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导南路抗日斗争研究
来源：《南方论刊》 2023年第9期 P61-63，109 作者：陈舒媛 周汉杰   2024-07-10 09:02:27

　　【摘要】1925 年中共在南路建立党组织，后国共合作破裂，党组织活动一度中断。全面抗战开始后，南路各地党组织陆续恢复重建，并领导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 年国民党发动反共逆流，南路党组织从全民族抗战大局出发，极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3 年日军占领广州湾，南路党组织逐步走上独立领导抗日武装的道路，建立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

　　【关键词】广东南路;中共;抗日救亡;武装斗争

　　近代以来，广东南路地区是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苦难之地，同时也是人民不断奋起反抗、寻求国家民族出路和自身解放的斗争之地，南路人民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1925 年，南路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在电白建立，之后南路各地党支部相应建立并不断发展。1927 年4 月国共合作破裂，南路地区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受到重创。此后，南路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各地党组织活动也相继中断。

　　1937 年7 月全面抗战爆发，在国家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捐弃前嫌，呈请国民党进行全民族总动员，形成民族抗战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军侵略。1938 年4 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成立，并陆续派出干部到各地恢复被破坏的党组织。至1939 年10 月，中共广东省委共建立东江、西江、北江、中区、赣南、东南、琼崖、南路八个特委以及一批县委、县工委。[1]中共南路各地组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在抗战烽火中逐渐恢复重建。

　　一、恢复重建党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经过各地广大党员的努力，南路地区在抗战前期逐步形成钦廉地区以合浦为中心、雷州半岛以遂溪为中心、高州六属以茂名为中心的抗日救亡局势。

　　(一)钦廉地区党组织的恢复重建。1937 年春，广东党组织先后派合浦籍中共党员张进煊、中国抗日青年同盟成员李英敏(后加入中共)回合浦开展革命活动，为建党做准备。11 月，合浦籍党员赵世尧被派回合浦、北海等地开展建党工作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通过将公开的抗日救亡运动同秘密的建党工作相结合，取得良好工作成效。[2]1938 年2 月，张进煊、赵世尧、李英敏组成党小组，共同在合浦、北海、廉州等地推动党组织的恢复。4 月，中共合浦特别支部在合浦县廉州镇成立，张进煊任书记，赵世尧、李英敏为委员。

　　1938 年9 月11 日，日军首次侵占合浦涠洲岛，合浦县成为抗日前线。10 月，中共西南特委组织部长周楠被派到合浦指导工作。以原合浦特别支部为基础，于11 月组建中共合浦县工委，张进煊担任书记，直接隶属于广东省委。周楠传达中共广东省委指示，日军随时可能在广东沿海登陆进犯，合浦有沦为敌占区的可能，必须迅速装备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并派干部到灵山、钦县开辟工作，发展党组织，为进一步开辟农村根据地奠定基础。1939 年1 月，在合浦县工委的基础上成立合浦中心县委，统一管辖合浦、灵山、钦州、防城等县党组织，隶属于广东省委。1940 年5 月南路特委成立后，划归南路特委领导。

　　(二)雷州地区党组织的恢复重建。1938 年7 月，南路籍学生黄其江、陈其辉等人由省委派回遂溪利用暑假进行工作，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组织、发动群众，组织青年团体，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青年学生运动;二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党组织。[3]他们到达雷州半岛后，以遂溪七小为立足点，动员当地进步师生和社会青年，成立抗日救亡下乡巡回工作队，到农村开展救亡工作，主要以表演抗日救亡话剧形式感召群众。工作队于8 月中旬结束工作，随后发起组织“遂溪青年抗敌同志会”，以县城为中心分成东、中、西三区，深入各乡村发展青抗组织，出版《青年阵地》刊物。“夜校把识字与抗战教育相结合，教读抗战课本，《老百姓》，演剧宣传等。入夜抗战歌声盈野，此起彼应，形成抗战高潮。……通过青抗会普遍发动还成立了妇女会，老农会，狮子会，国技会，理发会的群众形式，并为群众调解纷争。……通过以上的组织活动，农民觉悟逐步提高”。[4]在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同时，在南路的中共党员注重从事建党工作，培养青年知识分子和农民骨干，发展支仁山、邓麟彰、唐才猷、殷杰、何森、招离、殷英等人入党。1939 年1 月，黄其江着手成立中共遂溪中心支部，黄其江任支部书记，大力发展农村党员，通过兴办农民夜校，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注重农民与知识分子的结合。5 月，周楠到遂溪检查工作，遂溪党组织已发展至200 人左右，后在周楠主持下召开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中共遂溪县工委。10 月，中共遂溪中心县委成立，全县农村党支部发展到30 多个，党员400 多人，书记黄其江，管辖遂溪、海康两县党组织。

