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战犯管理所改造日本战犯纪实
来源：爱问共享资料—欢迎使   2019-11-24 14:55:36

　　根据侦讯日本战犯的工作需要，1952年6月，山西省成立了“日本战争犯罪分子罪行调查联合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合办公室”)。同年7月至10月间，该联合办公室先后接收了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培训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华北行政委员会公安局、天津市公安局、山西省公安厅等单位解送的136名日本战犯。他们在日本战败投降时的军衔和职务，分别是校级军官2名，尉级军官38名，下士和士兵25名，行政官吏27名，特务、警察、宪兵30名，企业管理者14名。在这136名日本战犯中，于日本投降后又加入蒋介石、阎锡山集团，并参与反共战争者有132名。其中，军事人员98名，特务间谍14名，其他人员20名。他们所在蒋、阎军队中的军衔和职务，分别是少将7名，校级军官80名，尉级军官16名，特务、医生、技师等29名。在这132名日本战犯中，有7名在关押期间因病死亡，故实际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共129名。他们之中有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曾制造“皇姑屯事件”并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作，有杀害中国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凶手大野泰治，有曾将340名中国被俘人员作为“活人靶”以训练日军刺杀的教官住冈义一，有在日本投降后，积极组织、策划日军“残留”山西的城野宏。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周恩来总理就指出，要使日本战犯认罪服法，就必须掌握他们的罪行，做好侦讯工作。遵照这一指示，1952年6月，山西省“联合办公室”迅速通知全省各地、市调查组及重点县的调查机构，选调人员，利用多种形式，开展对日本战犯罪行的调查取证工作。这项工作从1952年6月开始，到1956年5月结束。侦讯人员在全省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数十万群众的共同参与下，共取得日本战犯罪行证据材料18418件。经反复核对，认定可以作为直接证据材料的有4532件，其中包括受害人和被害人亲属的控诉书1706件、当地居民的证明和检举材料618件、战犯同僚和部下的证明材料487件、有关笔录298件、有关档案410件、书报23份、罪行照片137件、勋章和奖状6件、物证127件、其他材料720件。可以作为间接证据材料的有10920件，其中包括控诉和检举材料6489件、证明材料439件、调查报告1892件、其他材料2100件。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当年在中国，尤其是在山西所犯罪行:残杀中国人14251名，伤害中国人1969名，逮捕并拷打中国人10173名，奴役中国人12233674名;烧毁房屋1078处共19264间、寺庙4座、村庄4个、粮食2672510斤;破坏房屋192处共993间、寺庙43座;掠夺牲畜11236头、粮食431778479斤、煤炭5334583000斤、棉花489800斤，以及大量金、银、铜、铁等物资。

　　这些日本战犯当年在中国，尤其是在山西作恶多端，罪行累累，他们在被关押之初，普遍存在着畏罪怕死的恐惧心理。在他们看来，战犯管理所查清他们的全部犯罪事实之日，就是他们被处决之时。因此，他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无论侦讯人员如何审讯，也绝不供述自己所犯罪行。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他们在被关押之初，不是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认罪服法，而是想方设法地对自己所犯罪行进行隐瞒和抵赖，企图蒙混过关，逃避惩罚。例如，作为军事犯罪分子，他们一般只讲战斗杀人的罪行，而不讲平时杀人的罪行;只讲难于取证的罪行，不讲易于取证的罪行，甚至故意扩大难于取证的罪行，缩小易于取证的罪行，以混淆视听，干扰侦讯工作。作为行政犯罪分子，他们在过去多半肩负顾问或参事之责，其任务是在幕后为日军或阎军出谋划策，从事阴谋活动，故其所作所为，鲜为人知。因此，他们能瞒就瞒，能推就推，以致故意编造次要罪行，以假乱真，转移侦讯人员的视线。作为特务、警察、宪兵犯罪分子，他们自信其行踪诡秘，罪证难取，加之由其多年职业习惯所养成的狡猾成性，

　　诡计多端，故其只讲公开罪行，不讲暗中罪行，只讲别人罪行，不讲自己罪行，或明明作恶，却假装不知。当然，除上述之外，这些日本战犯还曾采用过其他种种对抗或干扰侦讯工作的手段或伎俩，诸如有的隐瞒职务，以转移追查目标;有的借口不在犯罪现场，以推卸责任;有的缩短自己在华时间，以逃避罪责;有的故意将名字写错，以混淆是非等。由此可见，怎样改造这些日本战犯，使他们端正态度，认罪服法，重新做人，是摆在太原战犯管理所全体管教人员面前的一项严肃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

