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懒为官”
来源：文艺报 刘宗武   2023-08-10 08:52:20

　　孙犁

　　著名的书画大家、国学家王学仲先生，曾写过一副对联，赞颂孙犁的为人和人生道路，其下联曰“孙犁辞爵懒为官”。

　　懒，主要有两个读音，两种含义。“现汉”：lǎn，1.懒惰(与勤快为反义词);2.懒倦、没力气。《辞源》：1.lǎn，怠惰，与懒惰义同;2.lài，嫌恶。

　　有的学者把“懒为官”诠释为“鄙视仕途”，认为有嫌恶之意。在我看来，这应该从孙犁的人生经历、思想性格、精神气质、志趣爱好出发深入探讨。

　　国家社会无疑是需要官员来管理的，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的最高理想，而新社会，知识分子既可以成为各种行业的专家、能人，也可以从政。

　　孙犁，河北省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自幼酷爱读书，却从未有过“学而优则仕”的意识。其父经商，家道清寒，他高中毕业，无力再供之上大学。之后去北平两年，先后当过小公务员、小职员，因不堪旧社会恶浊风习辞职回家。再后去白洋淀边同口小学教书。可惜好景不长，教小学仅仅一年，就爆发了七七事变。

　　孙犁的家乡在平汉线(即现今的京广铁路线)附近，日寇入侵，首当其冲。1937年冬，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揭竿而起，执干戈以卫社稷。此时，他义不容辞地做起了抗日宣传工作，先是选编爱国的诗文集印行、发表论文，后在抗战学院讲课，带领村剧团演出等等。1938年春，正式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队伍，1939年春，被派到晋察冀边区工作。他1942年入了党，一直在边区做具体工作：通讯社的通讯指导，当《晋察冀日报》的编辑，以及在华北联大高中部教学，等等。

　　他对待工作异常勤奋认真，任劳任怨，不辞艰险。为帮助、指导工农作者提高写作水平，写了《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和《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在晋察冀地区，他自称“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直到在延安创作了小说《荷花淀》《芦花荡》等，蜚声文坛。

　　1945年，日本投降后，孙犁回到家乡冀中，一边做文化宣传工作，编辑《平原》杂志，一边做群众工作，参加“土改”，发动群众。曾短时间做了深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包括乡艺运动”，依然是做实际工作。不过，这时他已是“名人”了，“有生人来，要去陪着，开什么会，要去参加，有什么事，要签名。我是疏懒惯了的，常自觉闹出了欠妥之处，烦扰得很”。(1946年7月4日致康濯信)对官场的繁文缛节，他不习惯，深感苦恼。

　　1948年冬，河北省的胜芳镇集中了来自冀中、冀东的文艺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军政干部，准备进入解放了的天津市做接收工作，在新组成的天津日报社，孙犁被任命为副刊科副科长。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官衔”。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孙犁与方纪一起参与创办了《天津日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翻开了中国人民生活的崭新一页，也给从解放区进入城市的干部一个新的选择机会。许多人都走上了领导岗位，天津市的文化教育、文艺单位的领导，大都是从晋察冀进城的干部。这时，孙犁是怎么想的，不妨看看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给老战友康濯的信——

　　1948年10月6日夜。“我总要在这一生里写出那么薄薄的一本小说出来才好。这是我努力的方向。”

　　1949年2月21日。“我仍不死心，恋恋写作，春天冀中建政，大生产，我想回去写小说，不知能否成功。”

　　1949年4月19日深夜。他劝告秦兆阳“望排除一切写成它，写好作品，就是根本。”又说“现在的情况是：只要写文章出来，一切就可以心平气和，埋头文墨，应是我们的阵地”。(此信是写给康濯、秦兆阳二人的)

　　1949年5月26日。家属来到天津，生活上有些影响，但他说“文章是不能不写的，无论如何要写的”，“我们是已经到了应该集中精力的年纪了”。

　　1949年6月22日。“我希望你能安静下来写东西……”

　　1949年10月25日。“我眼下没有写东西，但我起了一个念头——想写一个关于抗日战争的小长篇。”(即《风云初记》，作者注)