　　(三)高州地区党组织的恢复重建。1938 年1 月，抗日爱国将领张炎回南路担任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一区统帅委员会主任。5 月，陈信材、彭中英根据党的指示回到梅菉活动，在张炎的支持下创办《南声日报》，着重报道各地抗日动态，宣传中共团结抗日主张，被誉为“南路人民抗日喉舌”。1938 年12 月，应张炎的请求，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派“香港学赈会青年回国服务团第一团”到高州协助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团部设在高州城西“益寿庵”，团员26 人(后增加到近100 人)，其中中共党员15 人，秘密建立中共特别支部，隶属中共东南特委领导，后归中共高雷工委领导。在服务团的带领下，南路的进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爱国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洪潮。服务团在抗日救亡工作中，寻找和恢复大革命时期失去联系的党员，同时注意对在救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引导，培养一批抗日救亡骨干，并发展党组织。香港回国服务团的到来，为茂名地区党组织的恢复重建作出了贡献。南路特委书记周楠曾对香港回国服务团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在高州六属以茂名为中心，则有香港学振会回国服务团开展各种抗日救亡工作，并推动张炎成立了700 多人的学生总队;经过这些组织，茂名人民紧紧团结在我党的周围，提高了抗日的信心与情绪，从而奠下了以后茂名人民武装抗日的雄厚基础。”[5]

　　1939 年4 月，中共广东省委为加强对南路抗日运动的领导，派周楠、陆新等同志到高州，成立中共高雷工委，周楠任书记。1940 年3 月，省委决定在中共高雷工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南路特委，周楠任书记，统一领导原高雷工委及合浦中心县委属下的党组织，机关驻地先在高州，后迁至法国租借地广州湾。

　　在全面抗战前期，中共南路组织走过了艰难的恢复重建道路，不断探索，经历挫败，反思失误，总结经验。在极端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中共坚持领导南路的抗日救亡运动，极力唤醒南路人民的抗战意识，激励南路人民的抗战决心，并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重建党组织，通过各地党组织带领南路人民从灰暗恐惧的战争阴霾中逐步树立起开展抗日斗争的信心。

　　二、极力维护统一战线，隐蔽积蓄抗战力量

　　1939 年1 月，国民党在全国掀起反共逆流，各地的顽固势力开始活跃，进步势力不断遭到打压，反共高潮波及到南路，南路的政治形势也变得更为严峻，并先后引发各种国共摩擦事件。

　　南路的国共矛盾首先在钦廉地区爆发，主要体现为两个事件：一是中共合浦县委被破坏，党员被抓捕;二是合浦白石水地区的自卫反抗遭到国民党军事镇压。1939 年6 月，合浦中心县委被破坏，所在地廉州儒家巷蔡屋遭国民党第一七五师搜查，搜出几本油印的《党的建设》和一本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广东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的记录以及一批抗日救亡书刊，县委领导人李士洋、陈任生、利培源、张九匡、叶惠清等五人被捕，押至灵山石塘钟秀岩监狱。[6]合浦中心县委机关被破坏事件，是广东省县一级党组织受破坏最早的。然后，中共党员并未因此而退却，而是及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继续通过合法的救亡团体开展斗争，给反共的顽固派以有力地回击。1939 年11 月，日军在钦州湾登陆，占领南宁，控制邕钦公路全线。日军更是利用汉奸、奸商与国民党地方贪官勾结，在合浦和白石水一带，猖狂收购粮食、桐油等战略物资，运往涠洲岛及其他日占区，大发国难财，引起群众强烈反对和愤慨。1940 年2 月起，合浦县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声势浩大的反汪反逆流反奸商运粮资敌的群众斗争，遭到顽固派野蛮血腥的镇压，最后爆发白石水地区人民武装自卫斗争，多次击退顽固派的进击。为最大程度维护抗战统一战线，南路党组织忍辱负重，最后把合浦白石水武装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但也及时转移了党员，保存了领导抗日斗争的力量。

