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晏明
去年11月,作家出版社推出了七卷本《晏明文集》。在公众视野中,晏明是个诗人,他的编辑身份成了虚化的背景,常常被人们省略了。殊不知晏明本人最看重的就是“编辑”这个名号,“甘为人梯”是他50年从业履历不二的职业法则。尽管已是著作等身,那都是业余所为。在他时间的水域,从来都是泾渭分明。
一
甘为人梯——他刚踏进诗的领地,这一信仰就已经落地生芽。
1940年春,20岁的晏明徘徊在重庆街头,半年前刚刚辞去炙手可热的专业演员头衔。国难当头,他毅然诀别湖北省云梦家乡,投身抗日洪流。他认定唯有诗歌才能彻底燃爆自己的爱与恨,而寄出的诗稿全都石沉大海。就在最绝望的时候,收到了著名作家靳以教授热情来信,他的诗作《涢水之春》即将在《国民公报》发表!
是靳以拯救了迷途的自己,“编辑”从此成了他心目中最神圣的职业。此后数年,靳以爱抚的目光始终照耀着未曾谋面的晏明,校正着蹒跚的诗路。为了扶助更多人走进诗的圣殿,1942年晏明便联手几名青年诗人,用吃饭的钱创办了《诗丛》杂志。这是战时陪都重庆的第一本诗刊,作为主编晏明在发刊词中毫不隐讳地写到:“《诗丛》是青年诗人的阵地,希望他们的声音更为强劲。”大批热血青年因诗歌聚集在《诗丛》周围。
之后晏明又先后担任《胜利报》和全国知名大报《武汉日报》的副刊主编,尽管这批青年诗人已经纷纷奔向抗日第一线,但仍是晏明坚定的作者内核。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生死历练,他们迅速成长,成为中国现当代诗坛的中流砥柱。许多名字都如雷贯耳:徐迟、沙鸥、戈宝权、袁水拍、苏金伞、牛汉、彭燕郊、邹荻帆、碧野、王晨牧、甘永柏、徐放、魏荒弩、曾卓、吕剑、陈敬容、唐祈、绿原……
1942年晏明创办了抗日时期重庆的第一本诗刊《诗丛》,时年22岁。
1981年7月24日刘绍棠给晏明的信
二
1951年晏明已是北京《新民报》副刊主编,在如山的稿堆中读到一篇署名刘绍棠的小说《蔡桂枝》,他是北京二中初中二年级学生,字迹稚嫩却笔法老道又清新。晏明如获至宝,立即发排了小说。一天刘绍棠戴着红领巾如约走进编辑部,中午晏明特地请他到名菜馆“同春园”吃饭——这是家人从来都享受不到的待遇,他太喜欢这个文学神童了!此后他们书信往来频繁,忘年交延续了几十年。1970年代末期刘绍棠复出,身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给晏明的信依然真诚如初:“你和我,自从结识,就产生长兄、幼弟的情感,至今不衰。这是因为你一直非常爱惜我,我也一直感谢你少年知遇之情,珍贵无比……”
在晏明百年诞辰之际,文学评论大家谢冕发表了题为《一封信珍藏了半个世纪》的纪念文章。文章说,1960年他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就收到已经调到北京出版社工作的晏明的约稿信,请他撰写一部《浅谈写诗和读诗》的专著,令谢冕诚惶诚恐。谢冕当时二十岁才出头,交稿后更是惴惴不安,度日如年。晏明回信热情肯定书稿的成功,并告知已经通过初审。这封信谢冕一直珍藏至今,他在文中深情地说:“如今我要郑重地说,引导和鼓励我走上学术道路的前辈和朋友许多,我都会终生铭记,但晏明是首先要感谢的,他是引路的‘第一人’……这份温暖,将伴随我一生。”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工人诗歌创作很是活跃。晏明就深入工厂矿山,举办讲习班、朗诵会、改稿会,为他们发表作品、出版诗集。后来涌现出一批中国工人诗人的领军人物:李学鳌、温承训、韩忆萍、范以本等等。几十年后,这些青年诗人都变成老头了,仍然以不同方式向晏明表达感念之情。
