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领袖宣讲
来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2期 P141-145 作者：杜芳   2024-07-10 09:46:57

　　摘要：领袖宣讲是抗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建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式。中共领袖作为中共意识形态体系的主要建构者，借助领袖权威和领袖魅力，常在党的会议、党的干部学校、党的纪念活动和群众大会上，对党员和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抗战、民主、团结理念的宣讲。这些宣讲传播了中共的意识形态，重塑和提升了中共的形象，展示了中共领袖的魅力，有力地推动了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文化领导权的建构。

　　关键词：领袖宣讲;文化领导权;领袖权威;领袖魅力;抗日根据地

　　一个政党的领导权不仅包括政治领导权、军事领导权和经济领导权，还包括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对于肩负革命使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建构文化领导权尤为重要。抗战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与路径，成功建构了文化领导权，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的政权合法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领袖宣讲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建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方式。作为中共意识形态体系的主要建构者，中共领袖借助自身权威和领袖独特的魅力，常在党的会议、党的干部学校、党的纪念活动和群众大会上，对党员与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抗战、民主、团结理念的宣讲。这些宣讲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根据地中共文化领导权的建构。

　　一、领袖宣讲在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独特优势

　　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建构文化领导权的方式多种多样，如领袖宣讲、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媒体宣传、思想论战和民众教育等方式。相比较而言，领袖宣讲是较为重要的建构方式。领袖不是单独的个人，“领袖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劝导追随者为某些目标而奋斗，而这些目标体现了领袖以及追随者共同的价值观和动机、愿望以及需求、抱负和理想”[1]。领袖的“劝导”工作就是宣讲。和其他理论工作者宣讲相比，中共领袖宣讲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独特优势。

　　(一)中共领袖是中共意识形态体系的主要建构者

　　领袖群体、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在中共意识形态体系形成过程中具有各自不同的作用，“领袖群体在吸收全党、全社会理论智慧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建构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2]。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已经从实践中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权的道路，并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论证了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和历史必然性。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文章，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阐释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走向成熟，中共已经建构了自己的意识形态体系——毛泽东思想。当然，在这一意识形态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中共的其他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陈云等也都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作为中共意识形态体系的主要建构者，领袖群体熟悉自己理论的内在逻辑和话语特征，加上长期的革命实践，使得他们在宣讲中能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地向党内干部、普通党员、党外人士、普通民众进行传达。同时，中共领袖群体作为中共意识形态体系的主要建构者，相对于其他理论工作者，他们的宣讲更为精准，更为符合理论的本真。

　　(二)领袖权威使他们的宣讲更有成效

　　领袖权威是一种力量，是领袖权力力量和威望力量的结合，这种力量可以促使受众乐于和易于接受宣讲内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党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以毛泽东为首的领袖群体在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中的娴熟水平和高超能力。经过20世纪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中共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袖群体和稳固的领袖权威。领袖权威的树立更多地是靠领袖自身的能力，而不是靠领袖手中所拥有的权力。但不容置疑，领袖手中握有的权力对实现政党目标具有重要作用。在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中，中共虽占1/3，但实际控制着基层政权，中共领袖在抗日根据地民众中有着前所未有的威望和影响力。这种权威使得领袖群体无论面向什么层次的受众，他们的宣讲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三)领袖魅力使党员和民众易于接受他们所宣讲的价值观

　　领袖魅力是领袖在领导活动中，以自己卓越的领导能力与水平、伟大的人格和外在形象对追随者所产生的一种吸引力和感召力。这种吸引力和感召力使追随者自愿地、无悔地跟着领袖去实现他们共同的目标。领袖魅力对政党组织的发展和巩固具有重要价值。领袖的本质工作就是谋略和劝说，领袖魅力使得他们面向内部成员和民众的宣讲更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抗战时期，中共领袖群体不仅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具有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无比忠诚，具有驾驭抗日战争复杂局势的能力，还非常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些特质使得这一领袖群体具有独特的魅力。斯诺曾经这样描述毛泽东：“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3]这种“天命的力量”“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就是毛泽东身上所具有的领袖魅力。这种领袖魅力使他们的宣讲更具感染力，受众更容易接受他们倡导的价值观和理念。

