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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懒为官”
来源:文艺报 刘宗武   2023-08-10 08:52:20

  孙犁

  著名的书画大家、国学家王学仲先生,曾写过一副对联,赞颂孙犁的为人和人生道路,其下联曰“孙犁辞爵懒为官”。

  懒,主要有两个读音,两种含义。“现汉”:lǎn,1.懒惰(与勤快为反义词);2.懒倦、没力气。《辞源》:1.lǎn,怠惰,与懒惰义同;2.lài,嫌恶。

  有的学者把“懒为官”诠释为“鄙视仕途”,认为有嫌恶之意。在我看来,这应该从孙犁的人生经历、思想性格、精神气质、志趣爱好出发深入探讨。

  国家社会无疑是需要官员来管理的,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而新社会,知识分子既可以成为各种行业的专家、能人,也可以从政。

  孙犁,河北省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自幼酷爱读书,却从未有过“学而优则仕”的意识。其父经商,家道清寒,他高中毕业,无力再供之上大学。之后去北平两年,先后当过小公务员、小职员,因不堪旧社会恶浊风习辞职回家。再后去白洋淀边同口小学教书。可惜好景不长,教小学仅仅一年,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孙犁的家乡在平汉线(即现今的京广铁路线)附近,日寇入侵,首当其冲。1937年冬,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揭竿而起,执干戈以卫社稷。此时,他义不容辞地做起了抗日宣传工作,先是选编爱国的诗文集印行、发表论文,后在抗战学院讲课,带领村剧团演出等等。1938年春,正式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队伍,1939年春,被派到晋察冀边区工作。他1942年入了党,一直在边区做具体工作:通讯社的通讯指导,当《晋察冀日报》的编辑,以及在华北联大高中部教学,等等。

  他对待工作异常勤奋认真,任劳任怨,不辞艰险。为帮助、指导工农作者提高写作水平,写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和《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在晋察冀地区,他自称“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直到在延安创作了小说《荷花淀》《芦花荡》等,蜚声文坛。

  1945年,日本投降后,孙犁回到家乡冀中,一边做文化宣传工作,编辑《平原》杂志,一边做群众工作,参加“土改”,发动群众。曾短时间做了深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包括乡艺运动”,依然是做实际工作。不过,这时他已是“名人”了,“有生人来,要去陪着,开什么会,要去参加,有什么事,要签名。我是疏懒惯了的,常自觉闹出了欠妥之处,烦扰得很”。(1946年7月4日致康濯信)对官场的繁文缛节,他不习惯,深感苦恼。

  1948年冬,河北省的胜芳镇集中了来自冀中、冀东的文艺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军政干部,准备进入解放了的天津市做接收工作,在新组成的天津日报社,孙犁被任命为副刊科副科长。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官衔”。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孙犁与方纪一起参与创办了《天津日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翻开了中国人民生活的崭新一页,也给从解放区进入城市的干部一个新的选择机会。许多人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天津市的文化教育、文艺单位的领导,大都是从晋察冀进城的干部。这时,孙犁是怎么想的,不妨看看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给老战友康濯的信——

  1948年10月6日夜。“我总要在这一生里写出那么薄薄的一本小说出来才好。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1949年2月21日。“我仍不死心,恋恋写作,春天冀中建政,大生产,我想回去写小说,不知能否成功。”

  1949年4月19日深夜。他劝告秦兆阳“望排除一切写成它,写好作品,就是根本。”又说“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写文章出来,一切就可以心平气和,埋头文墨,应是我们的阵地”。(此信是写给康濯、秦兆阳二人的)

  1949年5月26日。家属来到天津,生活上有些影响,但他说“文章是不能不写的,无论如何要写的”,“我们是已经到了应该集中精力的年纪了”。

  1949年6月22日。“我希望你能安静下来写东西……”

  1949年10月25日。“我眼下没有写东西,但我起了一个念头——想写一个关于抗日战争的小长篇。”(即《风云初记》,作者注)