那个年代文人都很清贫,但活得都很干净,不齿于送红包和礼物,几句感念之语就足以化解晏明所付出的辛劳了。
1950年晏明与漫画家方成(右后)、诗人沙鸥(右前)齐聚北京,在长城望京石合影纪念。
三
1979年6月,贵州绥阳贫穷的深山沟里,一个名叫李发模的农民儿子,突然被缪斯眷顾,写了一首长篇叙事诗《在雪地上》,不知天高地厚地寄到了北京《十月》杂志。幸运的是,晏明主管诗歌。他一口气含泪读完,立即写了长达三千字的回信。此后进行了持续半年、多个回合的修改,直到双方都感到焦头烂额。在晏明周围,稿件和人情同样积压严重,但他还是力排众议、破例以三百行篇幅发在1980年第一期的诗歌头条。
在湖南衡阳有个教师易龙云,苦于写不出好诗,几度忍痛远离缪斯,是晏明一次次帮他调整创作路径。来到北京,易龙云就索性住到晏明家里彻夜交谈。如今易龙云已经八十多岁,诗兴依旧勃发,出版了几本诗集,多次获全国诗歌奖。家中珍藏着上百封晏明来信,那是他生命中的华彩乐章。
在晏明的故乡湖北省云梦县,得到过他帮助的名单有一长串。赵俊鹏曾是个被诗歌煎熬的热血青年,同样几度诀别缪斯。晏明一封封火热的来信烧灼着他,他终于重拾信念:“我被一个长鞭抽醒了……读一遍流一遍泪,遐龄也流泪了。您心贴心地指引我,扶持我,激励我,深深感动着我。您给了我力量,给了我信心。您说要拼搏啊,‘要掉几斤肉啊’,要长成材啊!我要抛舍恩恩怨怨,潜心苦斗几年,十几年,几十年,乃至生命的最后一息。”此后出版十几部诗集,在台湾得了大奖,成为全县文化界领军人物。
晏明在臧克家家中做客(1992年)
四
1943年,徐迟应晏明之约撰写了长达万字的有关中国歌谣的论文。由于经费及战乱,这篇论文只刊登了一半,《诗丛》就停刊了。晏明带着一家五六口人四处逃难,家里的东西丢得所剩无几,徐迟及其他人的文稿却一张不少。1950年与徐迟在北京重逢,晏明特地捧着文稿跑到徐迟家里,深深鞠了一躬,因没刊登完表示歉意。徐迟大感意外,文稿的事情他早已忘到爪哇岛去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晏明在北京出版社任文艺编辑。他策划了一套“老作家文集”丛书,共十二本。列出的作者名单让大家吓了一跳:郭沫若、夏衍、周立波、巴人、臧克家、曹禺、艾芜、田间、刘白羽、郭小川、徐迟、袁水拍。这些人无不是顶级大家,且都重务缠身,根本顾及不上出书。有人私下里撇撇嘴:“不要说出一套,能出一本就不错了!”
然而晏明做到了。这套丛书装帧精美大气,难得地拯救了一批散落的大家作品。
三十年过去,80年代末,臧克家在题为“我眼中的晏明”的文章中,披露了丛书出版的秘诀:“我们在各报刊发表的文章,自己也找不全,而晏明却为我们找全了散失的文章,真是大海捞针!他把搜集全的文章汇集在一起,再由作家本人完稿。我感到惊异。”夏衍当时看到样书很兴奋,亲自打电话向晏明表达感谢:“你做到了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
那时没有互联网,更没有电子书库的云世界,全部操作只能依靠人工。晏明究竟付出了多少心血,只有天知道!