　　太原战犯管理所对日本战犯的改造措施

　　太原战犯管理所的管教人员面对日本战犯在被关押之初的种种恶劣行径，并未产生畏难情绪和退却思想。相反，他们深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够彻底改造好日本战犯。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采取了许多人道主义的改造措施，对日本战犯进行改造。其主要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对日本战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为了尽快清除日本战犯思想上的军国主义流毒，增强他们分辨是非的能力，使其端正态度，认罪服法，太原战犯管理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首先，战犯管理所向日本战犯反复宣讲我国政府的有关政策，把策划、发动和指挥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与被驱使和被欺骗到侵华战场上的普通日本官兵区别开来，把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与犯有一般罪行的人区别开来，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等政策，从而使他们认识到只有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罪行，认罪服法，才能得到宽大处理，而继续坚持军国主义立场，顽抗到底，只能是死路一条。其次，战犯管理所还组织日本战犯进行学习和讨论。其学习内容，除中国政府处理日本战犯的方针、政策和中国国家领导人有关处理日本战犯的报告、讲话以及国际形势等之外，还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实践论》、《矛盾论》等等。采用的是边学边议的方法。讨论或议论的问题，对于日本战犯来说，又都是一些极富针对性的问题，例如“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为了日本民族的利益吗,”“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如何,”“盲目崇拜天皇的错误根源是什么,”“是谁把你们拉上战争犯罪的道路,”“你们怎样才能结束背井离乡的生活，获得新的出路,”等。此外，为了配合对日本战犯的政治思想教育，太原战犯管理所在太原电影公司的支持和帮助下，先后为日本战犯放映电影132部，其中有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影片31部，有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影片54部，有关于阶级教育的影片33部，有关其他方面内容的影片14部。

　　(二)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和应有的权利

　　上个世纪5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有关部门，对在押的日本战犯，“在生活标准上要按照国际惯例分级别管理，要尊重他们的人格”，“战犯的管理是很严肃的事情，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人格……不允许打人、骂人、侮辱人的事情发生。要进行思想上的教育和改造。”毛泽东主席就改造日本战犯一事亦曾指示:“敌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改造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方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能只靠强迫、压服……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太原战犯管理所等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不仅认真学习和领会我国领导人的指示精神，而且在处理日本战犯的实践中也正是这样做的。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1)管教人员在管教日本战犯方面，始终把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和应有的权利，作为自己必须遵守的纪律之一。例如，太原战犯管理所在为管教人员制订的六条纪律中，就有两条是涉及日本战犯的人格和应有的权利问题。其中第1条规定:管教人员“不准损坏、丢失战犯的财物”。与此同时，在该所制订的日本战犯财物管理原则中亦规定:“保证战犯的财物一文不差，一丝不丢，一件不损。”战犯的“生活用品允许保留部分自用”、“收缴保管的物品，一针一线都要当面办清手续”、“照顾国际战犯的特点，以教育为主，不强行人身搜查”等等。

　　(2)太原战犯管理所等公检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在对日本战犯进行侦讯和审判的过程中，充分尊重日本战犯的人格和应有的权利，在侦讯工作中，始终恪守摆事实、讲道理和以理服人的原则。他们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对战犯进行讯问。每次讯问的纪录都要让翻译人员向战犯宣读，并由战犯本人签字确认。讯问记录若有出入，战犯还可以重新供述。在整个侦讯过程中，从未发生过打骂、侮辱或虐待日本战犯的现象，也从未发生过对日本战犯进行逼供的问题。不仅如此，侦讯人员为了国家的利益，还常以宽宏的胸怀，容纳着历史的旧恨，甚至对来自日本战犯的新的侮辱或非礼，也尽量加以克制，或据理予以驳斥，而不以牙还牙，进行报复。

　　我国司法机关在审判日本战犯过程中，亦复如此。根据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关于目前关押的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战争犯罪者的处理决定》，1956年6月，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公开审判了被告富永顺太郎的战争犯罪案、特务间谍犯罪案和城野宏等8名被告的战争犯罪案。特别军事法庭在审判活动中遵循的法律程序是:(1)开庭审判前5天，法庭应将起诉书副本连同日文译本送交被告人;(2)被告人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也可以由法庭委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登记的律师为被告人进行辩护;(3)法庭所使用的语言和文件，均应译成被告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文字;(4)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可以向证人或鉴定人发问，各被告人都有最后陈述的权利等。从这些审判程序中不难看出，我国司法机关在审判日本战犯过程中，是充分尊重了日本战犯的人格和应有的权利的。