　　在高雷地区，受反共逆流的影响，张炎所费心营造的国共两党精诚团结、合作抗日的局面亦遭到质疑与破坏。1939 年下半年，国民党中央、省党部都派特务到南路，配有电台，专门从事反共工作。“蒋介石的亲信、三青团头子蔡劲军窜到高州、电白等地，组建区、县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分别向各地反共顽固分子面授反共和制造摩擦的各项布置”。[7]1940 年2 月，中共中央为回击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公开发布《第十八集团军致国民党中央的通电》，呼吁停止分裂行为，坚持团结抗战局面。1940 年3 月29 日，高雷工委决定采取统一行动，广泛散发中央《通电》，展开政治宣传和政治斗争。学生队第四中队副中队长的中共党员周崇和与香港回乡服务员团员文允武由于派发十八集团军揭露顽固派倒行逆施阴谋的公开通电被拘捕扣押，亦称为南路“周文事件”。以此事为导火索，国民党极力排挤、削弱中共在南路的力量。最后张炎顶住压力秘密释放周、文二人，但也因此被迫辞职，曾在抗日救亡运动作发挥重要作用的学生队、青抗会被迫解散，香港学赈会青年回国服务团等抗日进步团体亦被驱逐，南路抗日救亡运动走向低潮，中共的群众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由半公开转入地下。但信念坚定、顽强不息的南路中共党员并未因此绝望，而是深入社会，深入农村，联系群众，建立威信，积蓄力量，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南路的党组织从大发展转入健全巩固阶段。

　　1940 年11 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方工委”)成立，直接领导中共粤北省委、粤南省委、琼崖特委和潮梅特委等几个互不统属的系统。粤南省委下辖香港市委、中区特委、粤桂边工委(1941 年1 月撤销)、南路特委、南番中顺中心县委和香港海员工委，机关设在香港，书记为梁广。1942 年5 月，“南委事件”爆发，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粤北省委和南方工委相继遭到破坏，南路特委与上级组织粤南省委中断联系。南路特委研究分析当时形势，认为南路地区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在农村站稳了脚跟，群众能掩护，且日寇已经“南进”，占领香港，南路地区将成为敌后，中共应该在南路坚持抗日游击战争。[8]同时为防止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及时改变领导方式，把集体领导的党委制改为特派员个人负责制领导工作，县委负责人改为特派员，实行单线联系，温焯华、杨甫、陈恩分别担任高州、钦廉、雷州特派员，直接向周楠负责，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南路党组织根据实际形势作出独立判断，及时灵活调整工作方式，为后面南路抗战斗争保留革命力量和干部力量。

　　1939-1942 年在南路发生的一系列国共摩擦事件，一方面表明了南路党组织生存环境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国共关系的处理和协调是一个很考验智谋和策略的问题，而南路党组织在这过程中不断探索、思考、总结;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共真正抗日的决心和立场，虽然国共之间矛盾迭起，但每次都以中共的极度克制和忍让、极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告终，付出了很大牺牲。此外，在此过程中，中共党员得到锻炼和教育，也逐步意识到独立领导抗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逐渐走上独立领导武装抗日的道路。

　　三、创立人民抗日武装，独立自主领导抗战

　　1943 年2 月，日军在海康登陆后，占领了广州湾和遂溪县城，整个高雷地区处于沦陷区边缘，受到严重的威胁。国民党在南路的兵力空虚，稍事抵抗便退入廉江、化县，国民党地方政府跟随驻军仓皇撤离。中共南路党组织毅然决然肩负起领导南路人民抗日的历史责任，号召全体党员坚守岗位，以“抗日自卫、保卫家乡”为口号，团结群众，把工作重点转到建立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群众武装方面，加强敌后和前线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领导。

