“党内出了叛徒，青岛市委毁了，很多同志被抓。这钱你收着，我也得立即转移了，书店千万别再去。赶快撤!”萧军意识到情势的紧迫，他当下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必须给鲁迅先生写信，别再寄信到青岛来。
往哪儿去?满洲是回不去了，青岛又出了这样的突发情况，只有先去上海，哪怕只见鲁迅先生一面，此生无憾!
萧军、萧红参加鲁迅宴请前，特意在万氏照相馆拍的合照。
在上海的日子
租下一个亭子间，买个小泥炉，再买了米面油盐炊具之类以后，萧军和萧红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人地两生，只有见到鲁迅先生向老人家求援了。细心的鲁迅事先已经派青年作家叶紫对这两个初闯上海滩的年轻人做了一番了解，知道这俩人没有任何背景或党派勾连以后，约见了他们。
从内山书店出来，鲁迅先生疾步去了一个俄国人开的咖啡馆，刚刚坐定，满口咿哩哇啦的小海婴牵着妈妈的手也跑来了——这是一个纯家庭式的会见。鲁迅先生首先推过来一个信封，指指它，对萧军、萧红说：“这是你们所需要的……”萧军知道，那正是他给先生写信向他“暂借”的二十元钱!他鼻子酸了一下，一股暖流涌了上来。临出门鲁迅先生又掏出一把零钱，说是给他们回去坐车用的。萧军把萧红替他用“美浓纸”抄好的《八月的乡村》的稿子交到许广平先生手里，说请鲁迅先生批评。
“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工夫和本领来批评。”早在给萧军的第一封信中，鲁迅先生已然答应了他的请求。然而转过年来的春天，一篇《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出现在鲁迅书案上，“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八日之夜，鲁迅读毕记”，墨香犹在。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鲁迅先生竟给这两个年轻人写了五十多封信，随时指导和告诫。“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
“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得好。”
“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己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
鲁迅先生借故在梁园豫菜馆宴请他们，只是为让这一对年轻人结识些“可以随便谈得来”的文友。后来，他们搬到离鲁迅先生近些的地方，可以随时讨教，便也就成了“大陆新村九号”的常客，也常常吃在那里，萧红也不时地显露一下北方饭手艺。逐渐熟悉起来的小海婴视他们为最好的朋友。听到爸爸要给“两萧”写信了，他便一头钻过来，还不住地喊着：“信笺我来选!要我来……”所以现存的《鲁迅书信》手稿里，数给萧军萧红的信笺漂亮!
1936年秋，在日本养病的萧红从报纸上影影绰绰感到了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心里很沉痛。她给萧军写信发来了“海外的悲悼”，她遗憾地表示，她的哭声不能和大家的哭声混在一道……
萧军为先生守灵三个日夜，扶柩入葬。在墓地，他代表先生曾大力支持过的几大刊物做了慷慨的讲演。他说鲁迅是被敌人迫害死的，但这并不能证明就是敌人胜利了。“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插入我们的胸槽：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
在场数以万计的民众齐声呼喊“复仇!”“前进!”声震九霄云外。
第二年的初春，萧红从日本返回，帮助萧军将《鲁迅先生纪念集》做最后的梳理完成。
谁在唱《奴隶之爱》
在《八月的乡村》中有一个细节，是讲高丽姑娘安娜爱上了萧明这个有点文质彬彬的中国小伙儿。两个人形影不离的行为，引得队员们有意见，也影响到整个部队的情绪，大家议论纷纷。陈柱司令员分别做两个热恋中年轻人的思想工作，萧明是分队长，他明白“暂时分开”的含义，这就是命令，但安娜不干，作为高丽部队高级将领女儿的她，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们都是“饥寒交迫的奴隶”，难道奴隶就不能有爱?可是司令员的话也句句在理啊!她流着眼泪“枪毙”了自己的爱情，在自己的小屋里如泣如诉地唱道：
“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毁灭了吧，还是起来?……奴隶没有恋爱，奴隶也没有自由……”
一九三八年初，萧军从山西只身过黄河到延安逗留数日，毛主席听说了，就抽工夫亲自来探望这位“鲁迅的大弟子”，真的是“礼贤下士”，二人交谈甚欢。萧军很感动，毛主席也很喜欢这个“极坦白豪爽的人”。
返回西安后，在一个欢迎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大会上，一位年轻的歌者以高亢、飘逸的歌喉，演唱着一首动情的歌：
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
毁灭了吧，还是起来……
毁灭了吧，还是起来?
