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奉天特委领导的抗日斗争及意义
来源：《兰台世界》 2021年第7期 P138-140 作者：李卓然   2024-07-10 09:36:11

　　摘 要 九一八事变后，迫于沈阳日益严峻的革命环境，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将省委机关由沈阳迁至哈尔滨。临行前，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成立了中共奉天特委，负责领导沈阳及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奉天特委从1931年11月建立到1935年1月撤销，在极其恶劣的斗争环境中，率领广大党员和群众，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奉天特委虽然仅存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但为东北抗战积累了异常宝贵的经验与教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中共奉天特委 抗日斗争 意义

　　1931年9月18日，日军突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东北军执行了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沈阳城一夜之间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沈阳后，对沈阳人民实行了野蛮的屠杀和残酷的迫害，同时抢夺了大量的财物，沈阳陷入了极度残酷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共满洲省委鉴于沈阳日益严峻的革命环境，决定将省委机关由奉天迁至哈尔滨。为加强对沈阳及“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了中共奉天特委。奉天特委成立后，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许多共产党员冒着被逮捕、被杀害的危险，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为发动和领导沈阳及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日宣传

　　中共奉天特委成立后，十分重视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193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奉天特委印刷了大批抗日传单，派兵工厂党支部书记梁永盛组织基层支部的党员散发。九一八事变之后，敌人不仅在每个路口设有岗哨，还派大批特务对中国人实行监视，镇压抗日活动。梁永盛在散发传单时被特务跟踪逮捕。敌人多次施以残酷的刑罚，逼他交出组织关系，梁永盛始终没有泄露党的机密，最后牺牲在狱中。1932年9月8日，为号召各阶层民众投身抗日，奉天特委印发《中共奉天特委为“九一八”周年纪念告奉天工农兵及劳苦群众书》2000余份，提出：“‘九一八’是咱们最‘惨痛’‘奋激’的日子!罢工起来、示威起来，纪念‘九一八’!”在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一年所犯罪行的同时，号召工农劳苦群众“起来!罢工、罢操、罢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热河与平津!罢工反对中外资本家的进攻，改善工人生活!武装起来，建立工农义勇军!以民族反日的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及满洲国……”[1]42为动员和组织工人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奉天特委还经常在兵工厂、英美烟草公司、皇姑屯铁路工厂、奉天纺纱厂等党的工作基础比较好的工厂进行抗日宣传。1932年11月，团特委宣传部长田玉清及三名团员在奉天纱厂后门附近，趁工人下班的时机，举行飞行集会，散发传单;1933年1月，特委在纺纱厂、兵工厂等处散发《为一·一八失业斗争宣言》200份;1933年2月，特委印刷并散发《二七宣言》《工人之路》《二二五国际失业日专刊》各150份;1933年3月，散发《三八宣言》和《三一八宣言》各150份。奉天特委的宣传工作，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为发动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等各阶层人士进行反日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领导工人进行抗日斗争

　　日本和伪满政府在奉天、大连、抚顺、本溪等伪满重要的工业城市，对产业工人实行了残酷的剥削。工人们的生活极端困苦，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在党中央和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奉天特委千方百计地发动和组织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特别是在奉天、抚顺、大连、本溪等城市，工人运动不间断地发生。1932年2月，奉天英美烟草公司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为增加工资、改良待遇举行了全厂罢工。斗争坚持了五天，最后取得了胜利。公司同意了增加工资、不准裁人、发六个月津贴等要求。罢工工人愤怒地包围了警察分局，三名被逮捕的工人被释放[2]120。1932年5月，奉天皇姑屯铁路工厂在党的领导下，反对开除工人，争取自由，要求厂方允许工人免票赴天津领取年终花红，最终取得胜利[3]123。1932年12月1日，奉天特委发表了《告奉天工人书》，指出工人阶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指示奉天工人在年关前提出放假工钱照发、年关发赏金、年关分花红、年关不准增加工作时间等要求[4]87。同年12月9日，在奉天特委的号召下，英美烟草公司的党员带领200多名工人为反对工厂增加工作时间展开了斗争，迫使厂方不得不发加班费。1933年6月，“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传达到奉天特委，特委改变了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罢工的斗争方式，一方面发动工人群众为争取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并在斗争中组织赤色工会;一方面发动工人群众直接参加义勇军。特委的工作重心也从发动工人进行经济斗争上升到动员工人参加武装斗争。在奉天特委的领导下，工人们不仅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定的经济利益，还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成为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

　　三、领导农民进行抗日斗争

　　日军占领东北后，在东北农村极力压榨农民，不仅苛捐杂税繁重，还强行贱买农民土地。同时，采用高利息借资本给农民开辟土地，开好之后，日寇便立刻索取债金，如果还不起，就强行没收土地，使大量农民破产，沦为日本侵略者的雇佣者。1932年9月，奉天特委在《告奉天农友书》中号召农民“抗捐、抗租、抗债!打倒豪绅地主、满洲国、国民党!分配豪绅地主的粮食、分配豪绅地主的土地给贫苦的农民”。1933年，奉天特委加紧建立农民委员会、雇农工会组织，领导辽阳、北镇、台辽县的农民以抗租抗税、不缴租、不纳税、不还债、分粮吃大户的方式进行年关斗争和冬荒斗争[5]114。此外，奉天特委还以辽阳、辽西和北镇为中心，进行武装农民工作，动员广大农民加入义勇军，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带领大批有觉悟的农民走上了抗日武装的道路[6]186。