　　(三)在生活和医疗等方面给予日本战犯以人道主义的关怀

　　尽管当时刚刚结束战乱的中国百废待举，困难重重，但中国政府和人民仍然以博大的胸怀，对日本战犯予以人道主义的关怀。在日常生活方面，我国政府规定向每个日本战犯每月提供人民币18元左右的伙食费。这些钱在当时完全可以保证他们每天都能吃到大米、白面和肉菜。与此同时，我国政府还向他们提供毛巾、牙刷、牙膏、肥皂、纸烟等生活日用品。患病的日本战犯还能得到我国政府提供的挂面、鸡蛋、饼干、牛奶、水果等营养品。此外，我国政府每年还给每个日本战犯发放夏装、冬装各一套以及衬衣、衬裤和鞋袜等。为了搞好日本战犯的生活环境和个人卫生，太原战犯管理所除将监舍粉刷一新外，还建立了定期检查监房、定期对战犯的生活环境进行大扫除和消毒等卫生制度，向战犯们发放杀虫剂，设立澡堂、理发室、医务室、图书室、运动场等。在医疗方面，为了保证患病的日本战犯能够及时得到诊治，山西省有关部门指定医护人员每周2-3次到战犯管理所出诊，凡属轻病号，就近在医务室予以治疗，凡属重症病人，则及时将其送往省城太原的大医院予以住院治疗。据统计，在几年时间里，被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有19人接受过住院治疗。他们在得到中国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后，病情大多得到痊愈或好转。同时，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联系和安排下，太原的有关医院或部门还为在押的99名日本战犯镶牙183颗，为39名日本战犯装配眼镜39副。此外，太原战犯管理所还常常组织日本战犯看电影、唱歌、演戏、开运动会等，以丰富他们的文娱、体育生活。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日本战犯中的一些人学会了唱歌、跳舞、演奏乐器和打篮球等。

　　(四)组织日本战犯外出参观学习

　　为了加强对日本战犯的教育和改造，1956年3月初，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由省委宣传部、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总工会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指导小组，组织和领导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参观了太原钢铁厂、太原玻璃厂、山西师范学院、太原百货公司、晋祠公园、榆次晋华纺织厂、榆次曙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单位或场所。同年3月中旬至5月上旬，该指导小组又将这些日本战犯分成两批，先后前往北京、武汉、杭州、上海、南京、天津、哈尔滨、长春、鞍山进行参观学习。他们在北京参观了北京第二棉织厂、颐和园、官厅水库、中央民族学院、清华大学;在武汉参观了武汉第一棉织厂、武汉医学院、汉口体育场;在杭州参观了中山公园、岳飞庙、西湖、浙江麻纺织厂;在上海参观了申新第九纺织厂、江湾体育馆、上海第二印染厂、上海机床厂、同济大学、曹杨新村;在南京参观了华东水利学院、玄武湖公园、雨花台、南京工人文化宫、南京电影机械厂、中山陵;在天津参观了天津工人文化宫、天津针织厂、天津体育馆、天津动力机厂;在哈尔滨参观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量具厂、哈尔滨亚麻厂;在长春参观了东北地质学院、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鞍山参观了鞍山钢铁公司等等。他们所到之处，亲眼目睹的都是喜气洋洋、充满自信的男女老幼，繁华热闹的大街，蒸蒸日上的工厂，丰收在望的农村，朝气蓬勃的学校。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日本战犯在参观学习过程中，不但未受到任何歧视和冷遇，相反，他们所到之处，都得到当地官员和群众的热情欢迎和无微不至的关照。可以说，日本战犯在各地受到的礼遇，不亚于贵宾。这在世界战犯改造史上恐怕也是一个奇迹。

　　(五)允许日本战犯家属来所探视

　　根据我国政府的政策精神，太原战犯管理所于1956年春决定:允许日本战犯的家属来所探视。同年7月25日至8月3日，经中国红十字会联系和安排，城野宏的妻子城野绫子和女儿、富永顺太郎的妻子富永贵美子和女儿、永富博之的妻子赤松光野和女儿、大野泰治的妻子大野峰寿、住冈义一的姐姐住冈绢枝、菊地修一的女儿等9名日本战犯的家属来太原战犯管理所探视。她们在太原逗留期间，先后会见战犯7次，每次3小时左右。会见时，彼此交谈的主要内容是战犯的生活与学习情况、家庭状况、社会关系、国内形势、战犯所犯罪行及中国政府对战犯的政策，以及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等。

