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纪念
来源：《档案与建设》 2022年第8期 P84-86 作者：付启元 卢立菊   2024-07-10 10:56:13

　　摘 要：抗日战争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军事是当时的首要之务，而纪念活动则是凝聚民心、鼓舞士气的重要手段。对孙中山的纪念是抗战时期的时代主题需要，中共运用举办纪念大会、发表宣传文章、发布宣传口号等形式，在抗战防御、相持和反攻阶段各有不同的侧重点，紧密结合现实需要，调整纪念活动的重点和宣传要点，收到了良好的纪念效果。这些纪念活动是抗战时期中共进行政党自身建设、凝聚团结民心、传承民族精神、强化对外形象的重要举措，巩固和强化了中共政权的存在合法性和领导权威性。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纪念活动

　　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变中国国家地位、民族命运的战争，军事是当时全国面临的首要之务，而纪念活动则是凝聚民心、鼓舞士气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纪念是抗战时期进行政党自身建设、凝聚团结民心、传承民族精神、强化对外形象的重要举措。

　　孙中山的个人威望和社会影响在抗战时期不断上升，逐渐成为中华民族艰苦奋战精神的象征。他为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一、 纪念活动：中共纪念孙中山的形式和内容

　　纪念活动是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手段，是表达政治主张的直观方式，是阐述政治诉求的直接形式。借助纪念空间、纪念符号和媒体力量，能够强化宣传效果。“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借助纪念孙中山，引导社会舆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一是在抗战防御阶段，举行纪念孙中山活动，统一抗日思想，鼓舞全民士气。在此阶段由于中日双方武器装备过于悬殊，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负面情绪和消极思想，需要制止消极抗战思想的蔓延和传播。中共每逢孙中山的诞辰和忌辰以及辛亥革命纪念日、孙中山的重要活动或事件纪念日等，都会举行纪念孙中山的活动，将纪念孙中山与时代需要结合起来，追悼抗日阵亡将士。设立纪念日是人类历史上的显性文化现象，是人们维护传承文化的重要举措，是连接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桥梁，而报刊是近代以来新闻传播、信息流动的主要媒体。因此，借助孙中山的诞辰和逝世纪念日等举行纪念活动，在重要事件纪念日通过报刊发表纪念文章，成为抗战时期纪念孙中山的重要内容，借此弥合国共两党的分歧和对立情绪，重点强化孙中山的革命统一战线思想，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落实。1937年11月11日，在孙中山的诞辰纪念日前夕，《文化战线》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与当前的抗战》，以此纪念孙中山先生，号召社会各界共同抗日。1938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13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办纪念孙中山逝世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解放》周刊于1938年4月1日刊文强调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和现实意义。

　　二是在抗战相持阶段，举行纪念孙中山活动，巩固抗战统一战线，凝聚民族抗战力量。自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仍在正面战场抗战，中共则在敌后地区开展抗日斗争。在孙中山的重要纪念日，中共举办纪念活动，发表纪念孙中山的文章和社论，表达对时局的主张和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认同。1939年，毛泽东提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开始强化孙中山与马克思的共同纪念，增强国共两党的政治认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因此参加民族统一战线的各党派必须拥护三民主义，实行三民主义，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任何轻视三民主义——真正伟大民族的真正伟大思想——的观念，不管是存在国民党党员中，或共产党党员中，都是错误的。”[1]1939年3月13日，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第二天，《新中华报》发表《纪念孙中山与马克思》，表示“在今天的大时代中来纪念这两位伟人是有特殊意义的。”[2]1940年3月12日，《新中华报》发表《纪念两个伟人孙中山与马克思》。1940年3月13日，《抗敌报》发表《纪念孙中山与马克思》，纪念两位伟人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影响。

　　1941年，中共中央关于热烈庆祝辛亥革命三十周年纪念日的决定中提出的口号有：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万岁!中国人民的民权自由万岁!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岁!全世界反法西斯的联合万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万岁![3]这些口号有力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承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建议和主张。

　　三是在抗战反攻阶段，举行纪念孙中山活动，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再造新的国家和民族。1944年后，随着军事力量的壮大，中共政治发声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战胜日本后，面临走哪条道路的问题，在此历史关头，中共呼吁继承孙中山的民族思想，赋予中华民族新的时代内涵，抗战胜利后争取建立自由民主的国家。孙中山强调“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4]对“中华民族”内涵的重塑是孙中山等人的创新性思想，这种新思想在专制帝制结束后，面对军阀割据和日本入侵，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1944年，《新华日报》发文提出，孙中山“要我们同胞集中意志和力量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共同目标之下……树立我们建国的基础，所以我们对于这个纪念日要特别珍重。”[5]

　　1944年，《解放日报》刊发了《边区政府办公厅通知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安排孙中山的相关纪念活动。此外还发表了社论《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词《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美总统罗斯福盛赞中山先生民主思想》等文章，以此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借助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活动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纪念日当天，延安各界民众庄严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当天下午两点，延安各界(机关团体、学校、部队及民众团体)代表千余人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并在延安开群众大会，指出边区敌后人民彻底实现了中山先生手订的三民主义政纲。《新华日报》还发表社论《告慰中山先生——敌后怎样实行中山先生遗教》。