李凌是中国现当代音乐理论奠基人,中国交响乐团首任团长,后又出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在晏明的建议和帮助下出版了一部《音乐杂谈》专著,反响出奇的好,之后又接连出版了《音乐杂谈》第二、三、四集。回忆这段与晏明的合作,李凌撰文感叹道:“他在理解政策上有较高水平,如对我书中谈到音乐的民族风格问题,民族化与化民族……轻音乐艺术的评价等问题,他能从辩证这一角度给我提出比较全面的意见。”“特别是有时,大家比较着重注意思想情态、政治内容,而对艺术风格的多样化等问题关心比较少,他能及时大胆向我提出,使我作比较全面的考虑。的确,他在这方面,是比较广博、全面的。”鉴于晏明的学识和严谨作风,李凌希望他能到中国音乐学院担任诗词教授,却被晏明婉谢了,他认为自己还是当编辑最合适。在李凌的执意坚持下,晏明最终被聘为学院的特约研究员,兼职授课。
上个世纪70年代末,诗歌史上发生了旷日持久的大论争,朦胧诗代表人物顾城、杨炼、江河等人被推上风口浪尖。晏明在《十月》接连发表了这几个人的诗作,并力荐这批年轻人加入北京作家协会。这一连串动作成为被攻击的口实:“晏明支持朦胧诗”“《十月》的诗歌版面有方向性问题”等等。他当时刚刚恢复工作,并没有十足的底气,但却多次在诗歌研讨会上毫不隐讳地亮明自己的观点:“朦胧诗在我国自古就有,借鉴外国象征派、意象派、现代派的艺术手法,使诗歌具有朦胧美,这是有益的尝试。”他希望对这些年轻人的探索多给予帮助、引导,反对轻率地把一种诗的风格说成是什么体、什么派。
顾城那时才二十岁冒头,性格内向且胆小羸弱,在给晏明的信中披露了自己的心迹:“我挺激动,您不是对我、对我们,而是许许多多我们这样的青年,甚至对几代人。您公正而又热情地对待一切,一切绿色的生命,而您却不考虑自己。”
1986年12月2日,晏明写给王蒙的一封信发表在上海《文学报》。王蒙时任文化部部长,正值仕途峰巅。晏明对小说家王蒙能够写诗十分赞赏,认为诗歌构思新颖且意象新奇,但对发表在《星星》诗刊的组诗《夏歌》提出了意见:有些“句子太长了,最长的三十一个字,一气读不完,要多次停顿才能接下去。”“你这首诗语言、形象、意境都很美,但长句子会影响读者的美感享受。”王蒙非常大度,于1987年8月18日给晏明写了回信,同样发表在《文学报》上,王蒙幽默地说:“我怎么稀里糊涂地写起诗来了呢?”“还是让读者评判吧。”两位诗人的公开对谈,为文学界留下一段佳话。
80年代中期,陆元炽时任北京出版社党组书记、总编辑,准备出版一部诠释《二十四诗品》的专著,想来想去还是邀请已经退休的晏明,担当责任编辑最放心。《二十四诗品》是晚唐诗歌美学和诗歌理论的传世名作,充溢着道家与玄学家的哲学思想,今人读起来艰深且生涩。《诗的哲学哲学的诗》一书出版后,陆元炽在后记中竟用大部分篇幅,表达对晏明由衷的谢意和敬意:“这部书的原稿,交到编辑部时,只能是个半成品。实际上是晏明同志费了很多心血加工,完成了它。特别是对《二十四诗品》每则大意的白话意释,经他润色,可以说是接近于以新诗‘今译’了。”接着陆元炽大发感慨:“可惜,人们对于编辑的理解,比起对于诗人、作家、演员、歌手、记者来说,差得太多太多。我们对于编辑工作的重视,太不够了……编辑每日每时地、经年累月地吃着草,挤着奶汁。”最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晏明在编辑方面的成就不在诗歌之下。
五
晏明当然渴望有更多的时间去写诗,或许在那片水域会有更精彩的浪涌。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市文联就几次跑到《北京日报》,希望把晏明调来当专业诗人。报社舍不得放走甘为人梯的好编辑,晏明就继续无怨无悔地在编辑岗位奉献到1957年。
那时家里三代同堂,连张书桌都摆不下。为了写作,晏明只能搬到单位的职工宿舍,那是用礼堂改成的几十人大房间,他选择了紧把门口的铺位。每天下班,便在办公室铺开稿纸直到深夜,一首首美丽的颂歌就是这样飞进了寻常百姓家。