　　1950年2月9日夜半。孙犁被选为天津青联委员，有时给青年作演讲。“昨讲一场，卧床一昼夜，尚未能恢复，身体之坏，实在只有用庄子方法才可解脱，故决定能推出者一概谢绝，安生写文章比什么也强。”

　　1950年4月10日。“我希望你多写一些，争取多写。”

　　从这些书信中的字里行间，孙犁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强调的就是坚持写作。他不仅自己这么做，而且也奉劝康濯多写作。从1949年进城时，孙犁已写出了《荷花淀》，康濯也写出了《我的两家房东》，都是名噪一时的佳作，其成绩不相上下。可是，后来康濯有很多行政工作，在写作上就较之孙犁逊色了。

　　1950年1月7日夜，在给康濯的信中孙犁说：“丁玲他们有愿意我去《文艺报》工作的意思，我暂时不能离开这里，理由好像和你谈过，如扯到时，可同他们谈谈，我是很感激他们对我的关怀的。”据说是让他当副主编或编辑部主任之职。当然，那时他不能离开天津也是有实际困难。他的父亲去世了，一家大小都要靠他抚养。

　　更因为孙犁决心从事写作，他深谙文艺写作之道及其规律，“入深水者得蛟龙，入浅水者得鱼虾”，他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深入生活上，多次要求下乡下厂。而且他已经极为清醒地预见到了：“目前的情形，好像有两种办法：一是做文化工作，打起杂来，没有作品。二是决心改行，在行政上熬上去，心安理得。”显然，这两种都不是他的选择。

　　“文革”后，孙犁是全国作协的理事、顾问，这些都是荣誉性的职务。《天津日报》创刊之初，副刊科科长是方纪，但不久他就另有重要的工作，坚守编辑岗位的副科长孙犁认真负责，《文艺周刊》办得生机勃勃，作者人才济济，北方众多文学青年，慕名投稿。《天津日报》副刊办得好，是有优良的编辑风格和光荣传统的，这是孙犁和他的同时代的老编辑，如邹明、李牧歌、达生等共同铸就的。在全体编辑的努力下，培养了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和工人作家阿凤、艾文会、张知行等。在《我与“文艺周刊”》一文中，他总结了五条办副刊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是从他们老一辈人就形成了，一直延续至今。

　　晚年，孙犁写的回忆担任领导职务的老战友的文章，字字情真意切，句句感人至深，语言质朴无华，内容细致入微。今抄录片段，与读者共赏。

　　“我对沙可夫同志有两点鲜明的印象：第一。他的作风非常和蔼可亲，从来没有对他领导的这些文艺干部疾言厉色;第二，他很了解每个文艺干部的长处，并能从各方面鼓励他发挥这个专长。遇到有人不了解这个同志的优点所在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地替这个干部进行解释。”(《回忆沙可夫同志》)

　　“远是很聪明的，办事也很干练，多年在政治部门工作，也有一定经验。他很乐观，绝不是忧郁病患者。对人对事，有相当的忍耐力。”“我没有见过远当面骂人，训斥人，在政治上、工作上，也看不出他有什么非分的想法，不良的作风。我不只看见他的当前，也见过他的过去。”(《远的怀念》)

　　“小川给我的印象是：一见如故，平易坦率，热情细心，工作负责，生活整饬。这些特点，在一般文艺工作者身上是很少见的。”“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还不到二十岁。他却能跋山涉水，入死出生，艰苦卓绝，身心并用，为党为人民做了这样多的事，实事求是评定起来，是非常有益的工作。他的青春，可以说是没有虚掷，没有浪费过。”(《忆郭小川》)

　　“他有一颗坚强的心，他工作时兢兢业业的，对创作是孜孜不倦的。他有一颗热烈的心，对同志，是视如手足，亲如兄弟的。他所有的，是一颗诗人的赤子之心，天真无邪之心，这是他幼年参加革命的初心，是他从根据地的烽烟炮火里带来的。因此，我可以说，他的这颗心从来没有变过，也是永远不会停止跳动的。”(《悼念李季同志》)

　　读过以上文字，把“鄙视仕途”加在孙犁头上，期期以为不可，不敢苟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