　　二、中共领袖宣讲的场合选择特点

　　领袖宣讲的场合非常重要，它的选择直接决定着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的成效。抗战时期，中共领袖在党的会议、抗日根据地干部学校、纪念大会和群众大会等多种场合,就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共所倡导的抗战、民主、团结的理念等内容进行了高频次、多角度的宣讲。

　　(一)借助中共会议进行宣讲

　　抗战时期，中共领袖们常常借助各种干部大会和党员大会，比如洛川会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陕甘宁边区党政联席会议、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中共七大等，向中共干部和党员传达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37年8月，中共在陕北洛川的冯家庄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等政治局委员，还有政治局候补委员及各方面负责人等20多人。会议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运动战的作战方针。1938年9月底，中共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12人，中央委员5人，党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38人。这是中共六大后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朱德、项英、陈云、刘少奇等都作了自己所负责工作方面的总结报告。1945年4月，历时50天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是中共在抗战时期举行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这次会议共召开全体会议22次，代表团和小组会议多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到会代表几乎都在会议上作了积极发言，因病不能出席会议的同志，也递交了书面意见。中共领袖们在这些会议上的宣讲成为抗日根据地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出席了会议的地方负责人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一般都会把领袖宣讲内容和会议相关精神向自己所在地区、部门传达。

　　(二)借助抗日根据地的中共干部学校进行宣讲

　　抗战之初，中共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教育，以适应中共组织发展和全面抗战的需要。陕甘宁边区先后成立了各类学校，“除去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外，陆续创办了陕北公学、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和马列学院;此后，还成立了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后三院合并为延安大学);还有鲁迅师范、卫生学校、通讯学校、摩托学校等等。培养军事、政治、文化艺术、科学工程、医务卫生、社会科学理论、青年妇女工作等各方面的干部”[4](15)。中共领袖们非常重视这些平台，常常抽出时间到这些干部学校进行 宣讲。

　　陕北公学是中共在延安创办的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毛泽东为陕北公学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先后十几次到陕北公学就抗战、国共合作、青年运动等主题进行宣讲。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张闻天等也到陕北公学讲课或作报告。“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授课，使广大学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极大的鼓舞。”[5]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共在延安培养军事人才的干部学校，它的学员“既有知识青年、专家、教授，也有工农干部;既有年过半百的长者，也有十三四岁的青少年”[6]。这些学员都是经过各种艰难险阻，冲过敌占区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跋山涉水前来学习的。毛泽东曾在抗大作过“民主问题”的宣讲，刘少奇曾作过“共产党问题”的报告。延安马列学院是一所培养中共高级干部的学校，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也多次到该校发表演讲。毛泽东曾在此演讲过《革命和战略问题》《反对投降主义》，陈云讲过《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刘少奇讲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担任马列学院院长的张闻天讲过《待人接物》和《战略与策略》。

　　(三)借助各种纪念活动进行宣讲

　　抗战时期，延安举行过许多纪念活动，比如九一八周年纪念、抗战周年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五四运动纪念、孙中山和马克思逝世的纪念、斯大林生日纪念等活动。这些纪念活动面对的宣讲对象不同于中共会议和中共干部学校，它一般面向人数众多的干部和普通民众。比如，1938年9月18日，延安举行九一八纪念活动，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的1000余人参加了这次大会。1939年12月9日，延安各界举行“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参加大会并发表了演讲，阐释了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1940 年3月8日，陕甘宁边区举办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边区政府组织了妇女生活展览会。开幕式这一天， 3000多名各行各业各界的边区妇女参观了这次展览。中共领袖常常借助这样的纪念活动莅临讲话，阐发中共的政策和政治 主张。