　　太原战犯管理所遵照我国政府关于“战犯家属以朋友对待”的指示，对前来太原探视的日本战犯家属予以热情接待和关照，并组织安排她们与战犯会见，向她们介绍战犯的改造情况，让她们实地参观战犯们的生活、学习环境和文体活动场所，带领她们到太原一些地方进行参观、游览等。这些战犯家属在太原逗留时间虽不长，但其耳闻目睹，感触良多。城野绫子在来华前听信某些传言，不相信中国政府的政策，来太原战犯管理所之后深有感触地说:“这真不像监狱～出乎我的意料～在这里，不仅允许我探监，而且允许我们夫妻同吃、同住，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和管理干部的诚意使我深深感动。”富永贵美子也说:“过去我丈夫在中国犯罪太深，(中国政府)不但对他宽大处理，还允许我来探望，除经济上予以帮助外，还希望我们多住几日，我衷心表示感谢～”她还劝其丈夫:“你还是换上一颗心，好好改造吧～”赤松光野在得知丈夫的情况后亦说:“在日本听到对我丈夫判刑13年的消息，感到惊奇，但按他的罪行看来，又很宽大，我要多谢中国政府的宽大。”住冈绢枝在同其弟会见时说:我“来前对你身体很挂心，但实际看到你比以前还健壮，这下我可放心了。”

　　由于太原战犯管理所允许战犯与亲属之间通信往来，故从1955年3月至1956年8月间，由日本战犯亲属寄给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战犯的信件共有452封，由战犯从太原寄给日本亲属的信件也有260封。同时，战犯亲属还给战犯寄来包裹362个。

　　太原战犯管理所改造日本战犯的成效

　　太原战犯管理所在中共山西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对日本战犯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人道主义感化和组织日本战犯外出参观学习等，在日本战犯改造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创造了国际战犯改造史上的奇迹”。其主要表现有:

　　(一)使日本战犯分清是非，认罪服法

　　日本战犯在被关押之初，思想上仍然充满着军国主义的流毒。他们普遍认为天皇是“现人神”，武士道是军人的最高品质;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不仅可以征服亚洲，而且可以征服世界;日本国土面积狭小，必须向外侵略，并把这种侵略视为日本全民的利益，是解决日本民族生存的根本问题等。通过太原战犯管理所管教人员长期而艰苦的教育、说服和种种人道主义感化之后，他们终于认识到盲目崇拜天皇、鼓吹武士道和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都是极其反动的，是违背科学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到所谓“要解决日本民族的生存问题就必须向外侵略”的逻辑是荒谬绝伦的军国主义逻辑，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的反动行径，等等。与此同时，他们还纷纷表示，今后一定要反对军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战犯破魔丰侯说:我在侵略中国时，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饥饿和流离失所的灾难……我痛恨我的罪行，并憎恨以日本天皇为首的战争凶犯”。战犯村田七朗在参观太原后说:“太原的一切都焕然一新……但在参观中还可以看到城墙上三三五五的弹迹，破坏了名胜古物，这些使我感到万分惭愧和痛苦，我决心再不走战争的道路了。”战犯露木清作在接受管教人员的长期教育后说:“我所犯罪恶的根源是战争。战争是破坏人类幸福生活的坏东西，我决心改造自己，争取中国人民的宽处，将来争取做一名和平战士，以反对战争。”

　　不仅如此，在管教人员的说服、教育和种种人道主义感化下，日本战犯们纷纷主动承认自己的侵华罪行，并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政府的惩处。战犯永富博之在接受中国医生为他镶牙之后说:“我于1943年1月在山西闻喜南白石村，用刺刀插进一个和平居民的口里，刺破了他的咽喉，割下了他的舌头，把(他的)全部牙齿打掉，然后将他残杀了。中国人民对我这个犯有滔天罪行的战犯还给以人道待遇，替我镶牙4个，怎能不使我感激呢～我万分惭愧，我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发誓要彻底地认罪，重新做人。”战犯鹿又秀一在生病住院后说:“虽然我是战犯，但不论医生、护士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我，将我的病完全治好。过去我在侵华战争中，使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痛苦中，而今天我在和平环境里，在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待遇下挽救了我的生命，我决心今后认真地改造自己，一定成为和平战士，以积极行动赎罪。”战犯上田弥太郎在参观武汉医学院后说:“我是个医生，我的使命是治病救人，但是以前我背叛了医生的职责，以活生生的中国人进行细菌试验，培养了大量的细菌散布到南京一带，犯有这种灭绝人性的罪恶的我，受到严惩是理所当然的。”