奴隶没有恋爱!奴隶也没有自由!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台下的观众听得很受感动，一个劲儿地鼓掌。
萧军走上前，与这年轻的歌者交谈起来：
“您这歌儿是哪儿来的?谁教你的?你叫什么名字?”年轻人愣了一下，有点莫名其妙的感觉。他告诉萧军他叫王洛宾，是“西战团”成员，这歌儿是他大学毕业以后的处女作。
“歌词是哪儿来的?”
“好像是一本书里的……”
“什么书?”
“哎呦，一时还真给忘了……对，记起来了——《八月的乡村》，没错儿!”
“这《八月的乡村》作者是谁呀?”
“哎呦，这您可难为我喽!听说叫什么军。”
“田军。田军就是萧军，我叫萧军。你这歌写得有特色，我很喜欢。”
“哎呦喂!”王洛宾惊喜地把萧军拥在怀中。
原来从师范学院毕业后，王洛宾被分配在北平的一所中学做音乐教员。每逢暑假学生放假了，他就常常一个人到距学校不远的西直门外高粱河游泳。大约是“七七事变”的前后，有大批东北流亡学生涌来北平，“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不绝于耳。他们也常到高粱河游“野泳”，发泄胸中的愤懑。
王洛宾总见他们在读一本叫《八月的乡村》的书，读到动情处竟抱头痛哭，泪流不止。
当这些同学知道了这独来独往的北平人竟是“学音乐的”，便要求他把那一段“奴隶之爱”给谱个曲，并要教会他们唱。一来二去，每每游泳的时候他们就一齐唱起来，几乎成了这“野泳队”的队歌……
从这“奴隶之爱”起，萧军与王洛宾的友谊始终延续不断。不管谁处在什么坎坷的境况，彼此的心里都装着对方。一九四七年重版《八月的乡村》时，萧军将“奴隶之爱”的词曲附于书后，为保护曲作者不受反动派的迫害，他以“L·P”这两个英文字母，作了“洛宾”的缩写化名。
还有件事说来蹊跷——中共“五老”之一的董必武亲口告诉萧军：《八月的乡村》是他们在长征的路上拆开了页，分着读完了的。是谁把这国民党反动派“严禁”的书刊带给红军的?众说纷纭，还有人说是鲁迅让冯雪峰带去的，知道他要去随队伍远征，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回来。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谜只有请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去解了。
一首“革命烈士的诗”
凡有些年纪的人都忘不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叶的“三年自然灾害”,为鼓舞国民的斗志，虽然物质供应乏力，但民族精神不能倒，于是一大批好书陆续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琳琅满目，如《革命母亲夏娘娘》、《蔺铁头红旗不倒》、《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系列以及各种革命回忆录纷纷出版。其中尤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灰色封面红色题字的《革命烈士诗抄》特别受到年轻人的热捧。那个时期，如果谁能说上几位烈士的名字、履历和他们的诗，再抑扬顿挫地朗诵出来，那简直就是“群众偶像”!瞿秋白、叶挺、陈然、刘伯坚……这些烈士们的故事和他们的诗，人们耳熟能详。
在这本册子选印的诗里，有一首读了让人痛彻心扉的诗，冠在“卢志英烈士”的名下：
弟兄们死了，被人割了头，
被敌人穿透了胸!
活着的弟兄，要纪念他们，他们做了斗争的牺牲!
世界上，惟有为挣脱奴隶的运命，才是伟大的斗争!
惟有做自己弟兄们的先锋，才是铁的英雄!
才是伟大的牺牲!
弟兄们忍耐着艰苦，
弟兄们忍耐着创痛，
不忍耐没有成功;
不流血怎能解脱奴隶的运命;
在地狱的人们，不会有天降的光明!
只有不断的忍耐，不断的斗争，
饥寒交迫的弟兄们……
据说这是卢志英被杀害后，在关押他的牢房墙上发现的，字迹深浅不一地嵌刻着，但清晰可辨。
其实早在《八月的乡村》第六部分中，书中就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一个伤者，在呻叫得没有希望的时候，他竟开始唱起歌来……传染了所有的伤者……即是睡在地上没有着伤的队员们，也被这歌声缠裹住。起始还是迷蒙、模糊的，在半睡里接收着感动，接着他们竟是跳起来踏着拍子合唱起来……”这“跳起来踏着拍子合唱起来”的歌词，正是嵌刻在牢房墙上的那首诗，只字不差。
萧军在《八月的乡村》初版本的后记中写着：“前面说过，只要这书能够使正在斗争着的弟兄们，有一个人能够读到，我便什么全满足了!”作者这期待，经过了八十多年的检验，决不仅仅是“一个人”读到了……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每个时代的到来都是无数奋斗者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记住历史，把握今天，有伟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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