　　(四)借助一般的群众大会宣讲

　　中共领袖们除了在中共重要会议、中共干部学校、延安纪念活动上进行宣讲外，他们还经常出席各种群众大会。一般来说，当有群众大会召开时，部队或地方宣传部门都会对会场进行精心的布置，悬挂主题图像，张贴各种标语口号，“在延安，所有重大事件都会在这样的群众大会上予以宣布”[7](2)。1937年8月1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中共非常重视抗战爆发后的这次群众性体育运动会，张闻天、毛泽东亲临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1943年3月底，陕甘宁边区举行模范生产工作者和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边区政府高度重视这次大会，提前筹划并精心布置了会场。除了200多位模范生产工作者和劳动英雄外，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的工作人员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几十里外的乡民们也被会议主题吸引前来参加会议。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提醒大家要实行节省，要把发展生产和保卫边区结合起来。来自国统区的记者赵超构曾对延安民众大会有过如此描述：“会场内情形确是热闹，锣鼓和人声凑在一起，使得没有兴趣参加集会的人，也不禁要挤进去看一看。”[8]

　　三、领袖宣讲在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路径

　　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们在中共会议、中共干部学校、中共纪念大会和群众大会上到底进行了多少场次的宣讲，我们今天难以进行一个准确的统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方式在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抗日根据地，中共借助领袖宣讲，通过以下路径建构文化领导权。

　　(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建构文化领导权

　　中共要建构文化领导权，必须向党员和民众传播中共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以获取民众对中共的支持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学说，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共立党的理论基础。抗战时期，中共虽然高举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但从未放松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介绍与宣传。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坚持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出版翻印各种关于马列主义刊物与书籍，组织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与读书会等”[9]。宣讲、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共领袖们的重要任务。

　　1939年12月，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政府等联合举行的斯大林诞辰六十周年庆祝大会。毛泽东在会上用简练的几句话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10](152)毛泽东用简练质朴的话语对参加宴会的干部和民众进行了直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重要讲话。毛泽东在对共产主义和其他意识形态进行全面、深入比较的基础上，指出了共产主义的先进性：“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11](666)毛泽东在揭示了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和进步性后，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11](686)

　　除此之外，中共领袖们还在纪念中共成立20周年大会、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中共七大等重要会议上对中共干部、党员和根据地民众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讲。这些宣讲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提高了民众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理论的认知，推动了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文化领导权的建构。

　　(二)在重塑和提升中共形象中建构文化领导权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开始了与南京国民政府长达10年的对峙。在这10年中，南京政府实行新闻封锁和管制，对中共和红军不断攻击，多方诬蔑，诋毁中共形象。抗战时期，国民党继续从思想文化上攻击中共，矮化中共形象。面对国民党的攻击，中共急需借助宣讲和媒体予以澄清并在国内外民众面前重塑自己的形象。

　　1937年8月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抗战动员体育运动大会上批评了华北当局委曲求全、压制民众抗日的错误做法，呼吁全国各阶层一致联合起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的斗争。1938年2月，延安举行反侵略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呼吁不愿做亡国奴的国人，不分党派、信仰、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打倒侵略者。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驳斥了国民党对中共的各种污蔑和谩骂，指出解放区军民实际承担了侵华日军65%和伪军95%的抗击任务。这些宣讲展示了中共坚持抗战的爱国形象。1939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中国缺少两样东西，一是独立，一是民主。而要独立又必须首先要民主，离开民主就不能独立。1944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时阐释了中共对民主的理解，“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10](519−520)。这些宣讲展示了中共追求民主的现代政党形象。“团结”是中共领袖在宣讲中强调的又一重要理念。抗战时期，国共抛弃过去的恩怨，携手合作，共同抗日。因为两党不同的意识形态，加之10年内战的冲突，一些中共党员的思维一直停留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阶级斗争层面。中共急需转变党内阶级斗争的思维，唯有此，才能和国民党真诚合作，顺利开展工作。为此，中共多次借助党内大会和群众大会，强调国共两党合作过程中的团结问题。在国民党屡屡挑起反共摩擦后，毛泽东虽然要求中共党员做好坏的准备，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事变，但同时在许多场合强调了和国民党团结合作的重要性。1939年6月，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国民党的挑衅，告诫全党，“不论何种情况，党的基本任务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与三民主义”[10](129)。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在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的同时，反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1941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会上指出，中共要和全国一切坚持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团结一切力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借助宣讲，中共领袖们向根据地中共党员和民众传播了抗战、民主和团结的理念，改变了被国民党妖魔化的中共形象，拉近了中共和民众的距离，推动了中共文化领导权的建构。