　　(二)归国战犯成立“中归联”，为反对军国主义和促进日中友好而奋斗

　　归国战犯成立“中归联”，为反对军国主义和促进日中友好而奋斗，这是中国政府改造日本战犯所取得的又一成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日本战犯“按照宽大政策分别予以处理”的决定，1956年6-7月间，中国政府除对关押在太原和抚顺两个战犯管理所的45名日本战犯判处徒刑外，宽大释放了1017名日本战犯，并于6月28日至9月6日，分三批将他们遣送回国(到1964年3月6日，包括被判刑的1060名在押日本战犯全部被释放回国)。这些人归国后，于1957年8月成立了“中国释放战犯会”，后改称“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简

　　称“中归联”。关于成立该组织的宗旨，其成员岛村三郎这样写道:“我们曾经参加了侵华战争，并以战犯身份被关押在中国，后被中国政府宽大释放回国。为了加深反省过去的罪恶，为了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以及为了日中友好作出贡献，我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中归联”成立后，其成员结合自身的经历，编写并出版了《三光――日本人在中国战争犯罪记录》、《侵略――从军士兵的证言》、《新编三光――在中国日本人做了些什么,》、《未被处刑的战犯》、《战鬼》、《难以消灭的记忆》等多种书籍，以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滔天罪行。同时，他们还通过召开会议、举办讲演、座谈、展览等多种形式，与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否定日本侵华史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20世纪60年代，“中归联”站在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前列。80年代以来，他们又展开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的斗争。进入90年代之后，他们除一如既往地开展上述斗争之外，还积极参加反对日本政府向海外派兵等活动。

　　与此同时，“中归联”还为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不懈奋斗。“中归联”成立之初，就曾通过各种形式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情况，以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事业。当时，日本人民正在发起查寻被侵华日军虏掠至日本服劳役而死的华人遗骨，护送幸存的华人回国，及与此相关的募捐活动。为此，“中归联”除进行总动员之外，还参加了中国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和中国殉难者名簿制作委员会，组织其成员搜集中国殉难者的遗骨、开展募捐活动。幸存者刘连仁在日本被发现后，“中归联”的一些成员又主动承担其保卫工作，并一直护送其回国。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归联”和日中友协联合举办了“谈谈中国演讲会”和电影放映会，进一步向日本人民介绍了中国的情况。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归联”多次派遣友好访华团到抚顺、太原，寻找当年曾管教过他们的“恩师”，倾诉师生友情，汇报归国后的情形;还积极支持“松山芭蕾舞团”在东京公演“红色娘子军”，组织“追悼周恩来总理逝世大会”，参加“毛主席逝世国民追悼会”等。在我国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后，“中归联”决定在其本部设立一个事业部，专门负责支持和帮助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有关事宜。“中归联”的一些成员及其后代或来华投资，或与中国企业家合资办企业。同时，“中归联”的成员在日本工商界人士对华投资、我国从日本引进技术或派遣留学生和技术人员到日本去进修等方面，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了表达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尤其是对太原和抚顺两个战犯管理所的全体管教人员的感激之情，“中归联”曾多次表示欢迎中国管教人员访问日本，以叙“师生阔别之情”，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1984年，他们再次向中国原管教人员发出热情洋溢的邀请函。同年10月20日至30日，中国原抚顺、太原两个战犯管理所的部分工作人员组成了访日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友好访问。中国访日代表团在访日期间，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中归联”成员和日本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和接待。代表团在参观访问之余，还同日本朋友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友好交流，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

　　进入21世纪后，“中归联”的成员已纷纷步入耄耄之年，甚至一些成员已作古。有鉴于此类客观原因，“中归联”于2002年4月宣布解散。尽管如此，原“中归联”成员的后代和日本其他一些正直青年，随后又组建了“抚顺奇迹继承会”，继续为反对军国主义和促进日中友好事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