  1950年2月9日夜半。孙犁被选为天津青联委员,有时给青年作演讲。“昨讲一场,卧床一昼夜,尚未能恢复,身体之坏,实在只有用庄子方法才可解脱,故决定能推出者一概谢绝,安生写文章比什么也强。”

  1950年4月10日。“我希望你多写一些,争取多写。”

  从这些书信中的字里行间,孙犁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坚持写作。他不仅自己这么做,而且也奉劝康濯多写作。从1949年进城时,孙犁已写出了《荷花淀》,康濯也写出了《我的两家房东》,都是名噪一时的佳作,其成绩不相上下。可是,后来康濯有很多行政工作,在写作上就较之孙犁逊色了。

  1950年1月7日夜,在给康濯的信中孙犁说:“丁玲他们有愿意我去《文艺报》工作的意思,我暂时不能离开这里,理由好像和你谈过,如扯到时,可同他们谈谈,我是很感激他们对我的关怀的。”据说是让他当副主编或编辑部主任之职。当然,那时他不能离开天津也是有实际困难。他的父亲去世了,一家大小都要靠他抚养。

  更因为孙犁决心从事写作,他深谙文艺写作之道及其规律,“入深水者得蛟龙,入浅水者得鱼虾”,他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入生活上,多次要求下乡下厂。而且他已经极为清醒地预见到了:“目前的情形,好像有两种办法:一是做文化工作,打起杂来,没有作品。二是决心改行,在行政上熬上去,心安理得。”显然,这两种都不是他的选择。

  “文革”后,孙犁是全国作协的理事、顾问,这些都是荣誉性的职务。《天津日报》创刊之初,副刊科科长是方纪,但不久他就另有重要的工作,坚守编辑岗位的副科长孙犁认真负责,《文艺周刊》办得生机勃勃,作者人才济济,北方众多文学青年,慕名投稿。《天津日报》副刊办得好,是有优良的编辑风格和光荣传统的,这是孙犁和他的同时代的老编辑,如邹明、李牧歌、达生等共同铸就的。在全体编辑的努力下,培养了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和工人作家阿凤、艾文会、张知行等。在《我与“文艺周刊”》一文中,他总结了五条办副刊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是从他们老一辈人就形成了,一直延续至今。

  晚年,孙犁写的回忆担任领导职务的老战友的文章,字字情真意切,句句感人至深,语言质朴无华,内容细致入微。今抄录片段,与读者共赏。

  “我对沙可夫同志有两点鲜明的印象:第一。他的作风非常和蔼可亲,从来没有对他领导的这些文艺干部疾言厉色;第二,他很了解每个文艺干部的长处,并能从各方面鼓励他发挥这个专长。遇到有人不了解这个同志的优点所在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地替这个干部进行解释。”(《回忆沙可夫同志》)

  “远是很聪明的,办事也很干练,多年在政治部门工作,也有一定经验。他很乐观,绝不是忧郁病患者。对人对事,有相当的忍耐力。”“我没有见过远当面骂人,训斥人,在政治上、工作上,也看不出他有什么非分的想法,不良的作风。我不只看见他的当前,也见过他的过去。”(《远的怀念》)

  “小川给我的印象是:一见如故,平易坦率,热情细心,工作负责,生活整饬。这些特点,在一般文艺工作者身上是很少见的。”“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他却能跋山涉水,入死出生,艰苦卓绝,身心并用,为党为人民做了这样多的事,实事求是评定起来,是非常有益的工作。他的青春,可以说是没有虚掷,没有浪费过。”(《忆郭小川》)

  “他有一颗坚强的心,他工作时兢兢业业的,对创作是孜孜不倦的。他有一颗热烈的心,对同志,是视如手足,亲如兄弟的。他所有的,是一颗诗人的赤子之心,天真无邪之心,这是他幼年参加革命的初心,是他从根据地的烽烟炮火里带来的。因此,我可以说,他的这颗心从来没有变过,也是永远不会停止跳动的。”(《悼念李季同志》)

  读过以上文字,把“鄙视仕途”加在孙犁头上,期期以为不可,不敢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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