　　(三)在展示中共领袖魅力中建构文化领导权

　　领袖是政党的形象，他们的个性和领袖魅力会增加政党对民众的吸引力，促进民众对政党的认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人作为中共的领袖，他们的宣讲不仅代表着个人的魅力，也直接展示着中共政党的魅力。

　　1937年7月中旬，毛泽东在延安出席延安市援助平津抗战将士市民大会，到会者数千人。在大会上，毛泽东汇报了卢沟桥事变的经过和近况。据当时报纸报道，毛泽东的演讲富有激情，“听众均摩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12]。1939年8月底，毛泽东出席在乔二沟天主教堂举办的陕甘宁边区小学教员暑期培训班毕业典礼。下午三时许，当毛泽东徐步迈上演讲台时，没有任何号令，全体学员起立鼓掌热烈欢迎。“讲台上放一张小桌，几把硬板凳。毛泽东没有坐，也不拿书本，像面对面拉话一样就开讲了。他的语言通俗、幽默，不断地打着手势，做形象的比喻，使大家时尔大笑，时尔鼓掌。”[13]对于毛泽东演讲中展示的魅力，陕北公学的学员们也有着深刻的印象：“毛主席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透彻，比喻生动，妙趣横生，又能结合学员的思想认识回答问题，非常受欢迎。毛主席讲演后，常常被学员团团围住，要求签名留念。”[4](30)领袖宣讲中的领袖魅力对中共建构文化领导权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史沫特莱曾如此报道：“群众大会一结束，大家就回家拿起棍棒、绳子，向很远的地方走去。没有八路军人员跟着他们一起走。他们只是照着别人指点的方向出发，翻山找伤员去了。”[7](151)

　　总之，领袖宣讲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建构文化领导权方面卓有成效的一种方式。中共领袖借助宣讲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了中共倡导的抗战、民主、团结理念，提升了中共在民众中的形象，使民众认同中国共产党并与之一致行动。相当一部分已经加入中共的党员过去对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个深刻的认识，他们加入共产党，或是因为仰慕共产党的声望;或是想依靠共产党减轻捐税，将来能够“吃得开”;或是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到共产党中寻找出路。一部分普通民众靠近共产党或许也只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情感，“只知道共产党好，对抗战有办法，是中华民族希望所在，祖国希望所在”[14]。听过领袖宣讲后，一部分党员在和国民党抗战的比较中，从思想上真正加入了中共，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一部分民众逐渐消除了对中共的偏见，改变了对中共的模糊认知，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中共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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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陈金龙.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探析[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0(5): 11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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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成仿吾. 战火中的大学[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5] 曲士培.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高等教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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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1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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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延泽民. 延泽民文集·第八卷[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4.

　　[14] 吴介民. 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236.

　　[编辑: 颜关明]

Leaders’ preach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CP's cultural leadership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DU Fang

(College of Marxism,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The leaders’ preaching was an important way to construc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leader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s the main builders of the Party’s ideology system, with the aid of the leaders’ authority and charisma, publicized the theory of Marxism and the ideal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democracy, and unity at the Party’s meetings, cadre schools, their memorial assemblies and mass meetings. The preaching helped sprea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ideology, rebuild and upgrade the Party’s image, show the charm of the party leaders, and thus great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ultural leadership in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Key words：leaders’ preaching; cultural leadership; leaders’ authority; leaders’ charisma; the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7)02−0141−05

　　收稿日期：2016−05−13;

　　修回日期：2016−10−18

　　作者简介：杜芳(1975−)，女，陕西洋县人，法学博士，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来源：《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