　　四、指导抗日义勇军进行武装斗争

　　1932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这一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的抗日救国。”中共奉天特委认真执行党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加强对义勇军领导的指示精神，一方面创建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一方面加强对各地抗日义勇军的领导。1932年5月，中共奉天特委所属的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创建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军，11月，省委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将这支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1932年8月，隶属于奉天特委的海龙中心县委组建海龙工农义勇军，1933年1月被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建立，使“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发展到了新阶段。为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争取武装斗争的领导权，奉天特委选派共产党员到战斗力强的义勇军中去加强政治、军事的领导。1932年5月，奉天特委指示台辽县委动员同志、干部和群众进入一切救国军中开展工作。根据奉天特委的指示，台辽县委先后派许中午到满都户镇福乐武装大队搞士兵活动，派赵甫堂、李凯臣等人到北仁义、赵亚洲等队伍中开展争取改造工作。1932年12月，奉天特委还给北镇特支发出指示信，要求北镇特支加紧开展对现有义勇军、建国军和乡村大团的工作。同时，奉天特委还配合我党派到义勇军中的领导骨干，一同支持和指导义勇军的武装斗争。1932年秋，奉天特委与河北省委派到辽阳义勇军的共产党员侯薪、孙乙秦接上了关系，一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共产党员邹大鹏被派到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中，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指导自卫军在反日游击区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完善部队政治工作制度，之后奉天特委两次派互济会成员周利亚等人到自卫军从事宣传活动。被派到义勇军去的共产党员在抗战中浴血奋战，赢得了许多义勇军将领和广大士兵的信任，对义勇军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促进作用。

　　五、中共奉天特委领导的抗日活动在东北抗战中的意义

　　1934年4月，奉天特委遭遇第四次破坏，特委的基层组织清原特支、本溪湖特支、台辽县委和沈阳市内的基层支部也遭到严重破坏。夏尚志临危受命，被满洲省委派到沈阳任奉天特委书记。在夏尚志和特委其他同志们的不懈努力下，先后恢复了兵工厂支部、留日军官候补生支部和沈海路支部等基层组织，同时还在“南满中学”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反日会”，并十分重视发动群众同敌人进行隐蔽的斗争。但由于白色恐怖极端严重，交通十分困难，特委跟清原、本溪等外县党组织始终未能接上关系。1935年1月，夏尚志经请示省委同意后，将奉天特委改为奉天市委，不再领导外县的革命活动。虽然奉天特委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他们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并在斗争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鼓舞民众参与抗战也有着重要意义。

　　奉天特委领导的抗日活动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忱。奉天特委的抗日宣传广泛、细致，并将抗日活动深入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等社会各个阶层，极大地促进了人民群众的觉醒。面对强大的敌人，特委的党员干部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用实际行动为东北民众树立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样板与标杆。

　　奉天特委领导的抗日活动为建立我党独立的抗日武装打下基础。在奉天特委的支持和领导下，“南满”地区的东北义勇军逐渐发展壮大，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但由于众寡悬殊，尤其是因为没有统一的领导，先后失败。经过大浪淘沙，这些抗日武装中的精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都成为抗日的中坚力量。这其中不少人加入了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开始组织和统一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转战白山黑水之间，和东北人民一起为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应有贡献。

　　奉天特委领导的抗日活动为东北抗战积累了异常宝贵的经验与教训。北方会议的指示和“左”倾冒险主义在“南满”地区的推行，给奉天特委的工作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使奉天特委经历了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虽然奉天特委最终被撤销，但它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抗日经验，对指导东北抗战和东北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4][5][6]中央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九三月—一九三五六月)[C].哈尔滨：呼兰印刷厂，1989.

　　[2][3]辽宁省总工会工运史志研究室.辽宁省工人运动大事记(1864—1985)[M].沈阳：辽宁省总工会机关印刷厂，1989.

Anti-Japanese Struggles Led by the Fengtian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CPC After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 and Their Significance

Li Zhuoran

　　Abstract After the September 18 Incident,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revolutionary environment in Shenyang,the Manchuria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PC decided to move to Harbin from Shenyang.Before leaving,the Manchuria Provincial Committee established the Fengtian Special Committee to lead the anti-Japanese struggles in Shenyang and southern Manchuria.From its establishment in November 1931 to its revocation in January 1935,Fengtian Special Committee led the Party members and the masses to launch arduous struggles with Japanese invaders in a severe environment.Although Fengtian Special Committee only existed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it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or the anti-Japanese struggles in Northeast,which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Keyword Fengtian Special Committee of CPC;anti-Japanese struggle;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K265.1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 2020-09-22

　　★基金项目：2019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共产党与九一八事变史料收集、研究”(项目编号：L19ADS002)。

　　★作者简介：李卓然，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学士，研究方向为东北抗战史、九一八事变史、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史。

来源：《兰台世界》 2021年第7期 P138-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