　　1944年3月12日，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标语有：“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见，然后可以决胜。”“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6]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的纪念大会礼堂现场，悬挂各种标语和口号：“三民主义万岁!”“纪念孙中山先生，要加强国共合作。”礼堂入口处悬挂着“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所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礼堂四壁，则有孙中山先生遗教，皆为孙中山先生四十年来追求中国的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真知灼见，如“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7]1945年3月12日，民国邮政总局发行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纪念邮票。《新华日报》发表时评，借助纪念孙中山，引导人们思考怎样建设抗战胜利后的国家。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孙中山的活动规模较大，纪念仪式的举办次数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纪念文章也明显增多，文章内容紧密结合时代需要，继承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争取民族独立，唤起民众，凝聚人民共识。

　　二、 现实意义：中共领导权威的巩固和强化

　　纪念活动是面向社会大众公开的集体行动，是以特定的精神引导为基础，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的象征性与表演性、例行化与固定化的行为方式，围绕纪念主题，开展系列活动，体现了举办主体的政治信仰、价值取向、文化追求以及目标诉求。抗战时期，中共举行固定化、系列化、大规模的孙中山纪念活动，从四个层面巩固和强化了本身的政党领导权威。

　　一是借助纪念孙中山，注重政党的自身建设。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处于危难环境中，日本妄图以武力侵占中国，在占领区实行奴化教育。国民党方面多种势力混杂，复杂多变。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首先需要统一党内的思想，在党内成员思想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加强组织培训，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以时事政策教育、军事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培训活动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尤其是在爱国主义教育方面，借助每次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以孙中山的爱国思想和崇高品德塑造党员的精神世界，注重党组织精神内涵的培养和提炼，把爱国主义的思想注入到每个党员心中。

　　二是借助纪念孙中山，注重民族精神的传承。“民族”一词是在近代由日本传入中国的。抗战时期，日本的入侵唤醒了民众心中的民族意识，中共对“中华民族”和“国家构建”的概念在抗战时期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在反对日本侵略的过程中，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构建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共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方针政策，获得了少数民族的信任。坚定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中国抗战的精神动力。在抗战的过程中，结合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让民众认识到中共抗战继承了孙中山爱国的民族精神以及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思想，延续了中国传统的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情怀，中共也借此树立了积极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形象。

　　三是借助纪念孙中山，注重唤起民众团结的力量。中国由专制王朝进入共和时代以后，传统的政治秩序需要重构，民族领袖的权威力量在此时尤其需要获得广大民众的认可。爱国奋斗是孙中山一生革命的宗旨，孙中山在国共两党以及广大民众中具有极高的威望，在整合民族意识、唤起民众团结抗日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凝聚作用。“仪式是一种手段，社会集团可以凭借这一手段来表达和加强集团的情感和团结，从而使其成员达到一种情感上的一致性。”[8]纪念孙中山的过程能提升民众对国内外时局的思考和应对能力，为团结民心提供思想资源，为持久抗战提供精神动力。1939年，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布通知，确定了开展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活动的办法和宣传要点，要求在纪念日当天“在各级县城召集群众纪念大会，如遇有集市、庙会，可利用集市庙会的时间和地点召开，各级党部、各机关、部队及群众团体的支部均应帮助与领导当地纪念工作的筹备及进行。”[9]并指出，各级党委及各群众团体接到通知后，应立即根据实际情况布置纪念工作，根据宣传要点将其广泛地传播到群众中去。

　　中国共产党通过纪念活动，借助各种纪念载体，广泛宣传孙中山的爱国思想、奋斗精神和崇高品德，获得社会各界的政治认同感，有利于整合各种思想观念，增进抗战中的民族共识，同时在各党派中凝聚人心，减少矛盾和分歧，团结一心共同抗击日本侵略。通过纪念孙中山，号召社会各界民众积极投身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保家卫国，为抗战贡献力量。

　　四是借助纪念孙中山，注重权威形象的塑造与宣传。纪念活动运用集中宏大的场景大会、直观形象的文字表达等形式，营造出塑造形象、树立权威的强大力量，表明了中共对待历史和人物的强烈态度，体现了中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对于塑造中共的正面领导形象具有积极的作用。

　　抗战期间，中共通过不同时段对孙中山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一是构建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的政治认同。中共借助举办孙中山纪念活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动员民众参与抗战，传播了自身的政治主张，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合法存在的理论基础。二是借助纪念活动中公开发表的宣言、通告、口号和社论、宣传文章，广泛地全方位地向国内外民众宣传自身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仪式与象征既可以表达权威，又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它们与权力关系相互依存、互为因果。”[10]可以说，抗战期间举办的孙中山纪念活动，对于树立中共的领导权威与扩大社会影响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三是在国际上赢得同情和支持，借助孙中山在西方国家和海外华人华侨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影响，增强中共在西方国家和海外华人华侨心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同时增强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力量。可以说，经过抗战时期的政治宣传、组织动员、社会整合等方式，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中，中共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代表着先进的政治方向和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正确道路，为以后中共领导广大民众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0页。

　　[2]《纪念孙中山与马克思》，《新中华报》1939年3月13日，第1版。

　　[3]《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15—1937)》第一册，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页。

　　[4]《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2页。

　　[5]《国父逝世十九周年》，重庆《新华日报》1944年3月12日。

　　[6]《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标语》，《解放日报》1944年3月14日，第2版。

　　[7]《延安各界民众庄严集会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解放日报》1944年3月14日，第1版。

　　[8]吴晓群：《古代希腊仪式文化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9]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1994年，第203页。

　　[10]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2页。

　　*本文系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文化人才培养对象项目“用好南京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研究”(项目编号：21WQ6015)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档案与建设》 2022年第8期 P8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