　　在日军入侵前，在南路指导工作的王均予与周楠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日军势必会进攻广州湾，而驻在广州湾的法军因兵力缺乏，也势必会投降。“我们在南路，前无进路，后无退道，只有准备拿起武装保卫组织，坚守阵地。因此，我们早在广州湾沦陷前，就由特委布置遂溪、廉江、合浦、海康、吴川、化县、钦州、防城、高州等地党组织准备武装抗日”。[9]各地抗日武装活跃起来，在南路特委指导下，各县以支部为单位组织武装自卫，其中以遂溪、吴川、雷州抗日武装组织发展较好。

　　自1942 年粤北省委被破坏后，南路特委虽继续领导南路各县党组织工作，但与上级党领导中断了联系。为恢复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1944 年3 月3 月周楠历经艰辛到达重庆汇报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董必武、王若飞等在听完周楠的汇报后，对南路今后斗争方向主要作了两点指示：第一，强调日军在即将打通湘桂线的紧急形势下，雷州半岛会变成敌后，“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武装力量”，团结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第二，根据各因素分析，寻找地理形势适宜、贫雇农最多、有党员干部、能掌握武装的地方发展为敌后抗日根据地。[10]在得到南方局的指示后，南路特委决定在沦陷区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南路的抗日斗争从此开始进入新的阶段。

　　1944 年8 月上旬，盘踞广州湾、雷州半岛的日军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开始向廉(江)化(县)吴(川)边境发动进攻。“日寇进攻吴化的炮声像雷一样隆隆的响着，炮不停的打，从早晨打到下午，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抵抗，敌人的铁蹄从平坦(吴川县)登陆攻占疍桥(化县)，继续集中兵力攻打广西桂林，企图打通湘桂线，控制我国内地的咽喉”。[11]

　　1944 年8 月9 日，雷州党组织集结遂溪各地抗日联防队和游击小组300 人，集中在老马村宣誓歃血起义，组建“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以唐才猷、支仁山、马如杰为领导，这是南路地区率先建立起来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10 月，部队与遂溪其他武装汇合，组成四百多人的“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在海康、徐闻、遂溪深入敌后进行斗争。11 月，雷州特派员陈恩再次集结中共掌握的联防队、自卫队、游击小组等，组成二百多人的“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二大队”，向遂溪、廉江前线地区推进，与廉江人民抗日武装相配合，伺机开进化县和廉江北部山区创立根据地。在遂西、遂东敌后活动的中共抗日武装力量，在唐才猷率领下合编组成“雷州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与此同时，东江军委与临委方面也对南路工作提供相应帮助，派出两个营级军政干部往南路，并准备再选拔营、连、排级军政干部继续前往，迅速开展西江和南路的工作。

　　11 月25 日，中共广东省委公开发表《为挽救广东全面沦陷危机 坚持对敌斗争》宣言，指出今天的国民党统治者已无能挽救我们了，号召全省同胞，不分阶层，不分党派，立即武装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与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战力量结合，打开广东抗日新局面。此后，中共加大了在华南地区发展抗日武装的步伐。

　　1945 年1 月4 日，周楠在给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报告中称：“目前中心工作是发展武装，而以建立一独立的、脱离生产的武装工作队为中心工作”。“八月至十一月，我们已由一个大队，发展到三个大队，第四个大队亦在建立中，各大队共有六七百人，游击小组一千五百人。”[12]对于南路武装斗争所取得的进展，董必武给予及时的肯定和指示，“你们扩大武装已有成绩，应在敌占区的后面继续扩大，现敌在南路又撤退了一些地方，你们须注意防备国民党军队的袭击，不利时要注意转移，保全实力。要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要顾及群众的负担，如条件许可，游击队要尽可能的设法自己生产一部分，并帮助群众生产”。[13]

