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来源：新周报   2021-09-03 15:35:56

　　76年前，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极其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取得的。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日军打到哪里，中共抗日武装就到哪里

　　抗日战争分为两个战场，即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中共的敌后战场。全面抗战之初，国民党政权拥有210多万正规军(其中1/3为中央军)，还有差不多相同数量的非正规军。面对几十万日军进攻，除了台儿庄一役外，各次会战都以失利告终，经过一年多的战略退却，丧失了半壁江山。此时，正是靠中共领导的军队深入敌后战场，以游击战拖住了侵华日军的后腿，才使其在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停止了战略进攻。在全国抗日战场上，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战场的物质条件最为困难。1937年秋，八路军进入抗日前线的部队只有3.2万人(注：因陕甘宁边区还留下少量留守部队)，步枪只有1万多支，每支枪平均只有30发子弹。在首战平型关战斗告捷后，毛泽东特别强调，八路军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于是，八路军用一部分兵力以游击袭扰的方式配合国民党军防御，主力分兵在日军后方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例如，在晋东北冀西方向，聂荣臻指挥八路军2000人大胆深入敌后，迅速收复数十个县城，并建立了华北第一块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该军区部队在短短几个月里就扩大到4万人。八路军的其它部队也分别挺进晋绥和晋冀鲁豫，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便在日军后方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由红军南方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也于1938年春挺进长江下游南北两岸，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并建立起苏南、淮南和苏皖根据地。这样，日军侵占的人口达2亿的广大沦陷区，有1亿人口的地区被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解放，使侵略者的后方变成了另一个前线，这也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特现象。受到后方威胁的日军自1938年10月攻占武汉、广州后，对正面战场只能实施规模不大的“压制战”，而基本保持僵持，长期以关内的约半数兵力进行“治安战”，并以其特有的毒辣实行了“铁壁合围，纵横扫荡”等战术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后解放区通过粉碎一次次“扫荡”，形成了“发展一缩小一再壮大”的局面，建立起北起长城边、南至海南岛的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日军打到哪里，他们的后方就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打击他们，这也形成了对正面战场最大的战略配合。

　　中共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当年中国受日本欺负，外在原因是新兴的法西斯国家特别具有扩张性和疯狂性，内在原因则是国内社会条件造成一些人的媚外心态，长期封建宗法思想又导致重家庭个人、轻民族社会的恶习，导致一些只知个人私利而不顾民族大义的人投靠日本。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后来在战犯管理所中忏悔道：“我从懂事起便只知祖宗基业，而不知民族国家。”国民党内二号人物、副总裁汪精卫率20多名中央委员和50多名将官投日，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还以降敌的国民党军为基础，建立起数量最多达90万的伪军，也是一个社会腐朽群体对抗战失望而想降日自保的表现。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中国要有效抗日，除了大力抗击民族敌人而不能妥协外，还要对本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其措施就应该是改变代表官僚买办和封建豪绅的专制体制，实行民主、改善民生。抗战时期，蒋介石也谈“抗战建国”，提倡强调“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不过，国民党高层同社会上腐朽的既得利益集团关系紧密，自身权贵家族势力又在战时继续膨胀，未搞任何社会改革，这使国统区的经济日益恶化，党部、官场和军队的腐败更为严重，其控制面积至抗战末期还大为缩小。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在1937年夏天只有人口不过150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至1945年夏天，发展为拥有1亿人口的19块解放区，其根本原因就是将民族、民主两个革命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深入的社会改革。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只实行军队的片面抗战，根本原因是不能也不敢发动人民。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能实行全面抗战，是因为实行了军民团结一致，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才造成了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局面。八路军、新四军能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实行军民一致打人民战争。共产党的军队能得到人民拥护，不仅是军队纪律好，“哪家住八路，灶里有柴烧，缸满院扫净”，更重要的是能解决中国农民祖祖辈辈最期盼的土地问题。抗战开始时，中共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停止土地革命，援引了孙中山提出、国民党却不能实行的政策—减租减息。这在保证不当汉奸的地主还有一定收入的前提下，大大减轻了贫雇农的负担。当时解放区不抓壮丁而实行自愿参军，到处是踊跃报名，是一幅“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得人心者得天下，打击侵略者时也要给群众以实际利益，这就是抗战时敌后根据地能开辟和坚持的根本原因。

　　国共两党抗战表现决定人心向背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八年全面抗战中能坚持下来，正面战场广大官兵也曾对日寇浴血奋战，对此，中国人民一直给予肯定。不过，国民党政权在抗战中后期表现日益消极，尤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采取保存实力等待胜利，这又是当年国内舆论纷纷谴责的事实。1943年开罗会议时，美国罗斯福总统向派到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询问国民党情况，得到的回答只有两个词—“腐败”和“无能”。随后，美国派副总统华莱士来华考察，他发出的感慨又是“来前所闻很坏，来后所见比所闻更坏”。当时，史迪威就建议把援华武器分给“能打日本的军队”八路军，只是因美国的反共政策决定了还是要支持国民党，这一提议才未实现。尤其让人叹息的是，1944年至1945年初，面对强弩之末的日军进攻，尽管中美空军已掌握制空权，国民党军在兵力又居优势的情况下，仍出现豫、湘、桂大溃败，抗战胜利前夕还丢失有6000万人口的广大国土。若全面客观地评价，人们就会看到当年国民党当局的两重性：对广大官兵的抗战功绩要充分肯定，抨击其高层的无能和消极作战也不是冤枉。正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表现，决定了人心向背，抗战结束四年后中华大地上便出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政权更换，当年中国人民的这种政治选择，也是对抗战史的最好诠释。

　　
八路军浴血抗战

　　附录

　　中共最早提出展开对日抗战

　　中国人民进行的抗日战争，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开始的时间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从1931年“九一八”起，整整坚持了14年。当日军以侵占中国东北为起点开始侵华战争时，在全国各党、各派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展开对日抗战。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起对沈阳的突袭并占领南满各主要城市，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都实行“不抵抗”政策，而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沦陷第二天就号召武装抵抗，随即又发出武装抗日的宣言，并派干部在东北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游击队。翌年1月，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对日本宣战，并宣布愿意同一切抗日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东北掀起了一年多的义勇军运动，但在日军的军事镇压和分化收买下很快便失败了。南京政府不但没有派一兵一卒前来支援，反而于1933年5月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承诺取缔关内的抗日运动，并不支持东北的“反满抗日”。当东北的旧式抗日武装被镇压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严密组织的部队能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1936年1月，中共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改名为东北抗日联军，并先后建立了11个军，所属人员于1937年最多达到约3万余人。1935年夏，全国抗日浪潮不断高涨。共产国际“七大”确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即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1936年春，中共决定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解决了同国民党再次合作的一个障碍，中共中央的代表不仅同南京政府开始了秘密谈判，而且与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达成了秘密协定，并同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等势力也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共识。在中共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经中共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南京政府放弃“先安内后攘外”政策，国共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抗日的共识。

　　蒋介石为何被人民抛弃

　　当年中国进行的抗日战争，主要是以国民党和共产党这两支最大的政治力量共同进行的，战争的进程和胜利本来为两党的发展都提供了机会，只是国民党因其自身腐朽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机会。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的最大历史错误，便是拒不进行社会改革，反而加重了民众痛苦。1945年8月，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中国的抗战以日本投降宣告胜利。然而，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政权没有改弦更张，反而在“劫收”时进一步横征暴敛，结果刚享受过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便迅速崩溃。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记者协会讲话时对此解释说：“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