晏明生命的分分秒秒甚至每一个闪念都交给了诗歌。家人,子女的学业、工作、结婚、生子等等,在晏明的脑海里都被无限浓缩了。有的孩子喜欢文学,他却视而不见。他可以满腔热忱地东奔西跑去辅导陌生人,却无视自己的孩子在文学荒地上茫然无措。
作家陈祖芬深为晏明的人梯精神所动,在上海《文汇月刊》1981年第六期,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当我们赞美玫瑰的时候》,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报刊、电台、电视台随之联动,晏明则收到上千封读者来信——“人梯精神”成为一时热词。
退休以后,晏明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二十年间诗情爆棚、出版了十几本诗集,他似乎在和生命赛跑。1981年至1991年的11年间创作了650首诗歌,是过往30年的5倍。都说诗歌属于青年人,晏明诗歌创作的青春期却出现在六七十岁,这种逆生长不知道比他人要多付出多少艰辛与苦痛!
中国的山水诗有着三千年传承,最早起自《诗经》,当代诗人有责任使其焕发出新生命。他在国内诗坛率先高举起山水诗的旗帜,组诗《黄山,奇美的山》被香港作曲家屈文忠谱写成大型合唱组曲,先后在北京、香港、澳门、台湾乃至美国旧金山等地巡演,“黄山情”成为世界华人共享的情愫。为了寻找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源,他在67岁高龄冒险登上海拔六千多米的长江源头,用生命换来了一部诗集《东娥错那梦幻》。
他有太多的标高需要攀登,为自己没有写出满意诗作而深感自责。当时光渐渐流尽的时候,诗的灵感总在远方飘逸,让他难以触摸。他不情愿地减少了诗歌创作,改写文坛回忆录。30万字的回忆录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文坛史实。
他不止一次独自坐在书房,默默流下了泪水,是喜是悲没人知道。缪斯馈赠给他峥嵘岁月,也让他常常跌入蹉跎的泥沼。
在生命的最后尽头,他终日卧床,手不能执笔,口不能说话,但仍在构思新作。2006年6月完成了一生最后两首诗作《历史的再现》和《诗国丰碑》,三个月后那个呼啸的生命,停止了歌唱,86个年轮永远定格。
贺敬之、李瑛、陈建功、高洪波以及众多诗人先后题诗题字,悼念这位杰出的诗人和编辑家。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的题诗中有这样两行:
烛炬灰飞青春梦,
乐助朋辈冲天鸣。
在诗的最后,陈建功先生对这两句诗作了特别注释:“晏明一生如烛炬般燃烧,培养扶持诗人无数。”
晏明生前,为他撰写的报告文学、专访、诗歌评论,拍摄的电视专题片为数不少。在他看来,自己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沿着前辈的脚步,寻着历代文人铺设的轨迹前行罢了。
检索历史,人梯精神在中国文坛从未缺席,即使有时会被淹没或是淡忘,它的光焰却从未被遮蔽。
我为你敞开我的心灵,
赤裸裸的,血浆般赤裸,
我迎接,迎接你纯洁的瀑布。
即使我在你如狂的瀑涛中,
被你瀑的情爱所淹没,
沉入深潭,灭顶而无憾!……
——《雪莲飞瀑 之二》
这是晏明献给祖国母亲的灼热诗句,从中可以解锁到诗人一生的密码:他皈依缪斯以致甘当人梯,终极动力皆源于对祖国的挚爱。
晏明先生有一部诗集名为《春天的竖琴》,留下的五千首诗作连同甘做人梯精神,像春天的竖琴永远不会喑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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