　　1945 年1 月13 日，张炎经过多番反复考量，最终同意与中共配合在吴川进行抗日武装起义，联合南路特委所派部队包围占领吴川县政府所在地塘缀。15 日，张炎、詹式邦率部队与中共陈以铁大队配合，三日内攻克国民党吴川县政府，活捉县长邓侠，解除顽军五个中队400 余人的武装，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后中共南路特委与张炎共同分析形势后，决定联合作战，下一步进军化州，相机夺取高州。计划夺取高州后，与罗定的蔡廷锴、谭启秀部汇合，建立茂(名)信(宜)罗(定)的云开山脉抗日根据地。为实现这一计划，南路特委通知茂名、电白、信宜等地的党组织全面发动抗日武装起义。1945年春节前后，中共党组织先后在泗水、云潭、曹江、道平、清井、飞马、烧酒等地举行武装起义。

　　1945 年2-3 月间，国民党155 师从广西调回并联合地方反动武装力量到化县进攻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张炎与南路特委商议放弃进军高州计划，改为开辟廉江、化县、合浦、博白、陆川边境地区，建立长期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来，张炎所带领的高雷人民抗日军被打散，张炎于3 月22 日在玉林被杀害。南路特委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围攻，武装力量遭受损失，被迫改变战略。2 月5 日南路特委在照镜岭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吴、化、廉武装与遂溪部队几百人由周楠、温焯华、唐才猷率领转回群众基础较好的遂溪，整顿队伍，坚持敌后斗争。南路特委回到遂溪后，及时召开特委和干部会议，总结这次吴川起义、南路全面起义的经验教训。会议肯定了起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也符合南方局的指示精神，党员干部在这一过程中也得到深刻教育和锻炼。但是，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会议结束后，南路各地及时调整和整顿，继续坚守在雷州半岛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45 年5 月，为打开南路抗日斗争新局面，南路特委对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进行整编，撤销支队建制，改编为五个团，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民兵3000余人。同时，在廉、遂、化三县边区建立连片的敌后游击根据地，控制了约20 万人口的农村地区，并在根据地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成为南路重要敌后抗日根据地，多次击退敌伪军的进攻。[14]

　　抗战时期的南路地区，各种势力犬牙交错，既是国民党势力盘踞的地方，又是敌伪势力觊觎之地，还有法帝国主义的租借地广州湾。中共处在各种势力之中顽强争夺生存发展空间，异常曲折而艰难，需要灵活的方式方法和智慧的斗争策略。南路党组织最终以强大的理想信念、坚定的抗战信心、英勇的斗争行动，逐步走向成熟，迎接最后的胜利。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共南委广东省委文件1937-1939)[M],1987:445.

　　[2]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南路党史大事记[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74.

　　[3]《温焯华同志回忆南路地区党组织革命斗争的几个问题》.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资料室藏档案,卷号003695-16/5/66.

　　[4]《遂溪县革命斗争史》.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资料室藏档案,卷号003440-16/5/63.

　　[5]高州市党史地志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高州地方史(1925-1949)[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62.

　　[6]窦春芳、卢文编著.赵世尧研究史料[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7:83-93.

　　[7]广州文史资料(第35 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25-40,罗文洪原名周崇文.

　　[8]《温焯华:南路地区党组织的基本概况》,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藏档案,卷号001657-18-4-59.

　　[9]广州文史资料(第36 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7-17.

　　[10]《周楠:我在中共南路特委工作期间(1939-1945 年)的几个片段回忆》(1978 年12 月31 日),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资料室藏档案,卷号001489-18/4/51.

　　[11]《王国强:吴川武装起义回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资料室藏档案,卷号001874-16/1/2.

　　[12]《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文件)(1944.7-1945.11 年)[M],广东:广东省档案馆编,1987:143.

　　[13]中共湛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南路人民抗日斗争史料(1937.7-1945.9)[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66.

　　[1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华南抗日游击队(下)[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1739.

　　〔本文为广东省社科规划2020 年特别委托项目《广东南路抗战历史研究》(GD20TW05-04)、广东省社科规划2022 年粤东西北研究专项《广东南路革命学生运动研究》(GD22YDXZDS01)、茂名社科规划2022 年项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广东南路学生运动史研究》(2022YB0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1.陈舒媛(1988-)，女，汉族，广东茂名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2.周汉杰(1969-)，女，汉族，广东茂名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政策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党史党建。

来源：《南方论刊》 2023年第9期 P61-63，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