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炮兵从九一八事变后,数次缩编,由三旅九团减到两旅四团,武器弹药,马匹装备等只有消耗,没有补充。经费方面,以炮八旅所属的两个团来看,一是属东北军系的炮十二团,没有一切行军伕杂等费,使用是一等骡马,领的是三等马干;另一个属“中央”系拨来的炮七团,则应有尽有,他们是野炮团,使用三等骡马,竟领一等马干。这种待遇不平等,表现了亲疏之分。
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在西安王曲镇开办了军官训练团,抽调所属部队中少校以上军官受训。我是第三期的学员(原部队驻洛阳,任独立重炮十七团第一营营长),在受训期间,听到的训话、演讲、授课和同学们的话,都是主张一致抗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炮八旅参谋处处长王斛对我说:张副司令在西安把蒋介石扣了,并嘱咐我保密。黄永安旅长已接到张副司令密电,他接到电报后,急趋洛阳军分校见祝绍周,将张副司令的密电指示向祝绍周告密。十二日晚饭前,他召集团、营长会议,地点在旅部会议室。
当时东北军驻洛阳的炮八旅直属野炮两团,即炮七团(中央拨来,不驻洛阳)和炮十二团(东北军)。炮十二团团长徐德庸、副团长王銮廷、第一营营长齐长生、第二营营长张兴华、第三营营长李春生。旅长黄永安(号大定),参谋长刘炳寰,参谋处处长工斛。另有独立重炮第十七团(东北军,直属军政部)团长叶筱泉、剐团长步凤翔、第一营营长罗文光、第二营营长韦献琛、第三营营长孙中元。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旅长黄永安、团长徐德庸、叶筱泉、营长孙中元、齐长生、张兴华、李春生、罗文光、韦献琛。首先由黄永安发言,他说:“昨接西安来电,张学良劫持蒋委员长,这是叛逆行动,我们不能服从乱命。”当时,齐长生营长质问:“那么中央命令我们打西安,我们打不打?”黄答复说;“中央命令打就打。”张兴华立即应声,表示拥护旅长的主张。徐德庸团长说:“我们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培养的,打西安对不起副司令。”接着就痛哭流涕。叶筱泉团长只是用手帕拭泪不发言。黄永安再次发言,劝我们要明大义,不能听从乱命,还要权衡利害轻重,我们携家带眷,有老老小小,打起来就要作毫无意义的牺牲。我们没有步兵援助,不能单独作战,且只有两个团,兵微势弱。四面八方都是中央军,我们携家带眷怎能突围。目前西安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只有严加警惕,不要妄动。我不会给大家亏吃,我负责大家老小的安全。李春生营长说:“四面都是中央军,还警备什么?对谁戒备?”我接着说:“事已至此,旅长确能保证安全无事吗?”黄永安说:“大家可以放心,我当然要保证安全无事。”
散会后,我们几位营长步行出旅部大门。有的说:不忍心对张副司令背叛,明天请假不干啦!有的说:看情况待机而动,我决不束手待毙,到时候咱再调炮头。
十二月十三日,旅长黄永安下达命令,将团长徐德庸、第一营营长齐长生、第三营营长李春生,以不服从命令撤职,遗缺以参谋长刘炳寰任团长、参谋处处长王斛升任参谋长。以第二营营长张兴华升任参谋处处长,以连长田玉佩、谭某升任营长。同时并将十二团缴械,所有炮、弹及马匹送给第四分校,以此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即如此,黄永安也不过换来了一个中将旅的职位。当时,他未敢迫令十七团缴械,表明他还是有所顾虑的。
十二月十二日,洛阳第四军分校教育长祝绍周,首先将其军士大队长赵云飞软禁,继而将有关东北人士和东北军的军官一律加以软禁或监视。在军校内,凡由东北军送来的学员,学生也不例外,当时在洛阳及军分校就有数以千计,但群龙无首,只有听之任之。也有些学员或学生由于和东北军的长官关系较深,便暗中逃回西安原部队。
十二月二十五日,听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下午,接着通知,官佐集合迎接委员长。驻洛阳的四分校和陆空军官佐,整队于西工路旁。不久,一架大型飞机降落西工机场。转瞬间,数辆汽车相继而过。次日,又欢送蒋介石偕宋美龄乘机起飞,随后张学良也乘机起飞了。在张座机起飞前,先有两架深绿色的战斗机保护,随后又有七架战斗机尾随飞行。我们在地上瞭望望,心中忐忑不安,意识到张副司令此去是凶多古少。
抗战开始后,黄永安由中将旅长调为一战区炮兵指挥官,再调为军委会中将高参,最后跑到台湾成为一个无聊的闲员。
* 作者时任炮八旅十七团第一营营长。——编者
西安事变亲历记/吴福章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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